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怎么读音是什么 读书与自学 | 聂绀弩:我的“自学”
自学,且局限在看书方面,要自学就要肯看书。小时百不如人,认识几个字之后,就爱看书,起初看唱本,随即看《聊斋》,以后是三国、水浒、西游、封神……碰到什么是什么,无不津津有味。我一面喜欢读书,另一面又不喜欢读。
当我有点自己的思考时(十来岁),首先就是不懂为什么要学,学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谁在入则孝出则悌呢?一个也未见。虽然入则不孝出则不悌的人,也似未见。孔子又曰:“学而时习之”,谁在“学而时习之”?大概专门制服儿童的,我就未见大人“学”什么,更不谈“时习之”了。
除了经书之外,还有历史、地理、算术……还有“古文”,每天晚上在房里扯起嗓子喊“博爱之谓仁”,“天地者古今之逆旅”,“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至少两小时。
我也会做“文章”,《人不知而不愠义》、《蔺相如引车避廉颇论》……先生说我做的很好,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我想大概长大了会有用。而我见的大人,除了教书的以外,谁同书、文字有什么关系?这不是说人不读书、做文章,也可过得好好的么?这种想法,使我不用功读书。我在初小,每学期都是第一,但高小毕业,只是乙等。
聂绀弩手稿
有一次觉得思想有改变,却不是因为自学。一九二三年我到福建泉州一支国民党的部队里去做写字之类的工作。那部队的主管官是湖北人,部队里的湖北人很多,我县的王守愚(原名权一,号玄奕)是辛亥起义的新军里的团体“文学社”的负责人之一。
这时他三、四十岁了吧,有肺结核,不久就死了。这些都无关,我要说的只是从他口中听出来的话,凡说到洪秀全和曾国藩时,与我听惯了的说法不同。他怎么说的记不清了,用现在的说法,大概是洪秀全是革命,曾国藩是反革命。一点不奇,但乍听,很刺耳。造反的长毛是革命,曾文正公是反革命!这事我想了很久,才觉得他是对的。而一觉得他对,就或快或慢对许多事的看法都不同了。
关于王玄奕先生,大概很难有机会谈到他了。他是辛亥起义的老前辈。在我邑与革命家刘英、刘铁、蔡大辅等人齐名。有的人名字在李六如的《六十年变迁》里提到过,忘记被提到的是谁了。辛亥后,别人都先后被北洋军阀所杀,我都未来得及一面。
惟玄奕先生是病死的。我在上海时就会见过。他已有肺结核病,自知不久。曾把乡下夫人接到上海,希望生个儿子,历年许未成,又送回去了。后来我在仰光,有人写信给我,说他死在广州,埋在黄花岗。又后来我到广州,曾随詹大悲、张难先等革命前辈去望过他的坟。他的坟很小,碑也很小,“湖北王守愚将军之墓”几个字,是张难先先生写的。
曾有一次好象看得见摸得着似地,觉得自己的知识长高了。
那是在吉隆坡运怀义学当教员的时候。别的不说,教的功课中主要是“国文”,规定每课教一点钟(四十五分许),课文很少或没有不认识的字,自己默默地讲一下,似不很透彻,于是“备课”。课文是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备课的材料叫做什么“教授书”或“教学法”,记不清了。
把它拿来一翻,一课对一课,它都把难字注音了,解释了,有的还是几个字一个的“词”。一字一句一段一篇都分析清楚了。只照它一念,就是上课,是教学,容易极了。难怪我的老师们都有一本这书。
早知如此,何必上学呢?在家买本这书看看多省事。而且又何须到海外来才当教员,在家时早就可以了。(其实故乡没有象我这样二十来岁刚从高小毕业的教员。他们是秀才、举人,其次是中学或师范毕业的。他们有的看过梁启超的《中国魂》,有的看过《曾文正公家书》。他们不是作文程度比我高得多,就是眼界比我广,到过北京、上海,甚至日本,至少也到过武汉。)
且说我当时看了教学法之类,高兴极了,觉得比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味。至少更有实用,对眼前吃饭问题是实用。一直备课备下去,不知备了多少课,备了之后,才觉得以前一看就懂的课文,其实看了几遍也未懂,是备了课之后才懂的,备课之后我觉得充实了许多,几乎可说“万物皆备于我”了,不上课发抒一下不行。谁知第二天一上课,实际情况却大谬不然。
我教的这一班,有四、五十个学生,从十一、二岁到十五、六岁的全有。他们多是广东人,说着多种话,广州话、潮汕话、梅县话、海南话,他们的话我全不懂。这关系不大,要命的是,我的话,他们几乎全不懂,只有一两个比较大的懂一些,能注意听讲,别的学生都不听,满堂的人都彼此讲话,讲得我讲的课连我自己都听不懂了,幸而有几个听得懂一些的学生出来制止他们。
另外一件事更要命。我昨天准备好至少可以讲一个钟点的课,不知怎么搞的,一眨眼工夫就讲完了,把壁上的钟一看,还只五分,还有四十分才下课!这四十分,比任何时间都长!都难应付!幸而孩子们很快就听懂了我的话,我也慢慢地能讲得时间长些,终于到了下课时还讲不完。教了三个月,不到一学期,我觉得我的“学问”增长了好多。虽然只是小学学问,但在我也是学问哪!
