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沣的妻子 清朝最后的摄政王载沣下野后的日子
1912年12月6日,未满30岁的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之位、退归藩邸。当日回到家中,他语气轻松地对家人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清室风雨飘摇之际,身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归政后还是被裹挟在逊清皇室的系列大事中。
宴请孙中山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先生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进京。9月10日,他亲赴位于什刹海的醇亲王府拜访载沣;载沣则代表逊清皇室在那家花园宴请孙中山一行。
孙中山抵达时,载沣亲自迎入王府中路的“宝翰堂”会晤,这里是载沣白天办事和休息之所。巧合的是,西路的醇王府花园后来成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京居所。据潘怡先生所著的《记溥任先生》一文,此番会晤进行了约一小时,气氛颇为融洽。
孙中山说:1901年载沣出使德国时,曾以御弟的身份向人家赔礼道歉,处在十分尴尬和被动的地位,却能做到不卑不亢,国外评论不错,是十分难得的。之后,孙中山先生高度赞扬载沣在辛亥革命时自动退位,承认共和,避免了国内一场大血战,历史罕见,是明智之举。
孙中山先生说:载沣身为皇帝的生父和摄政王,在逊位问题上,能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家族的利益摆在第二位,极其难能可贵,这是有益于革命、有政治远见的爱国行动。
告别之际,孙中山特意将一幅有自己亲笔题字的照片赠送给载沣,题字为“醇亲王惠存,孙文赠”。载沣长孙金毓章退休前曾任北京市东城区副区长、北京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他在回忆录《生正逢时》中透露:1952年载沣去世后,这张照片上交给了国家。
9月11日,逊清王室在那家花园宴请孙中山、黄兴一行。那家花园即原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府邸,东西范围从今北京东城区金鱼胡同东口到现在的华尔道夫饭店东墙,南北是从金鱼胡同到西堂子胡同。占地约二十五亩,园内有座乐真堂戏楼,声光电齐全,当时属于新式建筑。又因地处市中心,遂成清末民初名重一时的达官贵人宴舍之所。
逊清皇室为何要招待孙中山,又为何要选择在那家花园宴请孙中山?
2003年6月,中国书店拍卖了绍彝写给其弟绍英的25封书札。绍彝曾任清民政部右丞,官至三品,清帝逊位后,他奉母避居天津,绍英时为逊清皇室内务府大臣。这些信札透露,逊清王室之所以出面宴请孙中山这位昔日清廷的头号通缉犯,是庆亲王奕劻等避居天津的皇室要员商议的结果。
他们认为,孙中山北上后深得社会各界的欢迎,出于皇室和旗族长远利益考虑,应由溥伦代表载沣出面招待。至于地点,则在城内或借那宅均可。绍彝还提醒绍英:为节省开支,可参照总统府或外务部的标准而不必仿照御膳标准接待孙中山,“若用膳房菜品,此次开支又不得了”。或许觉得此事传扬出去有损皇室颜面,因此绍彝在信中强调“此条千万不可对外人言也”。
奕劻等的意见主导了此番对孙中山的招待。尽管头一天孙中山曾亲临拜访,但第二天宴请时,载沣还是托病未出席,按先前所约定,由溥伦出面接待。在祝词中,溥伦盛赞孙中山、黄兴为非常之人,所以能建非常之业,希望在孙、黄等的斡旋之下,今后逊清皇族得享优待之荣,天下人民常享升平之福。
此次欢迎宴会上,孙中山并未发言,而由黄兴代作祝词,将隆裕太后比作女中尧舜。在随后的餐叙中,孙中山则表示《清室优待条件》当永远履行,与民国相始终。
1924年底,孙中山抱病第二次进京。清宫档案记载,孙中山此番进京后,载沣“送燕筵一席,绍酒一埕,为孙文洗尘”。之后,孙中山还派马超俊代表自己前往醇王府答谢。载沣亲自接见了马超俊,表示本应在孙中山晋京之日即亲自登门问候,只是听说孙中山“清恙尚未复原,未便造次”,盼望中山清恙早日告愈,协同执政段祺瑞认真整理中国,打造富强之邦。
操持逊清皇室事务
1913年2月22日,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病逝,丧礼实际上由载沣主持。绍英在日记中记载,隆裕脉绝后,他和另一内务府大臣世续赶忙给载沣等打电话,请其进宫主持丧礼。至于公布隆裕逝世的“谕旨”,也是由载沣阅定。之后,再呈报袁世凯总统府。
隆裕去世后,由谁来照看年仅7岁的溥仪并主持后宫事务?
