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不怎么样 鲁迅与曹聚仁之间的恩怨之谜
鲁迅与曹聚仁是1927年12月21日第一次见面的。
查鲁迅这一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晴。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晚晤语堂。夜雨。”这演讲是该校文学社团秋野社主办的。接鲁迅的章衣萍是校长秘书兼文学院教授。因早在北京时就与鲁迅相识,由他登门敦请,顺理成章。
鲁迅演讲的题目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记录稿有两份:一是章铁民记,后经鲁迅的修订,29日寄陈翔冰,以《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为题,发表于该校 《秋野》 杂志第三期;另一份则为刘率真记,于1928年1月发表在上海 《新闻报》 副刊《学海》,署“周鲁迅讲”,后收入 《集外集》。
鲁迅演讲那天,在该校任教的曹聚仁,慕名到场,也做了一份记录,寄到 《北新》 半月刊,章衣萍却把该稿压下。据曹聚仁讲,章衣萍没让鲁迅见此记录稿。直到曹聚仁的记录稿在 《新闻报》发表,鲁迅才知道刘率真是曹聚仁。得知章衣萍扣稿未发,据曹聚仁说鲁迅曾就此“说了他一顿”。那时章衣萍与鲁迅走得较勤,仅2月他就三到鲁宅。
章衣萍既然已发了事前布置的章铁民的记录稿,压住不发曹聚仁的记录稿,并无过错;鲁迅同意将曹聚仁的记录稿收入《集外集》,自然他更满意此记录,也在情理之中。
鲁迅的 《集外集》 是由杨霁云负责编辑的。杨乃曹聚仁的高足,师生关系不错,曹聚仁将其在《新闻报》上刊发的记录稿交杨霁云编入集中。鲁迅见《集外集》 后曾致信杨霁云说:“曹先生记的那一篇也很好,不必作为附录了。”表示认同。
曹聚仁与鲁迅第一次有文字交往,则是1933年年初。此时曹聚仁正在编辑上海滩很有名气的 《涛声》 周刊。鲁迅也很看重 《涛声》,经常浏览。1933年1月21日出版的 《涛声》上,刊载了一篇周木斋的杂文 《骂人与自骂》。周木斋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工作和写作。他在此文中说:
最近日军侵占榆关(山海关——引者),北平的大学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纷纷离校。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论理日军侵榆……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写到这里,陡然地想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的锋芒,转眼之间,学风民气,两俱丕变,我要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了。
鲁迅不赞同周木斋的说法,就以罗怃之名,写了一封信给 《涛声》,其中说:
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是属于“逃难党”的。
曹聚仁将该信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之题名,编发在 《涛声》 上,其实曹聚仁等并不知罗怃就是鲁迅。特在 《涛声》 登出启事,与作者联系。
鲁迅后将此文更名为 《论“赴难”和“逃难”》,收进自己的 《南腔北调集》。
今观周木斋之 《骂人与自骂》,其论并无过错,而鲁迅文却有些言不及义。特别是一贯支持学运,被称为学运导师的他,突然在文中发出“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的出人意外之论,想曹聚仁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冠名,也定有深意。
4月10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曹聚仁写的杂文 《杀错了人》。文章认为,革命总要杀人,要杀“中年以上”“代表旧势力的人”。鲁迅认为未触及本质,遂写 《〈杀错了人〉异议》 (收入《伪自由书》)。曹聚仁后来在 《鲁迅评传》 中说,鲁迅的话“当然说得更真切”。
5月7日,曹聚仁致信鲁迅,请鲁迅为李大钊的文集作序。鲁迅日记,这几天有“得曹聚仁信,即复”。这是曹聚仁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里。从此二人越走越近。鲁迅的回信说:
惠函收到。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遗著上应该写一点什么,不过于学说之类,我不了然,所以只能说几句关于个人的空话。我想至迟于月底寄上,或者不至于太迟罢。