还有一次,是在仰光《觉民日报》时。《觉民日报》的总编辑是董楚屏(锄平、方城、冰如)先生,他和鲍楚僧先生都是我邑宋河(北乡,离城六十里)人。他们大概早就是共产党员了,我说我在家时曾有人寄一本《共产党宣言》给我,那个人就是他。
我到仰光的那天,他和鲍先生就被英政府(那时缅甸是英国殖民地)驱逐出境了。全仰光的华文报纸都起来营救,闹得很热闹,也经过了好些日子,终于无用,还是送回国了。他走后,还有一个编辑赖俊,忘记他是哪里人,说的闽南和潮汕一带的话,过了不很久,不知为什么,他也不来了。
于是《觉民日报》的编辑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报每天出四张纸,虽然最小的字是老四号,字很大,但总有四张啊,一个人编完要闻(国内政局),国际(各国),各地(南洋群岛),本埠各版,加上文艺及学生两种副刊。
无论哪一栏,都无任何稿件,都须从国内、外埠甚至本埠的别家报纸剪下来贴好了,略加改编、付排、校对、(另有专业校对)拼版。再有时间,就写“社论”,“编辑余谈”,还有别的什么(有二、三种,忘记其名字),说忙也真忙,要整天对付它。
说痛快也真痛快,自由极了,要怎么就怎么,没人说半个“不”字!请想想,这样那样的新闻和文章剪剪贴贴,圈圈点点,删删改改,抄抄袭袭……无论怎么容易,也要用点脑筋。及其用力既久,比如说几个月下来,会没有一点点长进?不管有没有别人说,我是觉得我的“学问”一下子又长了许多。
不过与运怀义学备课一样,都是实逼处此,与自学无关。
我也“自学”过几次。第一次就是在《觉民日报》。老董走时说,书橱里的书都可看,书橱底下一部《新青年》合订本,应首先看。老董走了,赖俊也走了,楼上只剩下我一个人,白天心烦意乱(天热)地编好四版报,晚上就没什么事了,哪儿也不熟,话又没人懂,哪里也不能去,闲着没事就找书看吧。
周佛海译的《社会主义概论》、郑太朴编的《从星云到人类》、马君武译的《物种原始》、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许许多多,最后是《新青年》合订本。
这些书对我都一样,都似懂非懂,就拿哪本是哪本吧。《从星云到人类》是最懂的,很薄的一本小书,给了我很多知识。但《物种原始》却不好懂,译笔太枯涩;《天演论》《群学肄言》则摇头晃脑地欣赏译者的古文文笔,它讲的什么,反而不大理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变成拥护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了。但碰到严复的译文,还是跟他的古文走的多,跟译书的内容走的少。后来甚至恨他的古文妨害我直接了解书的内容。
《新青年》合订本最容易看。在家时,曾以胡适的《尝试集》为笑料,这时觉得他的文章是标准文章,白话文中也有文言文,又不象有些新诗人把句子造得很难懂,文学改良主张也不太激烈。但是不懂鲁迅,特别是《狂人日记》,怎么仁义道德字缝里是吃人?这到很久以后才会过意来。
我看重鲁迅是从陈独秀推尊吴虞、吴虞又在文章里提起《狂人日记》一步一步来的。但五四文化运动的精神我是理解了一些的,白话文,反礼教,男女平权,社交公开,恋爱结婚自由,“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些东西象冤魂不散地跟了我一辈子。其实我后来还有了点更新的思想,但一检查,新思想里也有它们存在。
第二次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去就用心钻俄文,天天拿起书死念、死背,用功了半年,还是一窍不通。我只懂中文,中文是无所谓文法,文法是久而自得,无师自通的,也翻过一下《马氏文通》和别的文法书,知道除了单字之外,还有所谓词,由一个或几个单字构成,而词又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
