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林彪 杨成武将军忆:“文革”中林彪向我伸出魔爪【3】

听说您的大女儿杨毅,是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能谈谈事情的经过吗?有人把林彪一伙迫害杨毅看作是对您进行迫害的开始,或者是林彪最后下定决心拔除您这颗“眼中钉”的信号,您认为是这样吗?

提问刺触到杨老将军的心,引起他痛苦的回忆。看得出,他在尽量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几分钟后,他缓缓地长叹一声,叙述起我们早就想知道的真情:在林彪对我下毒手前几天,我接到两封匿名信,都是空军机关干部揭发林彪党羽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王飞等人在空军的种种丑行的。

我在信上批示后转给林彪。没想到林彪竟派人把信送回空军,交到信上所控告的那几个人手中。他们像公安局查“反革命”信件一样,在整个空军机关核对笔迹。最后确定像余立金的秘书写的。

因为信上有我的批示,他们为了报复,又联系到我的女儿杨毅。当时,杨毅在空军报当编辑,与余立金的秘书认识。他们精心策划后,由周宇驰找吴法宪说,余的秘书与杨成武的女儿乱拉男女关系,他老婆都看到情诗了,已告到党委来啦!吴法宪叫人把秘书的妻子带到办公室,但却一问三不知。在没有任何事实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隔离审查”余的秘书,这个难题交到林立果手上。林立果回到家中一说,叶群便气势汹汹地给吴法宪下达了指令。

这时,我在病中也得到消息,气愤至极。我的女儿还没有谈恋爱,就遭到如此的人身攻击,当然不能容忍,便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放人。同时,我的妻子赵志珍也到空军去找吴法宪,没有找到,就与余立金一起去毛家湾。叶群说:“哎哟哟,什么事情值得你们两个跑来呀!

打个电话不就得了。”赵志珍说:“叶主任,我们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和林副主席的。”叶群听完他们谈的情况,煞有介事地说:“好吧,我再派人调查调查,查清楚以后再向101报告,你们先回去吧。”随后,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和他老婆一起找我谈话,要“不认错,不低头、不让步”。

几天后,林彪勾结江青策划了“杨余傅事件”,把我打倒了,全家12口人都遭到监禁。我的大女儿杨毅先后被秘密关押在北京、四川、河南等地。她从四川被押到洛阳,与我们团聚于囹圄时,早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两年多后,她又被秘密押往滑县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身体被折磨得更加虚弱。

“9.13事件”后,杨毅从报纸上敏锐地感觉到,林彪出事了。生命已经非常微弱的大女儿看到了希望。出于对党的信赖,她不怕威胁和迫害,给周总理写信,揭发林彪一伙40多条罪行。不久,所谓的“中央专案组”派一个叫崔登龙的人,向她作了调查。

但是,这个人刚走,她却突然死去,而崔却一口咬定她是“自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杨毅在那非人的待遇中,熬过了漫漫的四年,而在她看到光明,意识到希望的时候,却去寻短见呢?

当“专案组”把此事报告到北京,并提出“马上火化”时,周总理感到疑惑,立即指示:用棺木安葬。打倒“四人帮”后,空军机关为杨毅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当人们取出她的遗骸准备火化时,却发现她身上除多处伤痕外,单是肋骨就断了6根。经鉴定,结论是:“外伤致死”。终于使所谓的“自杀”之谜大白于天下。

林彪、“四人帮”一伙还折磨死我的老母亲和我的妻弟。在战争中,由于恶劣的环境和病魔夺去了我们3个孩子的生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又夺去我们3位亲人的生命,年近八旬的老母亲临死也没让我们看上一眼……说到这里,杨老将军的眼里噙满泪水,似乎思绪也凝固了。我们只能屏住呼吸,静静地在心底为老将军的一家鸣不平。

林彪与江青导演的闹剧

所谓“武装冲击钓鱼台”,是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导演“杨余傅事件”的直接口实,请您谈谈事件发生的简要经过好吗?

杨老将军说:董保存几年前写的《“杨余傅事件”真相》,和张子申写的《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两本书基本上准确的,这个问题还需要再谈吗?

