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父亲 史铁生的父亲
1990年秋,父亲的个人书画篆刻展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开幕。那天上午,中央军委有重要会议,迟浩田将军在书画展开幕前便提前来参观展览,见到父亲即行军礼问“首长好!”他讲:“我当年还是小青年时,在城楼的墙上看到日本鬼子张贴的告示,缉拿生铁胡 (胡铁生)人头,死活都要,奖赏大洋1万元,我心里想,日本鬼子怎么把胡铁生的名字倒过来写成生铁胡,看来是又恨又怕,1万块大洋在当时可以吃三代人,很值钱的!
我的人头也要值1万元大洋,要像生铁胡一样做抗日英雄,是这张布告,激励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无独有偶,1966年11月,华润公司在香港举办中国玩具展览会,上海生产的母子鸡、电动新闻照相、回轮车、倒顺车、万吨水压机和小熊照相等一批玩具颇受消费者、参观者的欢迎。这个展览不仅誉满香港,而且震动了日本,一些日本报纸惊呼,要不了多久,中国玩具将与日本争夺世界玩具市场的霸主地位,当时有些日本玩具商给胡铁生起了个绰号,叫他“生铁胡”,把他当成强劲的竞争对手,战争年代的日本鬼子,和平时代的日本商人都给父亲起了同一个“生铁胡”的绰号,的确耐人寻味。
父亲从入伍的那天起将名字改为铁生,他曾对我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国家如果亡了,个人有再大的本领,又有何作为呢?曾记得“文革”中父亲与我朝夕相处时讲的一段故事:父亲讲,抗战初期,八路军武器弹药奇缺很艰苦,他们每次战斗只发给三发子弹,连长讲,鬼子进入伏击圈,只准打两发子弹,留下一发是救命弹,发起冲锋后,鬼子拼刺刀前会全部关上保险,而我们则全部保险打开,八路也没有什么正规的训练,而鬼子的部队尤其是第一批到中国战场的日本兵都经过严格的训练,拼刺刀很专业。
父亲讲留下的最后一颗子弹还真管用,拼几下看看不是对手,找准机会就开枪干掉正面的敌人,顺手把枪夺过来。他是打聪明仗,与鬼子拼刺刀许多次却都没受过伤,干掉不少鬼子还缴了许多枪。
之后他进一步发挥,冲锋前三发子弹只用一发,瞄准干掉一个,两发留着,在拼刺刀前接近敌人时先干掉一个,另一发子弹在进入白刃战时瞅机会再干掉一个,夺第二个鬼子的枪,第一个鬼子的枪打扫战场时再拿也来得及。
以后他在牙山根据地任五支队后方留守处主任,李耀文任政委,训练出许多个新兵营,上战场前的最后一课,必是他亲自上,他告诉战士们要学会打聪明仗,在战场上要机智灵活,随机应变,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不要光想着去拼命,以消灭更多敌人,把鬼子赶出中国为最终目的。
因此胶东抗日纵队五支队,从最初的几百人,至抗战快胜利时发展至8万人之众,《毛泽东选集》中写到过这支英雄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31军、32军、41军、42军的前身均是“五支队”派生出来的,之后42军有两个师分给新组建的海军,另有一个师分出去组建空军,父亲不无自豪地说:“海陆空三军都有五支队的老战友。
”
各区都有了自己的百货商店
解放上海随军南下时,父亲受命任军事代表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卢绪章同志接头,一起接管上海伪中央信托局和上海的财贸商业系统,之后陈毅当市长时,他出任上海市商业局局长。
父亲刚上任的时候,上海只有一个商业局,凡是吃、穿、用方面的商品供应都管,连现在的市工商局,当时也归商业局管。只是一个工商管理处,不仅要保证这个曾经是远东最大的经济中心的几百万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还要精心组织、安排这个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所需的生产原料,并把大量优质的上海货销往祖国各地。
上海的商品流通和市场供应搞得好与不好,在全国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这个历史重担就压在了以父亲为首的上海商业职工的肩上。那一年,他只有43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上任后除听取各个基层的详细汇报外,还专门抽出时间深入到各个基层里去走走,以掌握第一手资料,便于领导和改进工作。他在过去的戎马生涯中,深知“正确的指挥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正确的情况”这个真理。
他首选的深入“目标”自然是当年春天刚开张的中百一店了。
这个全称为“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开设在原四环球百货公司之一的大新公司大楼里,不仅是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而且也是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店,有五层楼面商场,营业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有1000多只柜台,出售的商品经常保持3万多种,每天要接待十多万本市和全国各地的顾客。每逢星期天或节日,顾客增加到20万人次以上,相当于一个小城市里的人口总数。
他穿过人挤人的店堂,浏览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商品,心底里不由为新中国、新上海拥有这样大规模的百货商店而自豪、而骄傲。听完了中百一店领导人的汇报后,他又回到购物的人潮中,简直有“寸步难行”之感。看看顾客选购的商品,有许多并不是这个最大的百货商店里独有的。于是,他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每天有这么多人要拥到这里来?”
