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晋国怎么灭亡的 胡阿祥:《司马氏晋国号考说》
265年八月, 正准备代魏称帝的晋王司马昭突然病死。按司马昭,出生于汉魏时期的名门望族河内温县司马氏。[18]昭祖上的很多人在汉世担任过高级官吏;昭父司马懿“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起初因看不起出身“赘阉遗丑”的曹操,曾拒绝操之征辟。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为丞相以后,始用强制手段辟司马懿为文学掾。入仕以后的司马懿,历汉曹操、魏曹丕、曹睿、曹芳四世,先后任相府主簿、御史中丞、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等职。
魏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司马懿乘魏帝曹芳和执掌朝政的大将军曹爽离开洛阳拜祭明帝曹睿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杀死曹爽及其亲信;从此,曹魏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司马懿之手,这为司马氏日后的成功代魏奠定了基础。
251年,司马懿病死,长子司马师继续执政。254年,师废曹芳,另立曹髦为帝,髦时年十四。255年,司马师死,有雄才的弟司马昭始专国政。
按司马昭之封爵, 始为新城乡侯(238年)。曹髦立,“以参定策,进封高都侯。”256年六月,“进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锡”,昭“固辞不受”;258年五月,复进封晋公, “地方七百里,……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焉。
九让乃止”;又260年四月,司马昭再让爵秩不受。[19]其实当是时,“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20],让而不受,仅仅形式耳;曹髦则不甘坐受废辱,五月,髦亲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讨司马昭,昭党羽中护军贾充命太子舍人成济刺杀髦于车中。
[21]髦既死,司马昭立曹奂为新的傀儡皇帝, 奂时年十五。263年春,司马昭兵发三路进攻汉国;在捷报频传之际,昭加紧了废魏自立的准备工作:先是十月受相国位、晋公爵、九锡礼,再是次年三月进爵晋王,七月定礼仪、 正法律、议官制。
至此,新的王朝“晋”呼之欲出。又次年(265年)十二月(相当于266年1月),魏曹奂禅位于晋司马炎。
按以上史实中,其尤可注意者,是司马昭封爵之“高都”(侯、公)与“晋”(公、王),竟也寓有深意。考“高都”,本是地名,因地势高拔而得名, [22] 战国魏有高都(邑),汉置高都县(治今山西晋城市),属上党郡;而就字面意思来理解,《说文解字》:“高,崇也,象台观高之形”,是则“高都”正仿佛于“当涂高者,魏”,司马昭之封“高都侯”,继承的仍是“代汉者当涂高”的谶文。
“代汉者当涂高”的谶文,最可靠的初次出现,是东汉建武初年刘秀与公孙述书。其解释有多种,如谓代汉者姓当涂、名高,其人为丞相,[23]谓涂为路,袁术字公路,自以为名与字皆应谶;[24]而曹操之所以胁迫汉献帝封其为魏公,也是为了应此谶,因为按照巴西阆中人、约活动于东汉桓灵二帝时的周舒的说法,“当涂高者,魏也”,[25]盖“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
[26]如此,后来曹丕之代汉号魏,也是为了应此谶。
[27]又《说文解字》:“晋,进也,日出而万物进” ; 司马昭之封“晋公”,是由“高(高都)”进到“更高(晋)”。此“更高”,不仅高过“魏”,更显示出“代汉者当涂高”,实应谶在“更高”的“晋”上。
如此,“晋”也就是司马昭特别挑出来、以求合于符谶的美号了。[28]其实,“高都”与“晋”所隐含的这层意思,当时人也有明白者,如魏司空郑冲率群官劝司马昭受晋公封时就说:“元功盛勋,光光如彼;国土嘉祚,巍巍如此。”“光光”者,光之至也,《易》曰:“明出地上,晋”;又“巍巍”者,高之至也,由“高都”而更“晋”,是为高之至。
然则行文至此,有一个问题必须解释:“代汉者当涂高”之谶,既然已经应在曹操封魏公、曹丕代汉了,为什么司马昭还要在此谶上做文章?难道司马昭要“代”者是汉而不是魏?
一般来说,谶记一旦深入人心,往往可以长期流传,尽管有时若存若亡,但时机到来,仍然可以广泛传播--“代汉者当涂高”,就是这样的一条谶文。东汉建武初年,公孙述曾以此谶为号召;[29]东汉末年,袁术仍然利用此谶企图称帝。
[30]从公孙述到袁术,时间跨度已一百六十余年。曹操为应此谶,胁迫汉献帝封其为丞相(208年)、魏公(213年);又过了仅仅四十余年,在司马氏掌握军政实权六年后,司马昭乃以兵威废魏帝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更以“定策”殊功,讽魏帝封其为高都侯--“高”都侯者,所欲应的正是“代汉者当涂高”之谶。[31]
又司马昭欲应“代汉者当涂高”之谶,还隐含了以晋承汉、不承认汉魏禅代的心态。按此中的关键,一者在于“魏晋统治者社会阶级的区别”:
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西晋政权是儒家豪族的政权,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与曹操时期不一样了,与曹操以前的东汉,则有相通之处。[32]
然而正是这种不同(曹魏与司马晋统治者分别是非儒家的寒族与服膺儒教的豪族)与相通(汉与晋统治者社会阶级的一以贯之),决定了在司马氏的意识中,禅魏只是形式,代汉才是根本。二者,汉有天下是名符其实的,魏却“未曾为天下之主”;而司马氏当时所悬望的功业,自是“混一宇宙, 清四海,同轨二汉”;其实司马氏的这种心理,在《晋书·习凿齿传》所载习氏《晋承汉统论》中有着明白的表述:
昔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
而推魏继汉,以晋承魏,比义唐虞,自托纯臣,岂不惜哉!……若以晋尝事魏,惧伤皇德,拘惜禅名,谓不可割,则惑之甚者也。……宣皇帝(司马懿)官魏,逼于性命,举非择木,何亏德美?……宣皇祖考,立 功于汉,世笃尔劳,思报亦深。
……季无承楚之号,汉有继周之业,取之既美,而己德亦重故也。……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
如此,“晋承汉统”、汉又继周,“乃所以尊晋也”,自然远胜于“俯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的以晋系魏;这等情理,司马昭不会不明白。而为了显示“晋承汉统”乃天意所在,司马昭遂大做“代汉者当涂高”谶文“高”字的文章:“高都”自然是“高”,“晋”则“更高”--“司马昭之心”,亦可谓深密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