鲁迅信守诺言,就在该月底写好,寄给了曹聚仁。曹聚仁即将这篇深情怀念为主义献身的朋友的文章 《〈守常全集〉题记》 编发在自己主编的《涛声》上。
《守常文集》 的编辑曹聚仁是付出很多心血的。而最早向他提议出版 《守常文集》 的,却是周作人。1933年4月,周作人致信曹聚仁:
兹有一事奉询,未知能设法否?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辑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印否?其实文中所谈并不止一问题,不过分量似稍多,此节当可商酌,即全集选集有二办法可取也。守常一子一女均系旧学生,现在长女星华亦在北平,如尊处可以商议,则当介绍与先生直接交涉耳。
曹聚仁原本就是群众图书公司老板,便答应了周作人。就该书的出版事务,二人经多次通信,如请哪些人题字作序等讨论多次。周作人对该书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文集能出版最好;如全集不能出,出选集也无妨,但不能删节,“如删一二句则此篇反不如不编入为愈也”。
已阋于墙的周家兄弟想到一块儿了,鲁迅也想到书稿送审定会遭到删节等麻烦。他的意见是:“《李集》 我以为不如不审定,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
曹聚仁以为,李大钊死在“清党”之前,那时还是国民党的朋友,在国民党内曾任要职,给他留个纪念,原是应该的,未必一定要对其文大砍大删。但是,尽管曹聚仁、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都做了最大的努力,《守常文集》 最终未能出版。可喜的是,鲁迅的 《〈守常全集〉 题记》,先刊 《涛声》,后编入《南腔北调集》。鲁迅所写的李大钊的“遗文却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却回响在墨一般的漫漫长夜。
鲁迅、曹聚仁友谊日渐加深,常常以文章相互呼应。
鲁迅公开称赞别人办的期刊,并不常见。他不仅常赐稿支持,还为曹聚仁办的 《涛声》 例外地唱了赞歌。他发在 《涛声》上的 《祝涛声》 说道,“《涛声》 的寿命有这么长,想起来有点奇怪”,它“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它又“喜欢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颇赞赏其斗争艺术。
丁玲被捕后,关于她被处死的消息,在上海传播甚广。1933年9月21日,曹聚仁接到鲁迅的一封信,云:“旧诗一首,不知可登 《涛声》否?”“旧诗”者即 《悼丁君》 一诗,后发在 《涛声》第二卷第三十八期。
1933年10月,鲁迅曾为施蛰存向青年读者推荐 《庄子》 和 《文选》,与施蛰存发生笔战。二人都写了几篇相互辩驳的文章。施蛰存是应 《大晚报》 之请,让他向青年推荐读什么书时,在印着表格的邮片上,写下了《庄子》 和 《文选》 并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鲁信即以丰之余笔名在 《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一篇题为 《重三感旧》的文章批驳。文中有“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现在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云云。
当时各大学、中学的教科书中,此类书籍多,课文多,北京大学文学系开设了不少国学科目,施蛰存向青年推荐文学遗产,何错之有?联想鲁迅在 《花边文学》 集里的 《读书忌》 一文,向人推荐:“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 《明季稗史》之类……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
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明人小品与《庄子》 《文选》 相比,其文野自有公论。还有鲁迅自己也曾捐资刻 《百喻经》、写旧体诗也是事实。
《十日谈》 杂志上,曾在这之后,登了一幅 《鲁迅翁之笛》 为题的漫画。画一群老鼠应着鲁迅的笛声跳跃,意在批左翼青年唯鲁迅马首是瞻。不管此画作者有无政治背景,这种丑化、羞辱别人的行为,都应遭到谴责。
鲁迅与施蛰存的笔战中,《十日谈》 以漫画攻击,曹聚仁站到鲁迅一边,利用 《涛声》 这一阵地,声援了鲁迅。施蛰存发表反击鲁迅的文章 《〈庄子〉与〈文选〉之后》,尽管施蛰存此文心平气和地讲了他推荐二书的经过和道理,甚至最后说:“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写的。”鲁迅还是再以两篇宏文 《“感旧”以后 (上)》和《“感旧”以后(下)》,发表在 《申报·自由谈》 上,还以颜色。
