饶宗颐著作 饶宗颐与金庸

1952年5月,饶宗颐受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接着担任高级讲师、教授。不久,金庸与他相识了。那会儿,金庸第二次恋爱,对象是香港大学中文系女学生朱露茜(朱枚)。朱露茜读了《新晚报》上连载的小说《书剑恩仇录》后,着了迷,便给金庸写信,金庸约见了她。临近大学毕业,朱露茜在《商报》当了一名见习记者,经常与金庸见面。这些,她的老师饶宗颐却一点也不知情。

直到第二年的5月1日,金庸与朱露茜结婚,饶宗颐应邀赴宴。这是他第一次与金庸见面,在香港湾仔港湾道一号的君悦大酒店。饶宗颐生于1917年8月9日,比金庸大七岁。

婚后几日,金庸夫妇拜访饶宗颐。金庸问饶宗颐:您的治学之道博大精深,文史哲艺融会贯通,是一个“业精六学,才备九能”的全才,可是,我听说您从未上过大学,这是不是真的?

饶宗颐笑眯眯地答道:从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啸楼读书,家藏十万部书,我究竟读了多少,现在无法想起。这样一来,上正规学校反成为副业,我总觉得学校里老师讲的,我早已知道。还有我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家学正适应我的学习特点,不上学也变成顺其自然之事,父亲也就同意了。

即时,饶、金二人一边喝茶,一边聊起童年求学的情景。

饶宗颐说:我的老家在广东省潮安县。父亲为我取名“宗颐”,是希望我效法北宋理学名家周敦颐。至于“选堂”是自己起的号,是我作书画和题词时落款用的,因为我读书喜欢《文选》,绘画喜欢钱选,还有道教的创世纪遗说“选擢种民留伏羲”里讲到“选擢种民”,我将这一个发现做个纪念,起号“选堂”。

饶家是清末民初潮安地区的首富,饶宗颐的父亲饶锷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参加了“南社”,倡设国学会,是当地颇为有名的学者;他的伯父是名画家,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钱,数量多达数千种。家族浓厚的文化学术氛围,使幼年的饶宗颐启蒙心智、开阔视野,也为他后来在学术与艺术天地纵横驰骋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

“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饶宗颐告诉金庸,他三岁读杜甫《春夜喜雨》和周敦颐的《爱莲说》;六岁开始练书法、学国画;九岁已能阅读《通鉴纲目》等古籍;十岁便能诵《史记》篇什,历阅佛典经史和古代诗词曲赋;十六岁已经出口成诗……

1932年,饶锷病逝,留下《潮州艺文志》未完稿,饶宗颐继承父志,用了两年时间续成此书刊于《岭南学报》,一鸣惊人,从此崭露头角。二十三岁时,他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我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宾四(钱穆)也是,不过他没有我的条件好。

其实陈寅老(陈寅恪)也是这样,他到外国留学是游学,随便听课,不一定注册,不拿文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援庵也都是这个类型的,不受框框的约束干扰,自由发挥。”饶宗颐说。

金庸说:“我来香港多年,竟然不知道饶先生也来了,而且早就与香港结缘。”

饶宗颐说,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成学问,“开窍”十分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

1938年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途中,饶宗颐因病滞留香港,因祸得福,得到两个意想不到的机缘,一是协助王云五编撰《中山大辞典》的书名词条和编甲骨文的八角号码,一是协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王云五和叶恭绰都是民国时期介于政治和学术之间的重要人物,又都是著名的藏书家。

饶宗颐在协助他们编书的过程中,得以遍读两位大家的珍版藏书,得以“开窍”,为以后的学术发展开拓了一片新的广阔天地。饶宗颐学术中的古文字学、甲骨学、词学、敦煌学等研究,都植根于这个时期。而饶宗颐从此也由一个研究乡邦文献的才子一跃而成为进入学术研究前沿的学者。

金庸笑说:“如果当初你去了云南,就没有你的今天了。”

“是啊,在一个关键时刻,也是老天有眼,我生了一场病,去不了云南,便到了香港,得到了这个机会。这说明学问之事,也是有些机缘的,师友都是机缘。”

1941年,时局动荡,日军正在猛烈攻击香港,沦陷的阴影笼罩着香港居民。饶宗颐回到潮州老家,编辑《潮州志》,后来到广西,在内迁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当了教员。

