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 淮海战役对当今指挥员培养的启示

作者:陈东伟(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岸然(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编者按

2019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胜利70周年纪念日。淮海战役是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同国民党重兵集团展开的决定性的战略决战,最后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淮海战役经历60多个昼夜的战斗,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军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本刊特请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专家对淮海战役取胜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度解析,以期对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陆军第81集团军某防空旅通信分队进行反干扰训练。新华社发

淮海战役是国共两党在解放战争时期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最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参战兵力、武器装备均处劣势的60万人,打败了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我军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双方军事指挥员素质无疑是影响这场战役最直接的因素。而今,战火的硝烟虽已远去,但国共双方在指挥员能力素质培养上的得与失却为今天军队指挥员素质的培养提供了借鉴和警醒。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经过3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解放了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全国领土。图为淮海战役战场一角(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1.坚定信念是支撑指挥员作战意志的基石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军事指挥员最本质、最核心的素质,是战场上军事指挥员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思想根基,是支撑军事指挥员作战意志的基石。

国民党军指挥员口口声称信仰三民主义,实则他们信仰的是金钱和官爵,追随的是赐予他们荣华富贵的蒋介石个人。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指挥员的种种行为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最为典型的就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此人不仅胸无大志、任人唯亲,而且贪生怕死、贪婪腐化,被人称为“逃跑将军”。

十二兵团司令邱清泉虽颇有才华,但特立独行、狂妄暴躁、意志薄弱。淮海战役前,邱率部驻扎河南商丘,他认为“商丘”与“伤邱”谐音,对自己不利,整天琢磨着如何尽快撤离。

淮海战役刚打响,邱就把“向徐州靠拢”的命令变成了大逃亡,丢下黄百韬兵团不说,还扔下编入自己兵团的一个杂牌军。而我军指挥员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等虽然家庭背景、学历层次、人生阅历和性格特点不尽相同,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共产主义。

邓小平、陈毅早在留法期间就接受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而后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伯承、粟裕、谭震林是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自觉选择了共产主义。

自从他们接受共产主义的那天起,就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为实现这一理想,他们甘愿血洒疆场、马革裹尸。坚定的理想信念也为我军指挥员杰出军事才能的培养、团结协作精神的培育、强大心理素质的锻造和优良作风的弘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战场较量的是军心,比拼的是军魂。理想信念缺失,战时就要打败仗。正如被俘国民党军将领王耀武等人在《告国民党官兵书》中所说:“以无主义、无理想、被迫为蒋美作炮灰之反动武装,对抗有认识、有理想、自愿为人民服务之革命军队,胜负之数,不卜可知。”所以,无论未来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如何改变,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支撑指挥员作战意志最坚强的柱石,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

2.高超军事才能是指挥员出奇制胜的法宝

战场上在交战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指挥员个人的军事才能往往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总是能够准确把握战争内在规律,超前预测战争发展趋势以及有效驾驭战场发展态势。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很多军官都曾到德国学习深造,有的还接受过美国的特训。在作战经验上,杜聿明、黄维、黄百韬也都久经沙场。但是,由于长期受蒋介石建立的过分集中指挥体制的影响,一线指挥员掌控全局和临机处置战机的能力得不到锻炼,导致国民党军中虽然不乏能征善战的将才,却鲜有运筹帷幄、统领全局的帅才。

最典型的就是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实际总指挥杜聿明,在其参加或指挥的战役战斗中,他扮演的都是优秀执行者的角色。这也是他在淮海战役惨败的原因之一。

而我军主要指挥员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杰出将帅,他们不仅精通作战指挥,还有带领部队冲锋陷阵的经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还练就了超强的军事领导才能和驾驭全局的能力。

在这种战争环境和军事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邓小平、刘伯承、粟裕等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帅才。例如,华野代司令粟裕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处在战争第一线,指挥过不同规模样式的战役战斗,尤其是独立开创浙南游击根据地的经历,更培养了粟裕独立思考、通观全局的能力。

粟裕的劲敌杜聿明说:“粟裕指挥灵活,有远见。粟裕的战略战术我非常敬佩,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是他领先一步,抢在我们前面,等到我们想到的时候已来不及并已经被包围。

”淮海战役中,我军指挥员对于战争的指导,总是走一步看几步,并在关键时刻勇于担当、敢于决断。而国民党军指挥员指挥僵化,不顾战场实际,盲目执行上级命令,生死时刻又犹豫不决,贻误战机,输掉淮海战役也就不足为奇。

未来战争中,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这对指挥员的军事才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指挥员军事才能的培养上,我们既要强调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又要像指挥淮海战役那样,赋予指挥员独立决断和临机处置的权力,充分发挥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着力培养他们根据战场态势,灵活机动、排兵布阵、巧妙制敌的军事能力。

3.高度战场协同是指挥员联合制胜的关键

战争的残酷性和战场的瞬息万变要求指挥员必须具备精诚团结、生死相依的协作精神。在敌我双方的殊死搏斗中,指挥员只有做到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才有可能在战争中取胜。

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将领之间明争暗斗、相互倾轧。每当大战来临,他们竭力逃避作战,尽量保存实力。对蒋介石的命令,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了就敷衍了事,甚至阳奉阴违。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指挥员各自为战、见死不救的现象屡屡发生。