鲁、施二人论战,曹聚仁先在 《涛声》上写 《论突围》,公开支持鲁迅“反对先生介绍 《庄子》与《文选》 给青年”。其文比鲁迅讲得明白,之所以“反对”,是因施蛰存在“这个黑漆一团的乾坤,比民国十三四年时代 (1924年、1925年——引者)何如?先生还趁此叫青年读 《庄子》 与 《文选》”。
曹聚仁见《十日谈》 有 《鲁迅翁之笛》,丑化鲁迅与左翼文学青年,遂以同名写文发在 《涛声》上反击,云“把今日青年,比作故事里的群鼠,也太小之视乎今日之青年了”。曹聚仁的文章远不如鲁迅老辣和具有锋芒,鲁迅看后,1933年11月13日致信他:“其实如欲讽刺,当画率群鼠而来,不是率之而去,此画家似颇懵懂。”
曹聚仁成名后,对鲁迅常与别人时近时疏,甚至反目,自己也在其中,深有感触,对此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表述:
鲁迅就因为和文人这小圈子朋友往来,一群冬天的豪猪,是难得处好的。笔者和他相处,一直就保持一段距离,所以结果还不错。
“冬天的豪猪”之说,源于叔本华之“将绅士们比作豪猪”的比喻:“人们因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处,又因为各有可厌的许多性质和难堪的缺陷,再使他们分离。”鲁迅在 《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 引用了,现曹聚仁又在 《鲁迅评传》 里再次引用。看来鲁迅和曹聚仁对此论是认可的。那么,我们便可以说鲁迅与别人常闹冲突、矛盾,有时并非皆与事情的是非有关,更多的源于各自的“难堪的缺陷”。
20世纪30年代文人之间的往来,没有太多的社交活动,多在聚餐桌上聚会,鲁迅也不例外。查 《鲁迅日记》,聚餐是他与人交流的最多方式,几乎天天有与人饮宴。
曹聚仁在 《鲁迅评传》 中证实了此说,“我和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包括在他自己的家里。从鲁迅的日记和 《徐懋庸回忆录》,均可找到相关的准确记载。比如1934年1月6日这一天,《鲁迅日记》 中记曰:“午,烈文招饮于古益轩,赴之,同席达夫、语堂等十二人。
”《徐懋庸回忆录》 同样记载了这一天在古益轩的酒宴:“一九三四年的新年,一月六日,黎烈文邀请 《自由谈》 的十来个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周木斋、林语堂……也有我。”
接着是年5月10日,鲁迅的日记上说:“林语堂函邀夜饭,晚在其寓……同席十人。”据同受邀的曹聚仁在 《鲁迅评传》 中讲,林语堂是为 《人间世》 创刊而宴请作者的,徐懋庸位列其中,曹说,这类与鲁迅宴聚有“许多回”,徐懋庸多在内。
曹聚仁在 《我与我的世界》 一文中说,1933年9月11日,他曾在其寓设晚宴,邀请了鲁迅、曹礼吾、徐懋庸等诸友。在饭桌上,曹还将鲁迅比作是嵇康,礼吾为阮籍。查鲁迅同日日记,果然记有:“曹聚仁邀晚饭。往其寓,同行六人。
”同年冬,曹聚仁又邀鲁迅到家吃晚饭。鲁迅见曹家有不少关于自己的资料,问曹是否拟写自己的传记。曹回答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
”(《鲁迅评传》) 类似这样的话在曹聚仁的 《我与我的世界》 一文中也有。如“听了我的话”,鲁迅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曹得到默许,“就在大家没动手的空缺中,真的写起来了”。此次聚餐中,徐懋庸又在其中。
鲁迅也宴请过曹聚仁。鲁迅1935年3月5日日记:“晚约阿芷、萧军、悄吟往桥香夜饭,适河清来访,至内山书店又值聚仁来送 《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携海婴。”《芒种》 是曹聚仁与徐懋庸合编的文学期刊。
鲁迅与曹聚仁相交,互有帮助。1934年夏,叶圣陶、陈子展、陈望道、曹聚仁、徐懋庸、乐嗣炳、夏丏尊七人在上海福州路印度咖喱饭店,有个讨论会,针对当时汪懋祖的“读经运动”与许梦因的“提倡文言”,商量对策。与会者针对白话文运动还不彻底、复古逆流袭来之态势,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鲁迅应曹聚仁诸人之请,“写了一篇《门外文谈》,那倒是大众语运动中最有力量的文字”(《鲁迅评传》)。壮大了大众语运动的声势。
1934年5月,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周刊发表 《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 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读经。上海同时发表 《驳小学参教文言文中学读孟子》 予以反驳,于是文化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战。