1949年初,饶宗颐为《潮州志》是否继续编写出版一事,专程赴香港,后在朋友的挽留下定居香港。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这样的国际位置,使它成为全世界各色各样的精英自由交流的一个胜地。饶宗颐也因此获得更多的机缘。

说起在香港大学教书,饶宗颐对金庸说,这是他整个学术生涯中一个最大的转折点,他没有学历,没有上过大学,完全是自学,而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林仰山先生有一双慧眼,不拘一格地请他到港大教书,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港大给我一份薪水,还让我做我喜欢的事,到港大之后眼界也开阔了,有机会接触到世界的文化。”饶宗颐告诉金庸,1954年他就开始出国了,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第一次阅读了原版敦煌经卷,想到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一口气。

告别时,金庸相约:“饶先生喜欢书画,我也是,有一些收藏,您可来我府上,一道欣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饶宗颐学术上的丰收期,他先后完成了十几种著作,其中《老子想尔注校笺》《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词籍考》等是最重要的。1962年,法国法兰西学院因饶宗颐在甲骨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授予他“汉学儒莲奖”,这个奖在汉学界非常有名,被誉为“国际汉学界的诺贝尔奖”。

饶宗颐对金庸说:“香港这个地方,从地图上看,只是个小小的点儿,但是它跟中国学术的关系实在是非常大的,跟我今天的成就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经常说,是香港重新打造了一个饶宗颐。”

饶宗颐与金庸的交往,多与《明报月刊》有关。

《明报月刊》在报界中简称“明月”,于1966年1月创刊,金庸亲任总编辑,邀全球华人文化界知名人士为顾问。当时,饶宗颐在法国研究敦煌写经卷,他收到金庸聘请他为特约撰稿人的信函。

过了不久,饶宗颐前往莫高窟,自此与敦煌结缘。归来了又去,一共去了三次。金庸问他缘何如此,他致信回答:“熟读禅灯之文,于书画关捩,自能参透,得活用之妙,以禅通艺,开无数法门。甲骨、词史、目录、楚辞、考古、金石、书画等学相融贯通,若长河落日之景,须臾而永恒;若大漠孤烟之状,恍恍而缅邈。”

莫高窟别称千佛洞,始于东晋,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直至宋、元,历代增修。现存洞窟五百五十余座,其中四百九十二座尤值称道。饶宗颐有幸而览,提笔作绝句《莫高窟题壁》:“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也是机缘巧合,敦煌白描画作中,竟然有一名绘者也名“宗颐”。

从敦煌归来,饶宗颐为《明报月刊》撰写了《禅窟——佛教圣地》一文,记述他在莫高窟的所见所思:“莫高窟第二百八十五窟是保存最完好、壁画绘制最精美的禅窟代表窟:方形覆斗顶窟形,西壁开三浅龛,中间塑主尊一身,两侧各塑一禅僧;南、北壁各开四个小禅室,洞窟中心有一低矮的小方台,其形制将禅修与殿堂及右旋礼仪的内容集于一窟之中。

禅之被普遍采用作为人们生活的点缀品,有如中药开方之配上甘草。诗人拿禅做他断句的切玉刀,画艺家建立他的画禅室,禅被挂在人们的嘴边,真的是所谓口头禅、杜撰禅了。”

饶宗颐与金庸在《明报月刊》上的文字交往,有太多相通甚至相同之处。“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962年,我第一次跑去莫高窟,当时环境很艰苦,但是乐趣无穷,因为我亲自印证了我所知道的东西,而且受此启发,又有新的问题产生了。研究问题要穷其源,源清楚了,才能清楚流的脉络。”饶宗颐后来说。

饶宗颐除了数度考察敦煌外,还考察了榆林壁画及楼兰、吐鲁番等地木简,故垒残壁,流连忘返,著成《敦煌白画》一书及一批敦煌学著作。著书之余,他亦常有考据随笔、考察小记和诗赋在“明月”上发表,如《题伍蠡甫长卷八段锦小景》《浙东游草》《古村词》《宋元行吟图题诗》《云冈绝句》等。

1974年初,《明报月刊》总编辑胡菊人主掌“大家堂”,以之作为海外华人沟通心声的一个桥梁。饶宗颐应金庸邀请担任顾问和特约作家。金庸说:“饶先生是国际公认的一代巨匠,港台学人视其为第一流国学大师、南派文化宗师。