当初溥仪入宫,是继承同治兼祧光绪。用溥仪的话说,正统是在同治这边。但隆裕根本不管这一套,她使用太后权威,把同治的瑜、珣、瑨三妃打入了冷宫,就是光绪的瑾妃也得不到庶母的待遇。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遇到一家人同座吃饭的时候,隆裕和我都坐着,她却要站着。”隆裕去世当日,同治的三个妃和瑾妃联合起来找载沣等王公们说理,这才给她们明确了太妃的身份。从那天起,溥仪才管她们一律叫“皇额娘”。
清室本已商定,由同治的瑜、珣、瑨三妃和光绪的瑾妃轮流照看溥仪,但袁世凯的干预很快改变了这一局面。2月22日,隆裕病逝,12天之后的3月6日,荫昌、段祺瑞即送来袁世凯给醇亲王载沣的公函,提出由光绪的瑾贵妃负责照看皇上、主掌后宫。经载沣与载涛、毓朗、载泽等商议,清室接受袁世凯的安排。3月12日,溥仪下旨,由被尊封为端康皇贵妃的瑾妃主持宫中事务。
至此,隆裕逝世后留下的后宫权力真空得到填补。而据《绍英日记》,事件始终活跃着载沣的身影——皇室开会讨论袁世凯来函,是由载沣召集并主持;呈报袁世凯遵照办理并致谢忱的信,由载沣审定。这表明,尽管载沣已经退居藩邸,但作为溥仪的生父、作为曾经的摄政王,他在皇室事务中依然保持着强大影响力。
1915年,忙于称帝的袁世凯与逊清皇室做了交易。简单说,清室表示拥护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则承诺将清室优待条件写入宪法。这年10月,袁世凯派“登极大典筹备处”成员江朝宗前来,通知内务府大臣世续清室优待条件将保持不变,清帝暂时不会搬出紫禁城。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亲笔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一段跋语: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乙卯”即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12月16日,袁世凯还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将跋语予以公布,并表示将来制定宪法时会把原来的各项优待条件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
此外,为了笼络清室,袁世凯还有将女儿许配给溥仪做皇后的想法,曾亲口对前往提亲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说,等登基大典完成、国体改定后,当为办理。
袁世凯的种种心计,换来1915年12月13日逊清皇室的一个正式公文,公文中明确表示支持袁世凯称帝。
运动优待条件入宪
全国一片反对声中,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忧惧交加,于1916年6月6日因膀胱结石加重而去世。与逊清皇室互为通婚、将清室优待条件写入宪法的许诺,也就变成了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并于1916年8月间宣布将“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为运动将清室优待条件写入宪法,1917年1月15日、农历小年前一天,逊清皇室在那家花园宴请170多位民国议员。此番,载沣亲自出马,并请来徐世昌帮忙关说,“请将优待条款加入宪法以为保障、永远有效”。觥筹交错之间,议长汤化龙等即席表态支持将清室优待条件写入宪法。
在宴请议员的同时,载沣还暗中活动,运动副总统冯国璋等支持将清室优待条件写入宪法。
黎元洪出任总统时,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为了保住自己在江苏的地盘,冯国璋并未前往北京赴任,而是于1916年11月在南京宣布就职、设立副总统办事机构,仍兼江苏督军。1917年2月,为调解黎元洪与段祺瑞因对德断交而引起的“府院之争”,冯国璋进京。
《醇亲王府档案》中收录了禁卫军守备队队长索仁(即索崇仁,曾任禁卫军标统,相当于团长)3月1日写给醇亲王载沣的一封信。根据信的内容可知,载沣曾托索仁秘密打听冯国璋来京的目的,同时想探知冯国璋对于清室优待条件存废的态度。
堂堂醇亲王为何要找一个守备队长打探消息呢?原来,此番冯国璋到京后,住在禁卫军司令部——这也难怪,宣统时期,冯国璋就是禁卫军总统。禁卫军可谓其旧部,知根知底,自然放心。而且,索仁看来也颇受冯国璋信任。据《冯国璋年谱》,冯国璋1917年2月23日抵京,在京逗留至3月11日。2月25日,他就派索仁代表自己去紫禁城向溥仪行礼。
冯国璋和清室素有渊源:当年清廷创办陆军贵胄学堂,主要招收满族亲贵为学生,载沣、载洵等96人作为第一批学员入校就读,而当时的学堂总办就是冯国璋。据《醇亲王府档案》所收录索仁转来的冯国璋写给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的信件,冯国璋明确表态支持将清室优待条款写入宪法、切实加以保障。
