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经济观察报 柳亚子两枚印章引发的灾祸
柳亚子甚好印章,据说他一生使用过的印章达160多枚。没想到,其中两枚闲章,不久竟酿成一场大灾祸。这两枚闲章,说来话长。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柳亚子请当时只有25岁的青年篆刻家曹立庵为毛泽东治印两枚,一为阴文“毛泽东印”,一为阳文的“润之”,毛见后甚为喜爱。
柳亚子还请曹为自己刻了两枚闲章,其中一枚的印文是:“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另一枚印文是:“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第一方文中的“兄事”、“弟畜”典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长事袁丝,弟畜灌夫”,意为西汉名将季布的弟弟季心为人仗义,因避祸逃到吴国,躲在吴国丞相袁丝家里,他像待兄长一样尊敬袁丝,又像待弟辈一样友爱灌夫等人。
柳亚子在1922年曾自称为“李(列)宁私淑弟子”,又与比自己小十余岁的毛泽东早就十分熟稔,故在闲章中以与“列宁学生”自比的斯大林、毛泽东“称兄道弟”来表示尊重爱护、追随其事业,对他来说,至少在1945年亦属自然。
第二方印文中的“大儿”、“小儿”典出《后汉书·祢衡传》。祢衡字正平,为东汉末年才子,他在群贤荟萃的京城中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因孔融比祢正平大20岁,杨修比他小几岁,所以分“大儿”、“小儿”。
这里的“大儿”、“小儿”是“男儿”之意,是对自己钦佩的人物的尊敬。王尔德是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作家,晚年赞成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柳亚子似乎早有所感,怕引起误解,还特请曹在一枚闲章上刻边款,表明他虽以狂士祢正平自称,但还是特地指出孔融孔北海的年龄、德行都超过“自己”,自己与杨修杨德祖是生死肝胆之交,所以“绝无不敬之意”。
对柳亚子文物,革命博物馆照例要整理、清点、编目造册,印章清理由当时在“军博”保管部工作的周永珍具体负责,由于时间紧张,周并未详问典故内容,这两枚印章于1964年正式入藏。
然而,1966年春,这时“文革”大幕已经拉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已经很浓,中共中央某单位的一位工作人员受命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查阅文物目录卡片,看到这两张贴着照片的印章卡片,认为印文是对领袖的不敬,有政治问题。
有关领导大为紧张,革命博物馆馆长兼党委书记李兆炳也不敢做主,将卡片送交康生。不久,康生将卡片送回“革博”,并用红铅笔在卡片上批示:“反动之极”,是“反革命的”,要求“彻底销毁”。根据康生旨意‘,这两枚印章被定性为“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印章”,李兆炳只好按康生指令,指示保管部执行。康生还对文化部做出批示,此事要“彻底追查”。
康生认为革命博物馆只能收集革命文物,收集其他文物就是藏污纳垢,所以对“革博”收藏范围进行大批判,对所藏文物进行清理,对有关人员进行批判。保管部主任夏立平首当其冲被“揪斗”。“文革”中她的罪状之一是在“清查”文物时,发现她在有关人物的文物归档编目时按姓名编目,这样,“革命人物”、“革命领袖”就与一些“反动人物”、甚至“反革命人物”按姓氏笔划编排在一起,这本是文物编目
‘的通行规则,却被认为是“罪大恶极”。
“文革”结束,“柳案”平反,他们才被平反。
此冤案的造成,康生无疑是关键人物。康生素以精通文史、金石、文物鉴定著称,不会不知道“大儿”、“小儿”、“兄事”、“弟畜”的典故,为何一定要将这两枚闲章定为“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印章”?柳亚子并非平常人物,康生为何执意要而且敢将柳章定为“反动”?现在多数文章观点认为,他知道此事与周恩来有关,借此“打周”。
难道1966年就有“倒周”的想法?当然,也可能是“文化革命”是从“文化”开刀,文化部早就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深知此点的康生正在费尽心机首先要在“文化”系统寻找一个“突破口”,而“文博”属“文化系统”、柳亚子文物又是文化部副部长亲自上门动员收集而来,正好为其制造“罪状”提供了把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