无论甲骨文、简帛学、敦煌学、佛学、道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乃及印度梵学、西亚史诗、艺术史、音乐、词学、书画及理论,学无不涉,涉无不精。他史识高深,文辞透辟,笔墨精湛,学养殷实。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了。”

当年7月,《明报月刊》刊登了饶宗颐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昆仑舶》一文。在此文中,饶宗颐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说。他说,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自古以来就在不断地接受外来的文化。在西北方向的西域,有一条“丝绸之路”,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而在海上,还有一条“丝绸之路”,那便是“海上丝绸之路”。从时间上来看,海上的“丝绸之路”或许比陆地会更早些。

不久,饶宗颐回答金庸的疑问,说:“我说这些,都是从考据的角度讲的,我们讲究考据,主张让事实来说话。”“中国丝绸,自古迄今,闻名海外,故以‘丝路’或‘丝绸之路’,作为中外交通的象征,尤为恰当。‘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古代中国与海外各国互通使节、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中国古籍早有记载,只是并未冠以‘海上丝路’的美称,后人有或称‘香料之路’‘陶瓷之路’‘白银之路’的。

”饶宗颐论述了“海上丝路”的起因、航线、海舶与外国商人交易的情形。

据此,饶宗颐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者。若干年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列入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构想,饶宗颐倍感欣慰。

从此,每逢饶宗颐的学术著作出版,都会引起金庸的注意,而《明报月刊》“大家堂”会及时跟进刊登特约文章。饶宗颐的主要学术论著已整理结集成十四卷二十大册,于2009年9月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为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文集几乎涵盖国学研究的所有领域,是20世纪国学研究的一座丰碑。

饶宗颐的家位于香港跑马地,在赛马日从阳台上望下去,可一览骏马竞逐英姿。饶宗颐常在躺椅上看,当成一个休闲节目。晚年他很少出门,几乎不应酬,每天清晨四五点醒来,写字、读书,读的是佛学经书,还有金庸的武侠小说,然后睡个“回笼觉”,中午就到附近一个潮汕饭馆用餐。饶宗颐曾引用元代诗人的一句话“一壶天地小于瓜”,比喻自己“每天坐在葫芦里”。在小小的天地里,读书写字,清静达观,身心愉悦,自然长寿。

读金庸小说,饶宗颐发觉金庸对佛学颇有研究,在他的作品中展现过佛教世界,塑造了众多的佛界僧侣形象,比如《笑傲江湖》中,仪琳为求令狐冲早脱苦海,念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慈悲之情,发自肺腑;比如《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为救义父与少林三僧苦战,而谢逊于地窖中念诵《金刚经》妙法,劝无忌弃了人我之分,毋着世相;比如《射雕英雄传》里的《九阴真经》,其实就脱胎于佛教中的经典《楞严经》;而其中着墨最多的当数《天龙八部》。

一次见面,饶宗颐问金庸:“你怎么读佛经?”金庸答道:“我是看着英文版的佛经来研读的。我看经书很多时候是看不懂的,我就去看注解。结果,那些唐宋时代的高僧的注解也都很难懂,越看越糊涂,我就只好看英国人直接从印度佛教翻译过来的,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接受。

”过了两天,饶宗颐让人送上一册他的《佛教渊源论》。饶宗颐也看了不少佛学书,对佛教深有研究,这本书可以说代表了他的主要佛学思想。

刚到香港,饶宗颐认识了印度学者白春晖。白春晖是印度驻香港领事馆的一等文秘,和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思是同学,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与毛泽东会面时,他曾任翻译。白春晖是正宗的印度婆罗门,他的梵文造诣很高。饶宗颐便和他交换条件:白春晖教饶宗颐梵文,饶宗颐教白春晖《说文解字》,一周两次,彼此一个钟头。如此三年,风雨无阻。饶宗颐因此学到了正宗的印度梵文,为他后来研究佛教和中印文化奠定了基础。

学此先例,金庸晚年为了能直接读懂佛经,也曾与一名英国汉学家结交,潜心学习梵文。

饶宗颐读完《天龙八部》,将《东坡志林》中的话略加改动,移用于评论金庸:“身如芭蕉(原文为‘耳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疏通,万窍玲珑。”苏东坡是金庸衷心企慕的一个人,国学大师饶宗颐借用了苏东坡的这几句话,对金庸来说,算得是最高的赞美。

金庸和饶宗颐的佛学思想十分类似。金庸曾谈道:中国近代高僧太虚法师和印顺法师都提倡“人间佛教”,主张佛教要入世,要为社会、民众做贡献,即大乘佛教所提倡的“普度众生”。他认为这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思想。实际上在他的作品中,对于佛家的“功德”就有一番解悟。

乔峰一生杀人无数,酒量过人,奈何少林无名神僧赞之“菩萨心肠”,被誉为“最有佛性”的人物,保境安民,以一人换两国数十载安宁,正是佛门最上乘之“无畏施”。神雕大侠杨过,襄阳城下飞石而毙蒙哥,杀一独夫而息两邦苦战,救万千黎民于水火。此等功德,岂是吃斋戒酒可得?