陪同他参观的上海市百货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陈圣溪说:“这里的商品多、品种全,又在上海最繁华的闹市中心,长期来,人们有到南京路购物、逛街的习惯……”父亲说:“今后要在市郊结合部建设若干个工人新村,将来住在新村里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从老远的地方赶到这里来买东西,方便吗?”他接着说,“能不能在各个区内都办一家规模较大的百货商店,货源由我们负责分配、调拨,将来以此为中心形成各区新的商业中心,既方便人民就近购物,又可减轻南京路、淮海路的压力……”
陈圣溪回到公司里,立即召开会议,接着,各区商业局也积极行动起来。于是上海市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百货商店,分别在黄浦、卢湾、普陀、南市、徐汇、虹口、静安等区开设出来。这八个百货店,不仅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且一直经营到现在。
新中国第一爿“友谊商店”
过了半个月光景,父亲又由陈圣溪陪同,来到上海大厦参观“国际友人服务部”。这个服务部虽然只有七八个柜台,出售毛料、鞋子、工艺品等几百种高档商品,却是苏联专家、驻沪领事和夫人青眛的地方,来沪的中央领导和全国各省市的领导也经常到这里来购物。
父亲在服务部里转了两圈,立即回过头来对陈圣溪说:“太小了!太小了!要扩大!要扩大!今后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来上海的国际友人将会成数倍增长,再加上海外华侨、台港澳同胞回来观光,上海是必到之处,这巴掌大的地方怎么能适应他们购物?”
陈圣溪感到这位商业局长有眼光、看得远,有点为难地说:“我们与上海大厦的领导已打过好几次交道,他们也实在没地方了,扩大是不可能了,除非换地方,能搬到哪里去呢?”
“上南京路!”胡铁生早就看上这黄金地段。
“南京路是黄金地段,房子可不好找呀!”
“我去找陈老总!”父亲这个人干事情总喜欢干脆、利落、观点明确; 凡是他看准的事就一定要干,而且一定要干好,干出成绩来,还要尽可能的与众不同。遇到下属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他又总是自己冲在前面,努力去解决。
不久,他借参加市长办公会议的机会,在散会时走到陈毅市长的身边汇报了他的想法。
陈毅市长边听、边点头说:“好,好,好,偌大的上海正需要有这样一爿商店。上海大厦里的那个服务部实在太小了。不过,服务部里的老师傅手艺挺不错,我有一件皮大衣就是在那里定做的,我很满意。”
父亲继续汇报着:“我们设想,这爿商店里的服装部也要扩大,将来出国人员的服装也在那里定做……”
“这很好。新中国的出国人员应该穿得体面些。”陈毅市长赞同地说。
“这爿商店,我们想开设在南京路上,就是房子还没找到!”胡铁生开门见山,把问题直率地摊了出来。
“你们去找!找到了,到房管部门去办手续,就说是我同意的。”
父亲听了这话,心里乐开了花,还有什么比领导有力的支持更令人高兴的呢?他见陈毅市长把文件放进公文包里,紧接着又汇报说:“这爿商店叫什么名字?我们还没定,想听听您的意见。”
“你们的意见呢?”陈毅市长揿好公文包说。
“有的同志主张叫‘友谊商店’,有的同志主张叫‘人民友谊商店’。”
又过了一段时间,房子终于找定了,就在南京东路山东路路口的慈淑大楼东边的二楼,即现在的新华书店处。装修快完工时,店名该定下来了。于是父亲挂了一只长途电话请示中央商业部。姚依林同志在电话中首先表扬了上海率先开办了这爿特色商店,父亲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作了汇报,姚依林同志说:“国营商店本来就是人民的,何须都加上‘人民’二字?中国有句名言叫‘友谊长青’,我看就叫‘友谊商店’吧!”
