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诚采访 王忠诚院士:心里始终装着患者

“其实,撰写这本书算是一个‘规定动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李家杰解释说,所谓的“规定动作”是指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要求对每位荣获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人物要撰写一本人物传记。“用科学界的话说是国家项目。”

对于王忠诚,李家杰并不陌生。他撰写的长篇通讯《一片忠诚为人民——记中国神经外科泰斗王忠诚》就被刊登在1997年8月14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并引起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高度重视,专门发表文章,号召全国医护人员向王忠诚学习。

但真正接手后,李家杰“大大出乎意料”。“王忠诚是神经外科专家,凡涉专业领域的事,最好有文字资料,可以提前预习,避免在采访中跟不上受访专业人士的思路。而恰恰这是一大空缺。关于王忠诚专业方面的信息有的只有线索,没有文字资料,有的还需通过深入采访去发现线索。另一方面,要全面了解王忠诚,必须找到他的老师、同学、同事、学生、病人,这些人普遍都已经七八十岁,甚至有的已90岁高龄,而且分散在全国各地”。

但这些困难没有难倒李家杰,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从天津开始,山东、黑龙江、吉林、福建、广东、贵州、重庆、上海、湖北、江苏、宁夏、新疆、内蒙古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跑,下了飞机就采访,采访结束又赶紧飞往下一个目的地。

获得一手资料之后,李家杰并没有太多的欣喜与满足。“这些采访对象因年事已高,难免会有记忆的偏差,我还要找到旁证后,心里才能踏实。”

就这样,利用大半年的时间,李家杰获得了极为详尽的第一手材料。整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他避免用文学创作的笔法,而是采用用事实说话的新闻笔法来撰写。特别在涉及到一些专业词汇上,李家杰更是小心翼翼。“唯恐在医学专业知识方面用词不当,并竭力用科普语言表达,避免外行看不明白。

”一位专业作家看过这部传记后,认定传记作者,“有医学专业学习的相关背景,否则大量艰深晦涩的医学知识与专业术语,怎能讲述得如此晓畅明了,让读者毫无阅读障碍呢。”

书中叙述了王忠诚自小刻苦学习钻研,献身于中国神经外科事业所经历的挫折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如何摆放医生和患者的位置,如何摘下神经外科珠峰顶端耀眼的明珠,如何成为划时代的标志,如何戳穿一个个“新疗法”的假象,如何带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小团队,并引领中国神经外科大团队,为祖国成功地掌握神经外科国际话语权都有详细的介绍。

而这,不仅可以让读者看到王忠诚这样一位卓越的医学家走过的道路,而且能了解到中国神经外科经历的发展历程。

无论何时,心里始终装着患者

“病人是医生的老师,医生没有任何理由不尊重老师;是病人用自己的痛苦甚至生命,在向医生传授医学知识;医生个人名誉永远没有抢救病人的生命重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独到的见解,王忠诚不论是刚开始做见习医生,还是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心里始终装着病人的疾苦。

也正是心里有病人,才使他不断地从临床中发现新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形成成果“反哺”到临床应用,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神经外科的新领域,并占领学术制高点。

从研制“脑血管造影术”,到脊髓内肿瘤临床手术取得突破,再到挑战神经外科界公认的“手术禁区”——脑干,王忠诚破解了一系列的“未解之谜”。

本书作者李家杰的独特之处就是在于,既描述了王忠诚在神经外科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并没有回避那些“讳”:未能挽救志愿军青年战士脑外伤伤员的生命、神经外科手术室早期血淋淋的场面……就在王忠诚当选院士之后,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将自己在手术台上出现的失误自动曝光。不仅向博士研究生讲,向下级医生讲,还铅印成册散发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人民医院及各医科大学校附属医院。

王忠诚始终强调:“医生的知识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学校老师及研究生导师的传授,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病人的无私奉献。对于职业医生来说,后一个来源更为重要。如果病人不能把身体毫无保留地交给医生,医生就不可能在诊断治疗包括手术治疗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临床经验。甚至可以说,医学本科毕业生、医学硕士、医学博士,仅拥有前一个知识来源,缺乏后一个知识来源,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主治医生、副主任医生、主任医生的。”

“所以,无论病人及家属心情多么焦急、性情多么乖张、脾气多么暴躁,一到他面前就会变得安静温顺配合。他所在的门诊室、急诊室、手术室和病房,既不需要媒体为之主持正义,也不需要警察保安帮助维持现场秩序,更不需要为维护这片净地专门立法。

”李家杰说,写这本书最让他感动的地方,也是王忠诚一心一意为患者的信念。这部书的责任编辑在第一时间读到书稿的电子版,不禁热泪盈眶,当晚23点50分发手机短信给李家杰,说“看完作品心潮澎湃,问候一声”。

思考与期待

卸下行政重任之后,王忠诚的时间相对宽裕些。他首先来到医疗条件最差的西部地区进行调研,而调研的结果,让王忠诚的情绪有些失控。

已经进入20世纪90年代,贵阳市区的三级甲等医院对脑出血这种不难确诊的病例,仍然经常诊断错误;对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病人,仍然只能收入内科病房治疗;对不复杂的颅骨修补术,仍然没有医生敢做;对省内每一个颅内肿瘤病人,仍然必须全部转到外地治疗;对神经外科患者就诊,仍然让普通外科医生顶上。“十台脑外伤手术,就有八九个患者死在手术台上。”

已经到21世纪,在距离首都不远的内蒙古赤峰市,神经外科仍处于没有医生、设备、手术室的“三无”状态。在当地的脑肿瘤患者中,病情严重的占80%。这些重症患者要想保住性命,必须就近到北京、沈阳、长春三个城市治疗。“有10%左右的重症患者被迫放弃治疗,在家等死。”

在很多地区,因为没有CT设备,很多脑肿瘤患者错过了早期发现和治疗的时机,病人变成重症患者。而即便是错过了早期检查,小病酿成了大病,患者成为重症患者,生的希望还是在的。

但现实是,中国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可以让重症患者转危为安的神经外科专家长时间一片空白。

这些问题,早在1985年王忠诚主持中国第一次神经外科流行病学调查时便已经发现。

鉴于此,王忠诚提出依靠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团队的力量,把西部地区普通外科医生以带教的方式首先引领入门,然后逐步提高,直到将这些医生中的佼佼者培养成为神经外科可以独当一面的医生。

2010年,西部地区22家医院带教工作全面结束,其中有1/3的医院,神经外科的临床水平已经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但这22家医院怎么能够满足西部地区患者的需求呢?!

“如果能像20多岁研究‘脑室空气造影’的时候那样,用个人的白血球就能换得问题的解决,我愿意再次承受痛苦的折磨。”王忠诚叹息。而他提到的用“个人白血球解决问题”,是上世纪50年代在CT技术问世前,为了掌握脑血管造影技术,王忠诚在缺少防护的情况下,无数次暴露在放射线中做实验,白血球降到2000多,只有正常人的一半。

他用自己的健康换来了2500份脑血管造影资料,并在1965年出版了中国首部脑血管造影术专著,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30年的差距。

如何解决西部的医疗资源匮乏是王忠诚直到去世都在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作者李家杰想带给读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