“悟”是佛家很玄妙的字眼。金庸说:“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我心灵上最接近‘般若宗’。我觉得开悟之前,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开悟之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金庸这话是说人许多时候看山看水,因为心境的不同,山和水都被赋予了人的感情色彩,等到明白了世间真谛之后,山就是山,水就是水。

当问及金庸为什么如此喜欢研究佛学时,金庸解释说:“研读这些佛经之后,我觉得看待许多事情都变得清朗,连死都不怕了,不再计较名利得失,心里坦荡荡的,无所挂碍。”

在平时的生活中,饶宗颐对佛教的见解也是非常深刻的,例如关于缘遇问题,饶宗颐说:“佛教就讲因缘的问题,缘是外面的条件,你自己有某种内在的条件可以同外缘结合,能够配得上的才会有可能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为你的条件和它的条件不合,它没有需要你,所以缘要两方面内外的结合。我碰上很多缘,我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子。”

对于佛教的“定”,大多数人认为,所谓“定”就是排除诱惑的意思。饶宗颐说:“多少年来我把我的心态养成一个宁静的心态,都摆在这里,所以我没有什么烦恼,我不会太多地想这一类的事情,我会排除掉。养成自己心里头的干净,心里头的安定,所以才能有‘定’。要自己心力高度集中,培养一个定力。”

1991年,金庸终于将自己一手创办的《明报》出售予人,宣布退休,随后,游山玩水读书讲学。

香港大学专门为饶宗颐建了“饶宗颐学术馆”,并成立了“饶宗颐学术馆之友”学术组织,金庸是成员之一。2003年,饶宗颐将个人积累的数万册贵重藏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以及一百八十多件书画作品,捐赠给香港大学,借以回馈香港。

这些藏书绝大多数都有饶宗颐的批注,今后的研究者可以沿着他的阅读史的思路对其学术源流进行细密的剖析。现在,该馆不仅已经成为香港大学重要的研究机构,也日渐成为全球汉学界的学术文化交流中心。很多汉学家,不分国界、种别,就像饶宗颐原来不断前往法国远东学院、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一样,来到“饶宗颐学术馆”做研究,汉学的视线在往复中熠熠生辉。

2010年4月27日,八十六岁的金庸手持拐杖缓缓走上香港大会堂舞台,从香港署理行政长官唐英年手中接过了“2009香港艺术发展奖终身成就奖”。香港艺术发展局以此奖表彰其对香港学术界、文艺界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在颁奖仪式上播放了上届“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饶宗颐的一段话:“作为著名作家和学者,金庸博古通今,涉猎极广,所创作的武侠小说构思精奇,广为传诵,将历史、哲学、文学共冶一炉,为武侠小说开创了一片全新天地,在华人世界有巨大影响力,多年来更成为电视剧、电影、舞剧等文化创意产业不竭的源泉。”饶宗颐盛赞金庸小说“想法出神入化,令人想象不到”。

2011年10月,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一个月后,杭州西泠印社迎来时年九十四岁的饶宗颐为新掌门。正式执掌西泠半年后,饶宗颐重访孤山,巧遇正在杭州讲学的金庸。谈笑间,饶宗颐对金庸说:“不知这颗星离地球有多远,该不会撞击地球吧,否则,我岂不成了灾星啦!”

多年前,浙江海宁博物馆编《海宁查氏族谱》,金庸曾为之过目修改,而为这套族谱题签的,即是饶宗颐。

饶宗颐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2017年11月18日中国美术馆的“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上,他参加了开幕式,并将十件(套)书画作品捐赠给国家。

金庸晚年足不出户,拒绝一切社会活动,但悉知老朋友此消息,还是让家人打电话代为致贺。

选自:《新华文摘》 2018年18期

作者:蒋连根

原发期刊:《名人传记》2018年第7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