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澍的父亲 谷牧之子回忆父亲下连队当兵
从清江五七十校回到北京,已是1969年12月中旬。这时,战备吃紧,中央决定将在京的老干部疏散到外地。国家建委军管会向周总理请示我们的疏散去处,提出“谷牧已经解放,他到哪里去?是不是也去‘五七’干校?”总理明确指示:“谷牧不要去干校。
他对三线建设有兴趣,又参加过基建工程兵的组建,让他到工程兵部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劳动锻炼,一旦有事还可以带部队去前方服务。”但是,在传达总理上述指示时和介绍我去部队的信上,只剩下“劳动锻炼”四个字。12月24日,我前往四川江油基建工程兵第一支队。
支队长段景成、副政委王湘萍到车站接我到支队部:我说,我犯了错误,是来劳动锻炼的。他们说,给你安排好了,到连队里去,每星期回来一次好不好。我问,回来干什么?他们说,改善一次生活。我说,这样不好。他们说,规定你每星期回来汇报一次,其他你不要管了。我说,每月汇报一次吧。后来大体上每半月就找个理由把我接回一次。
12月28日,我穿上军服,到一支队四大队二区队一连当兵做工。连长名叫傅兆惠,指导员名叫王立祥。他们叫我“老谷”,特意安排我和陪我来部队的蒋明生同志单住一房。除了住双人房这一点特殊外,我们和战士们在一起出操、做工、学习,按普通一兵要求去做。
行伍生活我并不陌生,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被派到东北军搞兵运时,受过军事训练,以后又长期在我们部队工作,原想不会不适应。哪知第一天出操就闹了笑话,“向后转”总慢一步,因为现行操典规定的“转”法是两步,同我在东北军时学的三步转法不一样。
我穿新军装做老动作,出了差错,连长马上命令我出列,单兵教练加以纠正。年岁不饶人,我毕竟与年轻小伙子有差别,集合时跑得气喘吁吁,往往还迟到。
连干部很会做丁作,说今天集合大家都表现很好,老谷虽然年龄大一点儿也跟上了,只晚到了一分钟。其实我晚到不止一分钟。连队经常搞紧急集合、夜行军的训练。连长为了照顾我,也可能为了免于他的工作被动,总是事先来个悄悄话,说今晚要紧急集合,你年纪大了可以不去。我哪能不去呢,于是早早做好准备,保持“备战”状态,但到集合时又不能第一个到场,以免露了马脚,要等有些战士到场后再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