只是因国会在制宪问题上分歧很大,不久又发生张勋复辟,黎元洪主导的这次制宪工作无果而终,逊清皇室将优待条件写入宪法的愿望又告流产。
反对溥仪满洲称帝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对清室优待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宣布废除溥仪皇帝尊号,并令溥仪立即迁出紫禁城。仓皇出宫的溥仪,临时住到醇亲王府。
溥仪被驱赶出宫,事发仓促,自然引起载沣极大的恐慌。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说:“他(载沣)比我还要惊慌。从我进了北府(为与位于太平湖、今中央音乐学院的醇亲王府相区别,位于什刹海的醇亲王府被称为“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好好地站过一回,更不用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语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
不久,段祺瑞、张作霖联手,冯玉祥被迫通电辞职。在郑孝胥、金梁等前内务府大臣主张或躲入东交民巷,或出国“借外力谋恢复”时,载沣等王公大臣“一心一意地想恢复原状,争取复号还宫”。为此,他禁止鼓动溥仪立即出洋的金梁进王府;每逢有靠不住的人来访溥仪,载沣不是加以拦阻,就是立在一边看守着,也因此使得主张出洋的罗振玉无法和溥仪说话。
今天看来,载沣的政治经验无疑要比金梁、罗振玉等人更丰富。但只有18岁的溥仪年幼无知,借机离开了醇亲王府,躲进了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卵翼于日本保护之下。
溥仪躲进日本使馆之后,载沣曾去劝其回王府,但溥仪未同意,而是于1926年2月23日晚逃往天津并入住张园。此后,载沣虽时常前往看望,但对溥仪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日本人对溥仪的影响日益增长,溥仪甚至逐渐为日本所控制。
1934年3月1日,他在长春“登极”,成立日本傀儡政府——伪满洲国,第三次做皇帝,直至1945年为苏军俘虏。新政权成立后,溥仪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直至1959年被特赦。
天伦之乐与王府沧桑
对于溥仪第三次“称帝”,载沣非常反对。他再三拒绝了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坚持不参与伪满洲国的公事,不到伪满洲国任职。
1934年7月,51岁的载沣曾作为父亲前往长春看望溥仪。回来后,除了期间短暂居住天津,他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居住在北京的王府。严格说来,从这时开始,载沣才真正过上了“退休”生活。
其第四子溥任说:在陆军贵胄学堂学习期间,载沣对天文、地理两课最感兴趣,醇亲王府里就有一个他向别的王公借来安放在府里的日晷。他在家中购置有星球仪、地球仪、三球仪、天文望远镜及天文、地理挂图和多种书籍。有日食或月食的时候,他用蜡烛熏黑玻璃片作为观测工具,兴致勃勃地带领孩子们观看。
他详细记录日食、月食的发生情况,并附有工笔图形,同时写下自己的分析和研究。他在日记中还记载有关“哈雷”彗星的实地观测情况。夏夜乘凉的时候,他常指着浩渺的天空教孩子们认识天上的星座。
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出生于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家庭,载沣可以成为一个自然科学家。
身为监国摄政王时,载沣的岁俸是银15万两;归政退居藩邸后,减为亲王岁俸5万两。清帝退位后,这5万两银从民国支付给清室每年400万元的优待费中拨给。随着民国拖欠和停止支付优待费,醇亲王的岁俸等也没了来源。天长日久,载沣家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
此外,由于嫡福晋、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花钱大手大脚,昔日的醇亲王府不得不变卖古玩和田产度日。据溥仪回忆:“母亲花起钱来,使祖母和父亲非常头痛,简直没办法……每次俸银到手不久,就被母亲花个精光……花得我祖母对着账房送来的账条叹气流泪,我父亲只好再叫管事的变卖古玩、田产。”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好在载沣颇能安贫乐道。金毓章回忆载沣的吃穿用度很简朴:早点主要吃玉米渣粥、白米粥、烧饼、炸圈、煎鸡蛋、小咸菜等;正餐很多时候吃片汤、面条,一顿饭顶多两三个菜;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从天福号等买点炉肉、丸子熬白菜等。
