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文王与商鞅
大秦帝国之纵横是有名的大秦帝国系列之第二部,承接了第一部的厚重豪迈,大秦帝国之纵横由秦惠文王和张仪的组合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脚步。
秦国的诸位国君之中,无疑秦孝公对于秦国最终在战国群雄中胜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重用商鞅进行变法,将秦国从一个远离华夏文明中心的西陲蛮邦变成一个在法家学术统治下具有强烈君主专制色彩的虎狼强国。
然而历史往往记住了作为开启者的第一人和最终完成统一大任的集大成者。处在中间的惠文王和他的事业往往被掩盖在父亲和子孙的辉煌之中,藏在历史的角落里。
战国群雄在面临着要么称王称霸,要么成为别人称王称霸的垫脚石的选择之间,有雄心的都选择了变法。魏国首先开启了变法,变法变法,变得自然是祖宗之法。既然变法了,难免就要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君主专制今天看来是个历史反动词,事实上在战国初期国君的利益往往跟国家的利益才是真正相合的。
道理很简单,战国之间,你死我活,国君要么被灭,要么灭人,没有其他选择。因此可以看到推动各国变法的往往是各国的国君:魏国的魏文侯;秦国的秦孝公;楚国的楚悼王;韩国的韩昭侯;赵国的赵武灵王。
各国无一不是由强势的君主和外来的大臣推动变法。如韩国的申不害,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都不是本国贵族,士大夫。很简单,变法动的就是本国贵族的蛋糕啊!
这就要从春秋战国的战争形态讲起了,事实上春秋时候的战争有点像贵族之间的艺术,是很讲礼仪。比如两军开战之前,要先打一声招呼,我要打你了哦,因为你曾经对我有恩,所以我退后三舍,你过来啊。而有名的仁义之师宋襄公倒也不全是迂腐,他是要继承齐桓公的事业的,是要“尊王攘夷”的,在面对楚国蛮夷的时候,怎么能不讲周礼呢?所以面对楚国是否要渡河而击之的时候,他考虑得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要是我不讲周礼,我凭什么跟齐桓公一样“以德服人”。
而春秋时候的战争往往也是国君发起,国内的贵族大夫效力。因此国君真正能掌握的武装力量是很少的,而战国的战争形态就没那么优雅了,动不动就是灭国之战。这时国家需要充分发动平民,可是你发动平民,要钱吧?钱从哪来?税收,既然国家要控制税收,难免就要少分封土地给贵族了。
甚至要通过给因为军功升职的军人封爵,这样会抢老贵族的蛋糕吧!人家肯定想,什么,这货以前是我奴隶,现在打仗立功了,跟我一样有爵位了!更过分的是,以前仗是我领着他们打的,炮灰是他们的,功劳是我的,现在我要靠边站了?更何况,国君要变法了,难免就要重用从外国来的,有本事的士人(如商鞅,吴起等)
所以一部战国早期历史就是国君,联合外来士人和平民跟本国贵族斗争的血泪史。当然平民的命运往往不是决定在自己手中的。
我们看看各国变法君主和大臣的下场:
魏国最好,君主和大臣都善始善终,为什么呢?因为魏国的前身魏氏家族就是贵族出身,三家分晋,他们本身就是篡权成功的贵族。既然是贵族上台,变成国君,国内的封建势力往往就没那么大,而且国君也明显有意识的加以控制。于是魏文侯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本国士人。用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建立常备军制度,向西打秦国,向东打齐国,向南打楚国,好不威风。魏国也成为战国初期的无可置疑的第一强国。
韩国:韩昭侯跟申不害都战死,没办法,国力太弱,人家不可能等你变法强大了,提前来灭你。
楚国:楚悼王死都不安宁,贵族们恨吴起恨得牙根痒痒。哪怕吴起躲在楚悼王尸体后面,那帮贵族依然把他跟死去的楚悼王一起射成了刺猬。
赵国:赵武灵王被国内的贵族活活饿死在沙丘宫中,他的儿子屁都没敢放。任杀父仇人善终。
历史的进程往往就是进三步而退两步,无比艰辛。的确,以国君为主导的强化国家力量的改革是历史的潮流不假,但各国几百年的历史积累,国内谁还没有几家,几十家历史底蕴深厚的大家贵族?他们的力量虽然不足以改变整个历史前进的大势,却也足以影响一段历史的进程了。
而商鞅的悲剧便来自于此。
史书里大多说上位的秦惠文王因为商鞅曾经得罪过自己。哪有那么简单,首先我们要理解各国的变法是要建立起以国君为唯一权威的法家学说下的集权体制。这个制度的权力核心只能有一个,而当时秦国国内商鞅的声望权力太高,甚至让秦孝公生前有传位于商鞅的想法。因此孝公死后,秦国出现了新王与商鞅两个权威核心。二者只能存一,而当然不可能是商鞅。
商鞅的悲剧不光是死于自己的新法,而且是自己成为了自己所设计那套制度的敌人。
而躲在暗处的秦惠文王嬴驷一方面联合对新法和商鞅恨到骨子里的旧贵族把商鞅车裂。在历史大潮出现逆反小趋势之时,秦惠文王抓住了这个小趋势,暂时跟贵族站在了一起,杀了商鞅。等到稳定政局之后,自己掌握稳了王权,他又宣布“废商君而不废商君之法”,最后发动政变,彻底把老贵族们扫入垃圾堆。
眼光精准,目光犀利,每一步都踩在点子里。秦国东出函谷关,纵横关东的第一步将由这个君王来走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