于是,新中国第一爿“友谊商店”的店名就这样定下来了。以致形成了“友谊系统”,在城市商业战线上独树一帜直到现在。
老字号店名一律不改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市区里先后出现了妇女用品商店、儿童用品商店、旧货商店、食品商店、时装商店、打字机商店、体育用品商店、劳防用品商店、照相器材、旗篷、戏剧服装等新的特色、专业商店,它们不仅方便了顾客的购买,还为上海市场增光添彩。
父亲在商业局长任上,除开办了上述特色商店外,还积极主张商业部门办工业,以丰富市场供应。上海牌手表、海鸥牌照相机、国产摩托车最早都是由上海商业部门的职工试制、装配起来的。
那几年,随着各区新的商业中心的逐步形成及新的特色商店的开业,人们购物方便多了,也分散了一些“顾客流”,但是,南京路上依然是人山人海,终日川流不息,特别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族人民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说:“不逛逛南京路,就等于没到过上海。”
父亲和他的同事们遵照陈毅市长的指示,阅读了大量的文字资料,研究着许多名店、特色店的历史,仔细听取基层同志的汇报,渐渐对南京路又有了新的认识。那时候,从外滩到静安寺这段十里长街上,共开设了三百多家商店,其中不少“老字号”还是清朝康熙、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创办起来的。
1956年,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动足了脑筋,在黄浦、静安等区和各方面的积极支持下,把上海打字机商店、上海戏剧服装商店、中华绣品商店、小花园鞋店、老炒香香粉店等众多的特色商店、专业商店安排在南京路上,增加了南京路这条综合性商业街的特色。
当时,在大规模调整商业网点的时候,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和黄浦、静安等区还作出了一条颇具慧眼的决定:凡是搬迁到南京路上的“老字号”,店名一律不准改,包括早已驻足在南京路上的那些“老字号”,并为它们多次装修。即使现在看来,这项决定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些各具特色的“老字号”,不仅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早已扎下了根,而且是民族商业文化的遗产,是可贵的无形资产。
令美国玩具店成“中国的天下”
1962年父亲走上了上海手工业管理局局长兼党组书记的领导岗位。他到任的第一件事——抓玩具行业。他认为:“中国儿童有近3亿!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我们有责任帮助教育好他们,要寓教于乐,为他们很好地服务!同时,这也是个大市场!”
当时,上海还是全国唯一有近代玩具专业生产厂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大的近代玩具出口口岸。
“这个优势不能丢!”父亲在经过反复的思考,决定把发展玩具生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项目之一,他认为,既搞生产,又搞批发,产销直接见面,不仅减少流通环节,而且可以直接掌握市场信息……争取未来的专业玩具公司能享受大批发的‘一级站’的待遇……”
现在,“工商合一”行为在市场上是司空见惯的了。所谓“工商合一”,讲得简单点就是生产厂家可在市场上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销售单位也可直接到生产厂家加工订货。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强调统购统销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父亲提出玩具“争取享受‘一级站’的待遇”,就是让上海玩具能直接到全国各地展览、直接接受各地的加工订货;也可以说成是:减少流通环节的费用,让商业部门让点利给生产玩具的厂家。
父亲是位老商业局长,他的老关系很多,到处游说一番。不久,主管部门批准、同意了。父亲的脾气凡是与他共过事的人都知道的,一旦是他要抓的工作上了他的手,那是要一抓到底的。“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这以后,上海的玩具生产很快出现了“三上”的大好局面。
1965年6月1日,经市里批准,上海市儿童玩具工业公司正式成立,统率65家玩具厂(其中含31家街道工厂),业务上实行统一归口的管理制度,“工商合一”,使上海玩具行业重新插上腾飞的翅膀。玩具公司直接召开订货会议,掌握市场信息,送货上门、设摊维修,每年各厂都要派员到全国各地去了解销售情况和意见,及时调整生产计划、改进产品设计;同时,各经销单位可直接到公司里特设的经理部订货、批发。
这在全国工业部门是第一家。这项重大改革,不仅受到轻工业部表扬,还受到全国各地工业部门的羡慕。那些年,上海玩具生产无论在产量、产值、品种和利润上,在全国一直保持着冠军的桂冠……
1994年,国内外各大报刊都刊登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说,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已跃为全世界最大的玩具生产地之一,1993年的总产值超过23.7亿美元,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玩具市场——美国的主要供应商。美国玩具店竟成了“中国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