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的经典语句 编辑手记:新版《梁启超传》修订后增加13w字
我常常和同事们开玩笑说,做梁启超的这本书期间,是我从业以来用现汉(《现代汉语词典》)最多的一个时期。这话可不假,书桌上的这本词典虽然已经破破烂烂,但是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个见证,见证我在做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痛并快乐着”。
《梁启超传》的编修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的困难也是以前做其他书所没有遇到的,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对书中引文的处理。我在审稿的过程之中觉得比较吃力的地方,也是查证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其中引文的内容。
因为梁启超那个年代的人,往往会在他们的作品以及信件甚至话语当中,使用很多异体字、异形字,还有一些书面的文言词,如果对这些字词的理解不到位,或者没有现代文字对它们进行一个合理转化,读者可能对整个文章的理解就会十分困难。
我在做编校加工的过程中,手中的《现代汉语词典》就派上了用场,当然不仅仅是现汉,商务印书馆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和《辞源》,几乎都是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用到最多的工具。而且可能是出于职业病,我在遇到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就一定会去查,不停地查,这个是特别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
举个例子,特别是严复这一章,因为严复出生的年代比较早,他生活的时代也要比书中提及的其他人物要早,其作品中的一些文字和对话就会有很多古字,甚至一些现在已经都不用的字,所谓“死字”,还有很多引文都出自四书五经。
不过在看这些东西时,作为“第一读者”,我也的的确确是对古人感到钦佩,在今天看来那么复杂、难写的字词,他们都能运用的恰如其分,着实令人叹服。
—超越,融合,正当时 站在一名编辑的角度,我眼中新版和上一版的差异体现在很多方面,当然读者朋友们也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感受。这里我想说一点印象最为深刻,也是个人认为独具创新价值的,就是对这套书结构的一个整体梳理和改编,这相对上一版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超越”。
《梁启超传》本身是一部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叙述历史事件,但是一般人物传记更多使用的是纪年体,所以我们在做书的时候也在不断讨论,集思广益,寻求如何把纪年体的思维灌输到纪传体的作品当中,这也是我们对本书结构进行改造的一个重点之处。
我们决定在原来独特的纪传体撰写方式上进行章节的调整,使传主个人经历的年代纵向性更为顺畅。简单来说,就是用年代线将整个内容贯穿起来。如果你纯粹看目录的话,会感觉比较凌乱,因为一眼看去都是梁启超跟其他人之间的交往,这是一个横向的东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它变成一个纵向的东西,使书的结构更加丰富和立体。
当然,如此修改的前提是首先得熟悉全文,所以章节和目录的调整其实是最后一步,是我们在完整看完两遍书稿之后再去调整的,特别是章内的有些内容,看完之后,你才能够去梳理,写谁在前,写谁在后,例如将原第三章“梁启超的婚姻”与原第二章“梁启超的儿女们”进行了调换。
我认为作为编辑,最重要的是厘清书稿的脉络和思路,只有将其梳理清楚,才能够遵循作者的意愿和读者阅读的需要把书编出来。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开篇特意增加了一个梁启超生平大事年表,以使读者先期对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除了结构的改造,我们还花了近半年时间,查阅了大量旧报纸、文献和史料,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增添了200多幅反映当时社会状况和传主本人及家庭、工作、学习、人际交往状况的一些图片,进行了补充,力图做到图文并茂,让读者享受到一个更好的阅读过程,最终使之兼具历史研究参考资料及通俗历史类读物的双重市场特征。
在我看来,超越上一版的结构改造,纪年体与纪传体的融合,更加顺应当下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市场趋势,这便是新版《梁启超传》脱颖而出、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
—为什么一定要读梁启超
除了整体策划外,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审稿,而在审稿过程中,通常也带有一定的阅读兴趣,特别是看到有自己感兴趣的人物或者了解到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就会觉得非常兴奋。例如,读到梁启超和蔡锷这一章,我才知道蔡锷曾是梁启超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梁在湖南长沙时务学堂的时候,蔡锷投到了他的门下,开始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
在学期间,蔡锷颇得梁启超、谭嗣同的赏识,并且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而蔡锷当年为了躲避袁世凯对他的特别“关注”,假装与小凤仙厮混,而他暗中与云南的通信机关就设在梁启超家中。
后蔡锷借赴天津治病之由逃离北京,而他第一个投奔的就是老师梁启超。这样两个著名的人物能有如此的关系和联系,也是我原来没注意到的事儿,细细品来的确有趣。
再说徐志摩,他也是梁的得意门生。但是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上,梁启超作为证婚人,却用堪称“史上最毒的证婚词”将一对新人当众痛骂了一番,这也表示了他的一个明确态度,所以当时对徐志摩来说,这也就成了一个遗憾。
类似的情节还有很多,可能是以前人们的研究中遗漏的,或者重新被发现的一些东西,例如书中还用两章的内容专门写了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关系,要知道,在他们那个年代,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很被重视的,书中也将他们之间的融合、互助,直到分道扬镳的经历描写的十分动人。
梁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由此可见,梁启超率真、无惧、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的确是一个为那个时代而生的人。
其实抛开书而单论梁启超这个人物,我相信包括我在内,多数人对他的印象仅仅来自于维新变法,其实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所处的年代和他本人所具备的学识,注定了很多历史事件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三十自述》里,梁启超曾这样描述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然而生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里,也注定了其一生的跌宕起伏。
了解了这样一个人,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也有很大的帮助,再加上无论是从学问思想也好,为人处世也好,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也好,梁启超确实有很多值得现代人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