我们把一份小报递给老将军,说:最近,我们看到有的文章讲到“武装冲击”事件时,很有舞台动作感,似乎是某位秘书的动作,引起了江青的疑惑、误会。所以,我们想请您再谈谈。

老将军没有戴眼镜,把小报拿得远远的看了看,严肃地说:所谓“武装冲击”事件,完全是江青的造谣、陷害,是政治阴谋,是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排挤异己,阴谋篡党夺权的重要一步。我简要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应该说,在“冲击钓鱼台”事件发生前,我早已得罪了林彪,前面讲过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还不明不白地得罪了江青。因为江青听说,上海一些人搜集了一批她30年代的材料,此事已被我知道,由于她心中有鬼,非说是我整过她的黑材料,一直纠缠不休。

我想,也许是在林彪、江青正准备向我下毒手,而苦于找不到适当借口的时候,出现了毛泽东找丢失的鲁迅手稿,找到江青头上的丑闻。于是,江青便气极败坏地捏造了“武装冲击”的舆论,并进而与林彪勾结,共同策划了所谓“杨余傅事件”的大骗局、大冤案。这完全是林彪、江青勾结起来导演的一场大闹剧!

1968年3月5日午夜,周恩来、陈伯达把我找去,说:鲁迅夫人许广平发现原藏于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叫马上设法查找。我和傅崇碧等人连续几个昼夜进行调查,终于搞清楚,原来是江青叫戚本禹取走鲁迅手稿,并放在钓鱼台内中央改革保密室。

我叫傅崇碧先报告陈伯达。他立即给中央文革办公室打电话,肖力(李纳)接的电话,傅说明已经知道手稿的下落,请她向陈伯达报告一下,随后就到。到钓鱼台门口后,又打电话给正在值班的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答复可以进来后,吉普车才驶入大门。

傅崇碧等人下车时,正巧姚文元走过来,他们就一起走进会议室,还没站定,已知道此事的江青推门进来,顿时大怒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事后,江青找到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成员,声泪俱下地“控诉”:“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

江青与陈伯达、吴法宪、叶群紧锣密鼓地策划后,把我叫到钓鱼台。叶群添油加醋地说:“他带了两部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江青反复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去批傅崇碧!”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也指责我包庇傅崇碧。最后遵照周恩来的安排,我陪同谢富治到京西宾馆,召集卫戌区师以上干部,由我主持会议,谢富治讲话,宣布了这件事。会后,由谢去向周恩来、江青汇报。

从这天以后,我犯了病,直到我被抓起来,中间十来天的情况,我就不十分清楚了。6年多后,当我被解除监禁,回到北京之后,才陆续了解到这段时间的情况。

据说那次卫戍区师以上干部会议后,江青与叶群又在一起密谋过。两天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卫戌区的司令员和政委,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也都在坐。林彪说:“杨成武这个人不好,他排挤别人,抬高自己,想把那个代字去掉,他想当总长。

”“杨成武到处散布,说肖力要夺他的权。不可能嘛,肖力怎么会去夺他的权?”接着提出:“总参不能让他搞了,再搞要出问题。”还推出黄永胜作为新的人选。他们先后在毛泽东那里“开了四次会”,经过他们多次诬陷之后,才定下来“杨余傅”的问题。

在抓我的第二天晚上,即“3.24”之夜,林彪、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会上,他们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聂荣臻回忆录》是这样记述的,林彪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夺北京市的权。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3月27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10万人大会上,江青捏造了更为离奇的情节,说傅崇碧的秘书用皮包打她,要砸断她的脊梁骨,她的腰一直在疼。还说“皮包里有手枪,后面的车里最低限度有挺机枪”等等。

3年之后,在华北会议和其他会议上,江青渲染得更加骇人听闻:说傅崇碧按“杨成武的命令”,“带几辆汽车,浩浩荡荡、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还说“一辆车上架自动武器”,“皮包里装有4支枪”,“我有探雷器探出来了”等等。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还给我编造了“晋察冀山头主义”,还有“黑后台”等罪名,把矛头直接指向聂荣臻元帅。为此,聂帅于4月7日写信给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在信上批了16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对聂帅讲,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4月16日,聂帅又找到林彪质问:“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聂帅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