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岳散人怎么永居日本 五岳散人:如何在中国体面地生活

有件事儿广大蚁族听了肯定不会高兴。近日住建部、国家发改委、人社部联合出台了《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其中,对中介的赚取差价、分割出租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以至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这个要翻译一下:所谓分割出租就是那种把一套房子由中介整租之后,然后打上隔断、分成小部分出租,赚取其中的差价之行为。住在其中的人被称为“蚁族”,这种方式叫做“群租”。

这种群租当然挺不好的,这个不好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对蚁族来说,虽然住房的成本是降下来了,但生活环境还是挺差的,似乎隐私、尊严什么的是不太谈得到;其次是对邻里关系不好,毕竟一套房子住好多人,对于其他正常生活的邻居是个打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政府不好,因为这个现象导致管理难度增加、治安问题显现,而且从政府形象上来说不好看。

蚁族的组成以新毕业的大学生为主,扩招这么多年了,学历上去了,可这尊重知识的口号倒是催生了蚁族,而且城市的房价高到不好意思的程度,导致这些原本应该是社会精英的人士都变成蚂蚁了,情何以堪嘛。

但这事儿又是那种无可奈何的情况,因为工资就在那里,不多不少,当个蚁族或许还能在城市里生活下去,而且将来说不定还能看到某些希望,要是把大部分的收入都弄成租房的费用,估计也就没法儿活了。可这个事儿政府解决不了,虽然廉租房、经适房什么的也不能说没有,一个是一般只针对本地户口,一个是那东西根本就供不应求,什么时候也轮不到蚁族们享受这种待遇。

于是,某些解决方式就这么悍然出炉了。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什么叫做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很简单,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消灭那些穷人,最终就共同富裕了。要是没房住只能群租当个蚁族怎么办呢?那就惩罚中介机构,消灭群租的中间环节,使得蚁族花更多的钱去租房或者回家,然后达到“居者有其屋”的目的。

这招儿确实挺损的。记得在前段时间,北京还有个政策是地下室不能出租了,住在地下室而在城市当中打拼的人,从此也就失去了很多生活的空间。北京有政协委员说要设置门槛禁止低素质、低收入的人进入北京生活,这种言论总是被人驳斥,而且基本大家都会觉得这帮人说的不对。但最狠的不是发表这些言论的人,而是那种直接用这种“共同富裕”的方式让有些人无路可走的政策。

作为一个人来说,谁都希望有个有尊严且体面的生活,看着某些国家里那些有花园、有车库、在我们这里被称为豪宅的平民住宅,谁都想这辈子住进去爽一下。但很遗憾的是,这个愿望需要时间与机遇,而城市当中才有这样的机遇。

这也是蚁族们坚持在那种条件下生活在什么都贵的城市当中的原因。他们也需要幸福的生活,但也知道这要靠自己打拼、现在吃苦才能换来。这样的政策就等于是断了他们的希望,在表面上为他们着想的幌子之下,让他们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梦想。

而如果他们真的走了,这个城市还能维持运转么?很不幸,答案是不能。这些城市的底层居民才是一个城市当中的肌肉,如果说光鲜亮丽的白领、金领以及那些政府官员以及老板们是一个城市的骨骼,这些人就是一个城市的肌肉,没有了肌肉的牵引,骨骼本身就会散架。

他们承受着一个城市所有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最底层的工作,没有了他们或者说让他们的生活成本提高的话,城市就会瘫痪。我们只要想象一下没有清洁工的城市就足够说明问题了。而与此同时,哪怕有原本的城市居民接手这样的工作,人力成本的提高也会调高其他城市居住者的生活成本。

所以,被强迫的体面从来不是真正的体面,而只能是官方的体面。这种管理的思路之贻害无穷,并不会随着蚁族消失而取得其正面意义,往后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管理所带来的后果。其实也无非两个,一个是社会埋单的生活成本提高,一个是将会引发剧烈的社会阶层冲突与分化。哪个都不是国家之福。

用财富衡量让人心里踏实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回到母校参加其119周年校庆,并捐赠10万元奖励学子,同时亦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袁先生谈到自己身价千亿的传言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除了证明此传闻不实之外,还说了一个观点:“用财富衡量科学家价值太低级、太庸俗。”

对于袁老先生,相信任何还吃饭的人都应该心存感激,要是没有他这些年的努力,今天我们的粮食安全就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保证,当然也就不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饥馑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用什么方式回报袁老先生都是不过分的,更何况人家不但没有传说中的千亿身价,而只是每年收入三十多万的、近似高级白领的老人。

在尊敬袁老先生的同时,也不妨对于他的这句话发表一点小小的不同看法。在传统意义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有某种“不言利”的倾向,固然其中有某些人是伪君子、躲在被窝里悄悄数钱,但很多真正的知识分子确实是耻于言利的。虽然我们这里原来并不生产科学家,但有了这个行当之后,也就自然把他们定位为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自己也对自己有了类似于传统士人的要求。

这种自我以及社会潜意识的要求是否合理?用财富来衡量科学家的价值是否过于低级庸俗?这就要看怎么看待科学以及社会的进步了。

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进步,很大的原因就是追求这种低级与庸俗的财富所带来的副产品。几乎每个人在寻求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财富总量,而财富的积累会改变社会的面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上世纪60年代,全球的生产终于超过了消耗,自从有人类以来,我们终于开始进入一个正循环的时代。

而如果我们观察当时全球的社会思潮就会发现,从那时候起,多元化、和解共存开始真正发轫,最终成为世界思潮中的主流。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不敢妄言,但要是说这只是巧合,则未免小看了经济对于社会的影响。

从知识的积累来看,也正是在科学家们能够以自己的发明创造换来更多财富之后,才出现了知识的大爆发。这里固然有知识本身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缘故,但追求知识所创造的价值也未必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个说法,叫做“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如果我们的国家里永远是卖茶叶蛋的占了上风,知识与创造本身的价值不能得到体现的话,袁老先生作为境界远超常人自然可以这么要求自己,但我们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有袁老先生的境界吧。而且这个世界总是要有一个衡量标准,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财富的数值。

袁老先生这样受到广泛尊敬的公众人物还依然抱有这样的思想,可见我们对于财富的态度还颇有暧昧之处,这个暧昧之处从袁老先生嘴里说出来,往往更加剧了社会上对于财富本身意义认知的偏颇。就在下看来,我们还是不要把财富妖魔化吧,即使面对着人类最伟大的智力与情操,财富本身也并不逊色,不仅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而且是保证我们前进的动力之一——即使不是最重要条件的话。

当然,我们这里的财富故事往往背后暗影重重,这也直接导致了公众对于财富本身的道德偏见,但那毕竟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