但这些分别都不表示在字形上,即看字形不能知道它是什么词,也就是词性的分别等于没有。而俄文是拼音文字,一个字(词)有长短几个字,从字的某一点上可以看出它的词性。
这一点也使刚接触外文的人大感迷惑,同一个“革命”,在这儿是这样,在那儿是那样,除了这,它还有性(男女)、数(单复)、时(去、今和未来)、格(六格),这些东西使我烦死。在外文与外文之间,假如俄文与英文之间,学会了一国字母,就等于学会了许多别国字母,学会了一国的文字,也学会许多别国文字。
如革命、政党、政治、经济、哲学、唯物、唯心,无数的字,许多国都是一样的,而只懂中文的人却没有这个利益。
不但如此,中国人拼外国的国名、地名、人名起初都是用汉字作音符而又带着译者的方音翻的。不但俄罗斯、莫斯科、苏维埃与原文音都有不对处,还自己跟自己的译音打架,如牛顿又是奈端;但丁又是但底、但特;雨果又是嚣俄;陶思道就是托尔斯泰等等。
此外,教我们俄文的是苏联人,我们不懂俄国话,他不懂中国话,他非常希望我们很快就学会,我们也希望很快就学会,只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共同语言!还有,没有一种俄华字典,象一、二十年后陈昌浩编的那种《俄华字典》,我们那时用的是日本红皮的《露和词典》(忘记谁编,后来八杉贞利编的用字典纸印的,翻起来更方便),用也可用,但不懂日文的人看来,许多造句引例是无用的,而字典的最大用处就在这里。
我觉得早有陈昌浩字典,只要下工夫,俄文可以无师自通。可惜有这字典时我又连工夫也没有了。最后是这个学校是无所谓学期的,也就无所谓毕业与否,它可以随时把你送回国,使人无法准备多少时间来学俄文。
半年过去了,俄文还一点门都没有,我就决心不学俄文了,回转来看中文书。我反正无知,学什么都一样。
学校有个图书馆,是把学生们带去的书集中而成的,学生有几百,有的带的书很多,多是那时北京各大学的讲义之类,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玄与科之战”的什么书,现在早已无人提起了,但对当时的我说来,比学俄文之毫无希望,还是好的多。
因为是牺牲了在苏联学俄文的机会来读中文书的,越是觉得时间的宝贵,我读得非常勤快,差不多天天换书,一大本接一大本的,几乎把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使管借书工作的同志吃惊,每碰见一个学校的苏联工作人员,她都要讲,我看的书多。
其实我看的那些书,比起在课堂上学的功课来都是落后的东西。在课堂上学的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北京的大学里连名词都不知道,我因为受那些学院派的讲义的影响,对于课堂上学的不觉有些抵触。甚至自学而来的一点“五四”影响也有抵触。多少年后,那时的课堂功课在我身上的影响才发挥了一些出来。
有人以为我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一定早就是共产党员,其实不是,我是落后分子。不错,我自学了,但学的是些落后的,甚至比落后更坏的东西!但在我说,比不学还是好些。
第三次是在香港。
那时候快全国解放了。许多民主人士、作家、地下工作的党员集中香港,等候解放。我也从重庆经过武汉,还回过一次故乡,才慢悠悠地到了香港。在香港我读到《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改的呢?》之类的文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才脑子一旦豁然开朗:革命就是干这种事!
