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游戏金庸 金庸想做外交官:因地主出身被乔冠华婉拒【5】
仅仅在他南来香港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一变化也直接波及他所供职的《大公报》。《大公报》见大势已定,便转而向新政府靠拢,于1948年11月10日发表《和平无望》的社评。
自此,在香港的《大公报》也转而成为“左派”报纸。时局的演变,并不影响查良镛继续做他的电讯翻译,但在内心,他知道自己并不安于这样平淡。他在等待机会。
垂头丧气返香港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他兴冲冲地找到乔冠华。谁知结果是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尽管查良镛给一纸“勒令退学”断了外交系毕业后再做外交官的可能,可他仍心存梦想,再入东吴法学院进修国际法;尽管进了报馆做的是他有兴趣做的工作……但这一切都未能剪断他的“外交官情结”;找机会做个外交官仍是他心中最大的抱负。
就在查良镛做电讯翻译和编国际新闻版的同时,他也念念不忘地经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及国际法方面的文章。
1949年11月9日,也就是新中国正式成立一个多月后,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4000余人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政权领导。
11月,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称“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严禁冒领及私自承购”。而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曾派员到港,打算处理上述那些资产。
国共双方因此发生争辩。就在国共双方就此问题争持不下的时候,查良镛根据他以前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于11月15日和18日分两天在《大公报》发表,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
这是查良镛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国际法论文。自此,他写的这方面文章就时常出现在《大公报》上。由于查良镛在这方面十分用心,因而文章写得颇有见地。
尽管未在香港获得什么反响,却不期然在日本东京得了一个知音。这知音名叫梅汝璈,乃中国国际法的权威人士。梅汝璈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与英国、法国、苏联等盟国的法官在东京审讯二次大战的日本战犯,并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死刑的审讯,所以颇有声望。
梅汝璈是在东京读到查良镛的文章的,发现很有见地,便格外留意起来,并记住了查良镛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