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法师未出家相片 大安法师: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生平事迹
远公大师(公元334—416年),东晋时代人,俗姓贾,出生于雁门楼烦(今山西代县)世代书香之家。远公从小资质聪颖,勤思敏学,十三岁时便随舅父游学许昌、洛阳等地。精通儒学,旁通老庄。二十一岁时,偕同母弟慧持前往太行山聆听道安法师讲《 般若经 》,于是悟彻真谛,感叹地说:“儒道九流学说,皆如糠秕。”于是发心舍俗出家,随从道安法师修行。纵观大师一生的德业,可概述为四:
(1)弘护佛法,尊严僧格
远公大师出家后,卓尔不群,发心广大,“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进为道,无时或懈,道念日纯。道安大师常常赞叹说:“使佛道流布中国的使命,就寄托在慧远身上了!”于此可见远公的器识超出常伦。远公二十四岁时,便开始升座讲经说法,听众有不能理解的地方,远公便援引庄子的义理为连类,采用格义方法,令听众清楚地领悟。
由于这种讲经的善巧方便,道安大师便特许远公阅读外道典籍。远公讲道之余亦勤以著述,相传鸠摩罗什大师读到远公所著《 法性论 》后,大加赞叹云:边方未见经,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
在弘法传道的过程中,许多人皈投到远公座下。东晋太元四年(公元 379年),道安大师为前秦苻坚所执,往长安,其徒众星散,远公率领弟子数十人,打算去广东罗浮山,路过浔阳(今江西九江),见到庐山清净,足可以息心敛影办道,于是驻锡庐山的龙泉精舍。
时有远公的道友慧永,对刺史桓伊说:“远公刚刚开始弘法,就有很多的徒众来亲近他,将来一定有更多的学者来追随他,如没有一个比较大的道场,那怎么行?”桓伊听了这话,发心建造东林寺。
远公自此以东林为道场,修身弘道,著书立说,三十余年迹不入俗,影不出山。由于远公的德望,当时的东林寺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天竺僧侣,望风遥仰,“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庐山东林寺与长安逍遥园鸠摩罗什译场,作为南北二大佛教中心,遥相呼应。
远公作为一代佛教领袖,十分注重僧格的尊严,针对当朝某些官员提出沙门应礼拜帝王的说法,著《 沙门不敬王者论 》五篇,阐述僧人不礼拜帝王的道理,高标出家修道的胸襟,云:“是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
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
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王之恭而不失其敬。”远公于此推重出家的志向,赞叹修道的功德,无非欲令世人具敬僧之心,亦令僧人自尊自强。由此,远公严正声称:“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可谓掷地有声,凛然刚骨,力争僧格的尊严与独立。迫使篡位的桓玄,下诏书确立僧人不礼敬帝王的条制,自此便成为中国的规约。
远公志逾丹石,不畏权势,心量广大,惟道是从,保持着崇高的僧格形象。试以二例为证。其一,晋安帝自江陵回京师,辅国何无忌曾劝远公在江干候迎,远公称疾不行。安帝不特不以此为忤,反而来信安慰远公,谓“知所患未佳,甚情耿……法师既养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无复因,增其叹恨”。
其二,桓玄征伐殷仲堪,行军经过庐山,要远公出虎溪一见,远公亦称疾不堪以行,绝不破例出虎溪去见宾客,桓玄只得自己入山。起初桓玄傲气十足,不肯向远公敬礼,哪知一见远公的严肃神韵,不觉自然而然地致敬起来。
桓玄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 ”远公答云:“立身行道。”桓玄称善。桓玄的问难基于《 孝经 》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以此经文非难慧远“剪削”(剃发)为僧的行为,置对手于 “不孝”的地位。
远公“立身行道”的答语也出自《 孝经 》,言简意深,令桓玄十分佩服。桓玄下山后对左右随从说:像远公这样的人,实是我生平所未见过的,的确是个高僧大德!