同时又马上觉得自己穷了,无法应付这新环境了,于是找书读,读的是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文选》(二卷集)等。其实这些书别人早读了。
第四次是在监狱,在山西的稷山和临汾的监狱。在《怀监狱》一文里,我首先说监狱是学习的圣地,谈了我和别人怎样学习,我怎样劝人读《资本论》等,现在再说一次,恐怕不免有些很重复。在稷山看守所,起初是不许读书的,号里只有刘羽有两本书,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列宁《“左派”幼稚病》大家是偷看的。
刘羽经常申请干部给买书,干部理也不理。不知怎么一来,一个姓杨的干事忽然问我买书不买书,我说买。他就替我买了一本袖珍本《毛选》。于是天天看《毛选》,本以为都读过了的,这时一看,又完全象新看一样。有的以为看懂了的,其实没有懂,这就看出味道来了。
另一位凌干事,也不知为什么,替我买了好几本书,重要的是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读完了《反杜林论》,接着读《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读完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再读《反杜林论》,觉得象新读的一样,以前(几天前)读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读了第二遍《反杜林论》,再读《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也是这种感觉。这才觉悟到,书没有只读一二遍就能记住的,文字如此,内容更甚。
小时读几百字一篇的“古文”,不知读了多少遍还记不住,惹得先生打骂,何况现在是几十万字一本的书?于是下决心来把每本书都读几遍。并且每篇都在书末记上何年、何月、何日、何时读完第几遍,甚至其日午或晚餐吃什么菜饭。
信不信由你,两书轮流各看到二十遍,以后便没记了,毛估一下,至少各看了二十五遍。去年,有人来问我:列宁说真理很活动,以防问题僵化;又很确定,以便人为它努力,在何书何处。恰巧仿佛记得一点,就告诉他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某处一带,他一翻就翻到了。他说我“博闻强记”,其实我只知道这一点,倘问别的,我就茫然了。可见读过书不管这里那里还是有点用处。
读这两本书时,忽然想起某人说,读《资本论》他是在监狱里读的,在外面没有方法读。我现在既在监里,何不趁此读读《资本论》?于是请求干事给我买《资本论》,干事说没有卖的。准许我写信回家叫家里寄来。《资本论》是有名的不好懂的书,万一费事寄来看不懂,岂不枉然?因先做点准备,看马克思的几本小书《哲学之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都觉得可以看懂,这才写信回家,而且只要第一卷;多寄还怕看不懂。
书寄来后,看了一个星期,看完了。又向干事申请替我去买买第二卷看,但是买不到。这干事真好(他名苏武云),他说我替你向外面借第二卷来!书借来了,我就把第一卷给李四看,他也看得很高兴。号里有一个名苏光明的是苏武云的一家,也在坐牢,看见我们看书很有兴趣,也把书拿去看,但他文化度程差一点儿,看不懂。
他把自己的脑袋用拳头乱捶,口里骂:“他妈的,就是不用功读书!”他又说:“看书太重要了,我的老婆的文化比我高,出去以后一定买书给她看去!”
说到这里,穿插几句:拙作《沁园春赠李四》一开始就说:“马恩列斯,毛主席书,左拥右摊”,有人以为吹牛,其实是真的。后面“背《资本论》”,也是真的。一部书几百万字,怎么背呢?您真迂,背一百字或五十个字,只要是《资本论》上的,不也叫“背《资本论》”么?
前几天,李四来还谈起由《资本论》引起的笑话。他说《资本论》四卷引亚当·斯密的话,一处是奴隶劳动,一处是非奴隶劳动。奴隶劳动就是产量低,工具也容易坏,牲口也很快就死了,更不谈有什么发明创造。非奴隶劳动则样样相反,什么发明创造都是他们搞出来的。
起初并没留意·前几年到农村一看,可不,什么是自留地,什么是公家地,一望而知,不禁想起亚当·斯密来,心里好笑。《资本论》四卷又引亚当·斯密,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给当时以很大的震惊,特别是帝王将相,想把自己的劳动说成是生产劳动,但人们分析说:生产劳动是靠资本家的资本生活的,非生产劳动是靠资本家的收入生活的。
帝王将相和仆役娼妓一样,是直接间接靠资本家的收入(纳税)生活的。这件事给了我很大启发,好多积久的问题一旦迎刃而解。
漫画家丁聪为聂绀弩画像:《老头上工图》
《资本论》第一卷读了十遍,其它各卷各册读了两遍,唯第二卷第三篇,关于社会总资本,读了好多遍,忘记了,那是读了好几遍了才懂的。
以后在临汾,随时劝人读《资本论》,都没有象李四那样认真看的,这在《怀监狱》里谈到过。
自学过四次,以四除年龄,平均二十年一次,有时不过延续几个月,谈得上什么“自学”呢?
就这样,说是什么都行。末了的学《资本论》却与成材成家无关,学时已七十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