同年6月,《申报·自由谈》 也先后刊出陈子展的 《文言—白话—大众语》 和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提出了有关语文改革的大众语问题。7月25日,曹聚仁在自己主编的《社会月报》上,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的信,信中提出五个问题,希望大家回答。鲁迅针对这五个问题做了答复 (后收入《鲁迅书信集》)。
在此同时,鲁迅给魏猛克写了封信,表达他对大众语运动的意见。信写完后,鲁迅交给徐懋庸,由他代转给魏猛克。鲁迅8月2日日记记了此事,“上午得猛克信,下午复”。曹聚仁到徐懋庸处时,见到此信,便以 《答曹聚仁先生信》 之名,头条位置发表在 《社会月报》上。
同期还编发了共产党叛徒杨邨人的反共文章 《赤区归来记》,于是就引起一场攻击鲁迅的风波。8月30日,《大晚报》 副刊 《火炬》 上发表一篇署名“绍伯”的文章 《调和》,以嘲弄调侃的口气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此外,《调和》 一文,还引用了鲁迅在 《答曹聚仁先生信》 中的一句话:“汉语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鲁迅有许多地方,持极端态度。
自己的文章与不齿之丑陋文人杨邨人的文章摆在一起,“汉语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让人惊愕之论,被世人领教。曹聚仁未征得鲁迅同意发表此信,的确把鲁迅置于尴尬处境,成为他晚年的一大恨事。后来尽管鲁迅在 《答〈戏〉周刊编者信》 中力图挽回,已覆水难收了,鲁迅说:
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鲁迅此篇收进 《且介亭杂文》 的杂文,没有对曹聚仁来一通鲁式的“不饶恕”,却有隐忍在其间,这是少见的。
曹聚仁干的另一件引起鲁迅不快的事情,我们从胡风在 《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 及 《鲁迅书信注释》 中看到:1935年年底,萧军、聂绀弩都对鲁迅表示要办刊物,鲁迅对他们说,与其都办,分散精力,不如“大家合起来共办一个刊物”,后来就有了以胡风为负责人的 《海燕》 。
多年后成为笔者同事的老前辈聂绀弩对笔者说起此事。笔者与聂老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笔者在 《往事流光》 一书中专门写了 《聂绀弩是一条大河》 来纪念他。
《海燕》 甫一问世,即日便售出2000册,创下了当时期刊的发售纪录。第一期上载有鲁迅的 《出关》 等四篇作品。鲁迅闻之,非常高兴。1936年1月19日鲁迅日记中所说“晚同广平海婴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就是为庆贺 《海燕》 创刊并畅销而举行的聚餐。
第二期又发表鲁迅的 《阿金》 等五篇文章。《海燕》 影响与 《莽原》可以比肩。《海燕》 创刊时,聂绀弩曾找到曹聚仁,希望他能做 《海燕》 的发行人,曹欣然允之。第二期上就印上了“发行人曹聚仁”。谁也没想到,曹聚仁后来到巡捕房“告密,说这刊物是谁办的,谁编的,如何危险,以致我们找到别人去申请发行,巡捕房也不准许了。
他还在《申报》 上登广告,说我们怎样窃他的大名,又写信到鲁迅那里去剖白”(《聂绀弩全集》)。
曹聚仁在 《鲁迅评传》 为自己辩解,说鲁迅还写信劝了他一阵。1936年2月21日,鲁迅确实给曹写信,信中说他“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但鲁迅在另一篇 《半夏小集》里,却不再如信里那么含混,而是态度鲜明地对曹进行了批评:“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胡风说,曹聚仁告密后,“他安然无恙,照旧当教授,但 《海燕》 不得不停止唱歌和呼吸了”(《鲁迅先生》)。曹聚仁不可能没看过 《半夏小集》(收《且介亭杂文末编》),可他却说,鲁迅从来没有骂过他。
鲁迅去世后的第六天,曹聚仁在 《申报》 第一卷第四十二期上发表悼文 《鲁迅先生》,这是悼念鲁迅文字中分量最特殊的一篇。文中引用了不少鲁迅给他的信中的段落,在这些从未公开发表的信件中,确实有不少很重要、很精彩的内容。这足以证明鲁迅与曹聚仁有着非同一般的交往。曹聚仁写的 《鲁迅评传》 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曹聚仁与鲁迅不同寻常的关系,隐藏着怎样深奥的人生之谜,令史学家不能不泛起想象的涟漪。
(选自《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汪兆骞 著/现代出版社/ 2016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