其后桓玄沙汰僧众,特对他的僚属说:“在此诸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者,或禁行修整,……皆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皆悉罢道。
……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远公为此致书桓玄,广立沙汰僧人的条制,桓玄悉皆遵从。由此可见远公感化人之深。远公具深厚的摄受众生之婆心。陶渊明耽湎于酒,而与之交往甚密,欲其参加莲社,简小节而取其旷达。朝廷叛军首领卢循,远公执手叙旧,慈怀平等。足证远公荷负至教,垂裕天人。祖师风范,高山仰止。
(2)道隆德盛,威神莫测
远公一生德业隆盛,饮誉遐迩。许多外国僧人都说震旦有菩萨大士应化,经常焚香礼拜,钦仰庐山。远公本迹,吾人难以测度(鸠摩罗什大师赞称为东方护法菩萨),然其威神妙用之事相,亦足以感发人心。
远公率众初抵庐山时,寻找创立寺宇的地方。一日与诸弟子访履林涧,疲息此地,群僧并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处宜立精舍,当愿神力,即出佳泉。”尔时,远公以锡杖掘起,清泉涌出,因之构筑堂宇。其后天尝亢旱,远公率诸僧转《 海龙王经 》,为民祈雨。转读未毕,泉池中有物,形如巨蛇,腾空而去。俄而洪雨四澍,旱情缓解。以有龙瑞,遂名龙泉精舍。
建造东林寺之初,木材匮缺,远公为此发愁,夜梦山神禀告:“此山足可栖神,愿毋他往。”当夜天空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殿前水池中,涌出许多上好的木材(出木池遗址尚存东林寺)。刺史桓伊大为惊讶,更加相信远公是神僧,召呼百姓出工出力,建寺速度加快。因将大殿称作神运宝殿。
陶侃在广州作刺史时,一渔人见海中有神光,撒网至放光处,得金文殊像,上有“阿育王造”的字样。陶侃以此金像送武昌寒溪寺供养。后来,寒溪寺遭火灾,殿寺全被焚毁,唯有金文殊像及其供像的殿堂得以幸存。陶侃移任江州作官后,派人迎请金文殊像,谁知金像抬上舟船便沉到水底,多次打捞,了无踪迹。
当时有民谣云: “(金像)可以诚至,难以力招。”东林寺建成后,远公至江上虔诚祷之,金像忽然浮出水面,遂恭迎金像至神运殿,另造重阁以供奉,并制文殊瑞像赞。
远公容貌威严,令人一见顿生敬畏之心。据传记载:时有慧义法师,以强正自命,不肯服人,对远公弟子慧宝说:“你们都是一班庸才,所以对慧远推服得不得了。你们看我和他辩论。”及到听远公讲《 法华经 》时,屡次欲提出问题来问难,终因心情战栗,汗流浃背,一句也不敢问。另有谢灵运恃才傲物,一见远公,肃然心服。足见远公感格人心之威德。
(3)礼敬梵僧,迻译佛典
东晋时代,佛法虽已不断地传入,然尚不完备,所以梵僧来华弘化者,仍然络绎不绝。远公感于法道有缺,曾派弟子法净、法领等西行取经,得到诸多梵本佛经。远公遂于庐山置般若台译经,成为我国翻译史上私立译场的第一人。
远公重视与梵僧大德交往,礼请他们弘法译经,略举数例:
(一)弗若多罗是专精《 十诵律 》部的学者,曾与鸠摩罗什合译《 十诵律 》,不幸未译完,就忽尔去世。远公对此非常慨叹,痛惜大法不能东来。后来,以律藏驰名的昙摩留支来到关中,远在庐山的远公即遣弟子昙邕入秦,亲笔致书昙摩留支,请他发心将未译出的《 十诵律 》余分翻译过来,昙摩留支受远公的至诚所感,遂将弗若多罗未竟的部分译出,成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比丘律藏。
(二)鸠摩罗什大师佛学精深,独步阎浮,于姚秦时代入关,大兴译场,学者云集,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远公常常修书通好,殷殷致问,请教修证佛法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其问答内容具见《 大乘大义章 》),表现出远公作为一代祖师,心胸广大,谦谨好学的风范,亦是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三)佛陀跋驮罗***,又称觉贤,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释迦族,甘露饭王后裔。以精通禅律驰名,于义熙四年(408年)来到长安。觉贤三藏因被人指斥显神通而见摈于北方,远公特遣弟子昙邕入关,替他们和解,由于觉贤不愿再回北方,便投奔远公。
远公予以热烈欢迎,邀他加入莲社,请他翻译佛经,并以负责的精神致书国主姚兴,为觉贤解除了被摈的处分,恢复了觉贤的名誉。后来,觉贤又被邀到建康道场寺,译出《 华严经 》(晋译六十卷)、《 僧祇律 》等佛典13种共125卷,为大乘瑜伽学说东流开了先河。
华严宗风的阐播,亦造端于觉贤的南下。南下的觉贤,所以有造于我佛教,其功仍在远公。假定不是远公的宽弘大量,觉贤虽怀大法也无由播扬。觉贤三藏终生不忘远公的知遇之恩,遗嘱圆寂后骨灰安放东林寺,其舍利塔建在东林寺。觉贤是历史上第一位葬在庐山的外国僧人。
从上可见,远公大师虽则是净宗行人,然对大乘各宗各派的弘传事业,都以极大的热情予以推动。这种为法的精神,表现出一代宗师的德操。
(4)启建莲社,上品往生
远公在庐山东林寺结莲社,率众精进念佛,共期西方。凿池种莲花,在水中立十二品莲叶,随波旋转,分刻昼夜作为行道的节制,称为莲漏。由于修行的理论与方法正确,莲社123人,均有往生净土的瑞相。远公临终预知时至,将一生三次见佛的事实告知弟子,制订遗嘱,依古礼露其形骸于松林,与鸟兽结缘。至期果然安坐而化,上品往生。享寿八十三岁。
远公大师往生,道俗奔丧,络绎不绝。四众弟子不忍露骸松林,便奉远公全躯葬于西岭,治冢垒塔,谢灵运作碑文,以铭其德。后人在寺中图画远公像,令人瞻仰。远公大师德业广被,自晋至宋历代帝王谥号追荐多达五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