战役第一阶段,当黄百韬突围不成,向邱清泉求救时,因二人素有矛盾,邱拒不救援。当参谋总长顾祝同责令其出兵时,邱甚至公然顶撞道:“什么总长不总长,我就是不出兵。”顾无计可施,只得报告蒋介石。

蒋介石再三督促邱清泉出兵,但他仍拒不从命。恰如国民党战史在分析徐蚌会战失败原因时所说:“会战进行中,我各强大兵团,均因时间、空间上之关系,未能收到切实配合协同作战之效……,各部指挥之职责不专,各级之牵制过甚,不能适应战机。

”而我军指挥员在整个淮海战役中都体现出高度的团结协作精神。战役前及第一阶段,为配合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刘邓率中原野战军先是攻克郑州、洛阳、开封,清除淮海战场的外围之敌,继而又挥戈东进,阻击黄维、孙元良等兵团,牵制邱清泉兵团。

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时邓小平说:“只要歼灭了南线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为保证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北阻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南挡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还先后抽调4个纵队协同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在两大野战军指挥员密切协同下,确保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在一体化联合作战已经成为基本作战样式的背景下,要想在未来战争中取胜,就要求指挥员必须树立联合制胜的理念。在指挥员联合素质的培养上,我们不仅要学习淮海战役中邓小平、粟裕等人联合制敌的思维,更要学习他们联合制胜的精神。

4.过硬心理素质是指挥员科学决策的保证

军事指挥员最基本的职责就是进行科学决策,而进行科学决策就必须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激烈拼杀、扑朔迷离的战局转换、稍纵即逝的战机捕捉、灵活机动的攻防转换,都给战场指挥员心理带来极大的考验。指挥员心理素质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其决策水平乃至战争成败。

大量史料显示,大多数国民党军将领长期养尊处优,很少有指挥员经历过弹尽粮绝等近乎绝境的历练和考验。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军事指挥员其心理素质可想而知。淮海战役初期,国民党军将领就有畏战怯战心理,随着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很多指挥员的心理防线也随之坍塌。

战役期间,由于杜聿明被蒋介石调往东北,作为前线总指挥的刘峙竟然疾呼:“光亭走了,这可如何是好?北进谁能做主?”至于兵团级指挥员,其心理也几近崩溃,曾经不可一世的邱清泉,在陈官庄被围后突然变得情绪异常,整日寻欢作乐,军中事务撒手不管,直至精神失常。

其他将领也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临阵逃窜,李弥面对解放军送来的劝降书,当着部下的面号啕大哭。

至于激战中,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弃职逃命的事情更是接连发生。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战事多么激烈,我军指挥员都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最关键的一战,也是我军打得最为艰难的一仗。

毛泽东就曾对刘伯承、邓小平讲过:“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口地吃下去了。”可见此役的激烈程度。在如此惊心动魄的战场环境下,我军指挥员心理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粟裕讲解放战争他紧张过三次,而淮海战役消灭黄维兵团是他平生最紧张的一次。为了彻底歼灭黄维兵团,粟裕连续七天七夜不吃不睡,由于长时间高度紧张导致美尼尔氏综合征发作,头昏目眩、恶心呕吐、头痛欲裂,血压高达180至200。在这种情况下,粟裕仍忍受着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以超人的毅力坚持指挥战斗。最终,粟裕不仅在战场上击败了敌人,也在心理上彻底击垮了对手。

国共指挥员心理素质为何差距如此之大呢?这是因为我军指挥员过硬的心理素质是建立在坚定信仰基础上,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坚韧性。同时长期的艰苦卓绝的自然环境、严峻残酷的白色恐怖以及敌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也塑造了我军指挥员处变不惊、坚忍不拔和勇往直前的强大心理。

由此启示我们,在非线性、高强度、快节奏、强杀伤为特点的信息化战争中,要培育我指挥员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稳定坚韧的过硬心理素质,就必须把理想信念教育与近似实战的历练紧密结合起来。

5.优良作风是指挥员凝聚军心士气的基础

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指挥员作风的好坏不仅关乎部队的士气,更关系到战争的成败。淮海战役中,国民党高级军官与商人勾结、牟取暴利的现象比比皆是。“剿总”司令刘峙为了一己私利,竟然把军事秘密泄露给他的生意搭档,气得李延年大骂:“刘老总把自己的生意看得比部队还重,不败天理不容!

”蒋介石也曾说:“许多高级指挥员每到作战的时候,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急关头,就不管他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

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仰呢?”而我军的性质和宗旨从根本上决定了指挥员必须具备优良的作风。自建军之初,我军就把清正廉洁、官兵一致、一心为民列为各级指挥员的必修课。

我军指挥员正是靠着“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的清正廉洁,“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的率先垂范,“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为民情怀极大激发军心士气,赢得淮海战区500万民工大力支援,从而保证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拿破仑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剑和精神,从长远说,精神总能征服利剑。”战争既是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更是彼此精神力量的比拼。历次战争反复证明,不管是机械化战争,还是信息化战争,决定战争胜负的始终是人而不是物,而优良的作风又是人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特别是在我军信息化建设与世界军事强国还存在差距的情况下,我们更要注重培养各级指挥员勇于牺牲、率先垂范、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从而最大限度激发官兵的战斗激情,最终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