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为何骂总理 方舟子司马南怒江行 为何与民间环保人士交恶
“在这场争论中,我是一个看客,没有正面在平面媒体上发表文章。”司马南说,“但我并非没有倾向。”
司马南的倾向自然是“以人为本”。他和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是此次“怒江行”的主要发起人。张博庭笔名“水博”,是中国水电工程领域为数不多的善于写作的研究者之一。之前,他多次撰文投递报社,力主发展水电事业。
张博庭为司马南提供了“怒江开发”这个典型案例。案例背后蕴藏的故事是:2003年10月,北京和云南环保NGO人士在得知怒江要进行梯级电站开发后,发起了颇有声势的反对活动。次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怒江项目上批示说:“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这导致怒江开发计划暂时搁置。
上述事件被一些民间环保人士和部分媒体描述为“中国环保NGO史上值得浓墨重彩地写一笔”的案例。这个“功绩”被更敏感的司马南捕捉到,他决定要以怒江开发为例子,对环保NGO再度宣战。
而那场“敬畏自然”的辩论,到3月份则无果而终,双方都宣布自己获胜。
至于此次怒江考察的经费,据司马南透露,由云南省发改委提供。张博庭则表示,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下属的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是经费的主要提供方,“当然,钱未必由他们出。”
记者了解到,北京的这家设计院是怒江水电的主要规划单位之一,而项目投资方――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及地方政府都按约提供了前期的费用,怒江之行也是前期工作之一。
就在司马南、方舟子一行在云南大学发表“反对伪环保”、“反对极端环保”的演说后不久,4月13日在北京,国家环保总局主持召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环保听证会。针对文化古迹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可能引发的问题,各方专家意见纷纭。
怒江建坝再起转折
负责组织北京“绿家园”活动是汪永晨的业余工作,她的正式职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2004年2月、2005年2月和3月,她曾三次赴怒江流域考察。
1998年以来,北京“绿家园”从一个非正式的爱好者沙龙变成民政部公益事业委员会下属的正式会员团体,而其工作人员到现在也只两个。但在这期间,中国电力行业进行了深刻的体制变革――国家电力公司最终分拆,形成相互竞争的五大发电集团。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电力需求逐年递增,孕育丰富水电资源的中国西南地区主要河流纷纷成为开发的目标:怒江有“两库十三级”电站方案、澜沧江有八个梯级电站的方案、金沙江有虎跳峡“一库八级”电站方案。按照一些文件的日程,这些电站都计划在近年内正式开工。
环保人士、人文学者、少数地质专家和环境学者对如此高密度的电站计划提出批评,甚至上升到关于国家发展观的讨论。而阻击怒江电站的初步成功,给环保NGO人士提供了新的舞台和信心。2004年,更多的民间环保组织加入到反对水坝建设的活动中,反对建设的水坝则从怒江扩大到澜沧江、金沙江以及一些江河的支流。
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论坛”成为这些民间环保人士的一次整体亮相。他们一方面在论坛外散发材料,一方面组织云南水电移民在北京亮相,使这个旨在探索如何顺利开展水坝建设的大会变成了“反坝”大会。当时,反对建坝的于晓刚与支持建坝的陆佑楣都坐在主席台上,两人心照不宣。陆佑楣是前三峡总公司总经理。
汪永晨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张博庭,张博庭也第一次正式见到了这些反对建坝的环保NGO人士。
初次交锋,双方并不愉快。到2005年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开展了一项“环评风暴”,宣布叫停30个违规项目,其中包括三峡总公司的两个大型项目――溪洛渡水电项目和地下电站项目。此举引起环保人士一致叫好,也引起了水电领域部分人士的激烈反弹。
张博庭说:“从最近的一些活动看,我认为环保NGO得到了环保总局的间接支持。”而汪永晨说:“用总局领导的话来说也没错,环保NGO与环保局是‘天然的盟友’,我们现在是得到了他们的一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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