当然,载沣偶尔也会带全家人到外边饭馆打打牙祭,他最爱吃的烩虾仁是必点的。他爱吃的凉拌西红柿也会出现在餐桌,只是糖尿病在身,更多的时候是将西红柿去皮去籽切片后沾酱油吃。至于奶卷、奶酪等满族食品,也是载沣所钟爱的。金毓章童年时候,载沣曾坐黄包车带着他一起去地安门吃奶卷、奶酪,“那份醇厚,仿佛至今还在唇齿之间留香”。
祖父载沣、二伯父溥杰和金毓章都属羊。一家三人属羊,可谓“三羊开泰”,难得的祥兆,这不禁让载沣喜出望外。高兴之余,他又有些担心,原来金毓章出生时距溥任结婚已有5年。5年方有子嗣,不由得让载沣一度疑心金毓章是抱养的,派人抱到他跟前。亲眼看到长孙和自己长得很像,载沣心头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特意订做了一对纯金大碗,并刻字以资纪念。
这对金碗直到文革时还在,由溥任上交给了国家。此后,醇亲王府的孙辈陆续降临。载沣给每个孩子都定制了刻着孩子小名的玉锁,并细心系着绳子,可以挂在脖子上,可惜随着时光流逝,这些玉锁慢慢都遗失了。
金毓章的印象中,载沣对孙辈们很溺爱。贪玩的他,中午常常在载沣所住“畅襟斋”窗外推小车跑来跑去,弄出很大声响。载沣虽被吵得无法午睡,但并不生气,也没有责罚他,只说:“小孩子嘛,是爱玩的,就让他玩吧。”
1928年,载沣曾追随溥仪到天津住过一段日子,期间患下下肢萎缩症,以致行走不便,也因此很少与外人交往、较少下地活动。最多是坐在轮椅里,让伺候他的下人推着在王府花园里走一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或晒晒太阳,更多时候是在房中看书。
民国时期,载沣较早剪掉了辫子,不穿长袍马褂,改穿新式服装。新政权成立伊始,他就废除了王府里沿袭多年的请安制,告诉家人“以后不用请安了,互相之间叫‘同志’吧”。因为他的开明,醇亲王府的人真的不穿长袍马褂,改穿新式服装;以后也真的不用请安了——当然,还是按辈分称呼,而没有就此称“同志”。
思想开明的同时,载沣也有为人刻板、墨守陈规的一面。比如他的弟弟载涛到家中拜访,如果没有提前约好,即便是到中午12点,载沣也要请他回去,不管饭。
更能体现载沣刻板的,是他讳疾忌医以及始终不相信西医的态度。载沣的母亲曾患乳疮,请中医总不见好,他便听从载涛等的意见,请法国医生来看病。医生打算开刀,遭到了醇亲王府全家的反对,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敷药之前,医生点上了酒精灯准备给用具消毒。
载沣以为是要烧自己的母亲,又赶忙叫停。最后只好改为服药治疗。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奇怪发现病人病情毫无好转,就叫他把用过的药盒子拿来看看。载沣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医生一看,这些药一点也没吃,全部完好未动!
不仅对母亲如此,载沣自己生病时也不吃药,他信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晚年患病时,他虽也常请大夫来府中看病,看完病后,等吃药时间到了,便叫身边人按照医嘱把药拿来——不是吃掉而是倒掉。他有糖尿病,却未遵医嘱而仍然吃甜食,以致病情给耽误了。
载沣晚年,醇亲王府也经历了沧桑巨变:新中国刚成立时,因为缺乏公众表演场所,他曾将部分王府开放为公众活动场所。据金毓章回忆:“小时候王府的银安殿院内曾经表演过《赤月河》等话剧,很多人到王府里观看演出。”
为支持国家教育发展,载沣于1949年将王府及花园出售给“国立高级工业学校”,自己搬到东城魏家胡同46号。此后,醇亲王府成为卫生部机关所在地(现为国家宗教事务局机关所在地),西侧的王府花园则成了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居所(现宋庆龄同志故居)。
至于载沣新搬的魏家胡同46号,则是一套三进院子,共有四十多间房。他在魏家胡同才住了8个月,这所房子又被收归政务院。1950年夏,载沣搬至离魏家胡同不远的利薄营13号。
1951年2月3日,68岁的载沣因糖尿病转成了尿毒症而医治无效,在利薄营的家中去世。溥仪、溥杰尚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丧事由四子溥任和弟弟载涛操办。或许,为了吻合其昔日显赫的摄政王身份,和一般人去世用黑色棺材不同,装殓载沣的是64人抬杠的又红又亮的大红楠木棺材。
中国大陆已经取消停灵暂厝制度,经请示有关部门,位于北海后门的嘉兴寺同意载涛提出的停灵21天请求。21天后,本爱好天文地理、无心政治却阴差阳错实际统治大清国三年之久的载沣,归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