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读音 谈诗当读聂绀弩

谈到聂绀弩,当代文坛几乎无人不知。其中一个原因,恐怕与“胡风案”不无关系。1955年,聂绀弩被认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之一。之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折磨与折腾,命运最乖蹇的时刻,曾经因为“攻击领导”被判无期徒刑。一直到几近耄耋之年,才得以平反与恢复待遇。因为这种特定的因素,聂的文字早早就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的杂文,他的诗歌乃至他本人,都成了当代中国文人命运的一个脚注。

“江山不幸诗家幸”,后人触目所及的那一行行文字,其实是前人的不幸和曲折命运的折射。时代与个人不幸命运所铸就的种种文字和艺术上的“传奇”,真的就光芒四射、值得炫耀吗?我想,这种文字,首先应该勾起的是对往事的回忆、对历史的审视了。光芒和荣耀自不必谈,但有的,应该是反思和感慨了。这,才叫做“不走回头路”吧。

聂绀弩的诗歌,意义似乎也在于此。论起文学上的价值,聂绀弩的诗歌和杜甫的诗歌是颇为类似,可以称之为“诗史”的。杜诗的百代口传,当然与其见证了变乱的世事有关。聂绀弩何尝又不是如此?

1959年某月,聂绀弩被流放到北大荒第八五O农场劳动。一天夜里,正是要上床睡觉的时候,农场的指导员突然宣布,要每个人都作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作诗,让当代中国出多少李白、多少杜甫;多少鲁迅,多少郭沫若云云。消息一传达,马上引起震惊和骚动。霎时间,大房间里同住的一百多个人都点起了明灯。大家忙忙乎乎,开始“作诗”和做“诗人”。

以上往事,来自于聂绀弩自己为《散宜生诗》所写的序。这段文字所透露的时代背景,其实是可以用一本书来作为佐证的。在一本名为《一九五八年中国诗歌运动》的书里,曾经收集了大量的“诗歌”作品。那些打油诗式的诗句,无不是高呼口号的颂词和谀词。

而被流放的聂绀弩埋头进行诗歌创作,显然与这种背景大有关系。—让人感到心酸的是:如果不是为了“让当代中国出多少李白、多少杜甫”的政治任务,今天我们也就看不到聂绀弩的旧体诗歌了。

中国的诗歌,发展到清末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次革命。当年黄遵宪等人提倡“诗界革命”,其目的无非是为诗歌松绑。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二十年间,从形式和内容上都迥然有异的新诗诞生了。

聂绀弩写旧体诗,本身当然不是中国诗歌创作的反潮流。他的创作,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是,就其作品来看,其实是“旧瓶装新酒”。旧的体例与格式,注入的却是新鲜的内容。比如有一首诗,题目叫做《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拷,戏赠》,就很有意思。这首诗写道:“牛鬼蛇神第几车,/屡同回首望京华。/曾经沧海难为泪,/便到长城岂是家。”其间所包藏的调侃之意,让人不禁感慨:对于真的诗人而言,戴着手铐居然也可以写的。

最让人感慨的,还是聂的那本《散宜生诗》。这本小集子,曾经惊动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主抓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据说当年胡乔木听说聂绀弩的旧诗集准备出版以后,马上赶往聂的蜗居,自告奋勇要求作序。故而,在《散宜生诗》的前面,我们不仅看到了王蒙的序,更有胡乔木的序言在前面。

谈到《散宜生诗》的命名问题,聂绀弩说,散宜生是周文王的一个大臣,曾经为周文王父子的事业做出过贡献。但是,将这本诗集命名为《散宜生诗》,主要原因还在于庄子。

《庄子.人世间》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石的木匠,要往齐国去,走到曲辕那地方,见神社中有棵栎树,树身大到可以蔽牛,量度其粗达百围,其高临山十仞才有旁枝,那一部分材料就足可造十只船了。虽然这树引来了观者如市,匠石却不屑一顾。他的弟子饱看一阵后去追问匠石,匠石说:散木也!做船就沉,做棺椁就速腐,做器具就速毁,做门户就出油液,做房柱就虫蛀,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所以它才那么长寿。

所以,聂绀弩写道,“老夫耄矣,久自以为散人散木,无志无才,唯一可述:或能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因窃假‘散宜生’为号,而命所做诗为《散宜生诗》云。”

出头的椽子先烂,自古以来,大凡俊才与豪杰多不长寿。王勃如此,聂耳如此,拜伦如此……这,想来不是他们的错吧。

山西人民出版社日前出版了侯井天所注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该《全编》共三本,是目前聂绀弩旧体诗中最为全面的一个版本。这本集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者为其每首诗都做了批注。其中,对诗中涉及到的当代人物的考证,尤为细致。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套《全编》,不仅是聂绀弩旧体诗的集结,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小传或小像。可以想见,多年以后,那些对当代史缺少认识的后来者,看到每首诗后面附录的批注,该是何等的兴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注者侯井天先生,为了这部书的编撰与出版,曾经奔波九年,并且将这本书的前五版自费出版。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第六版里,几乎每个人、每句话都经历了严格的考证。为了一个证人,侯先生曾经不远千里,往来奔波。其对于文化的热诚,可圈可点。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