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钟期光轶事:顶风为蒙冤的同志平反

1947年2月下旬,莱芜战役胜利结束后,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乘坐的吉普车被一群伤员阻拦,要求送他们到医院治疗,个别伤员大声吆喝:“老子在前方拼命,你们在后方溜哒……”钟期光主任赶忙下车解释,说明坐汽车是为了工作,并答应到华野司令部后,马上派车来接送他们,这时,有个脾气暴躁的伤员冲上来,揪住钟期光,把他的纽扣和领章撕掉,脖子上拉破了皮。

后来查明,是华野6纵队一个负轻伤的排长带头闹事,王必成司令员认为这个排长侮辱首长,情节恶劣,影响极坏,拟军法处置,以儆效尤,恰好江渭清政委从华野总部开会归来,他对王司令说:“这个排长我清楚,他家里贫苦,是抽壮丁抓进蒋军的,前年俘虏过来,去年10月在涟水保卫战中,敢打敢冲,流血负伤不下火线,战场上提拔为排长。

”最后王江两位首长商定,此事交由华野政治部处理。那天黄昏,被五花大绑的排长,泪流满面,“扑通”一声跪在钟期光房门口请罪。

钟期光马上出门将他扶起来,叫警卫快松绑,一边说:“悔过了就好咯!这等小事,不要请罪,今后要以此为戒,加强修养。”随后又交代警卫员带他去洗澡吃饭,晚上,又给平江老乡江渭清打电话:“这个排长悔过深刻,还是保留职务为好。”

深入调查,实事求是

1954年春,高存信将军从朝鲜战场凯旋回北京,后来调任南京军事学院任炮兵系主任、院党委委员,当时钟期光是学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55年夏,在肃反运动中,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浪潮来势凶猛。一天,钟期光把高将军找去,平心静气地问他:“你认识一个叫阿垅的人吗?”高沉思后回答:“不认识”。钟期光开始有些惊讶,然后轻声解释“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陈守梅。

”高立即回答:“这个人我认识,但我不晓得他还叫阿垅”。钟期光一听笑了,带着商量的口吻问:“请你讲讲他的情况?”接着高将军坦率陈述:“陈守梅原是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队的,他与我们炮兵队楼际林、卢福宁等是浙江老乡,卢的书桌在我前面,陈常来看望他们,所以跟我也认识了,黄埔毕业后我和他没有联系。

直到1939年,陈守梅到延安抗大学习,我们才见面,这才知道毕业后他参加了上海“八一三”抗战,面部受了重伤。

他还是一个进步作家,写过长篇小说《南京血祭》,揭露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但我没有看过他写的书。抗大分手后,一直没有会面,也没有书信联系。”钟期光听后,沉思片刻表态:“有人写信揭发你与胡风分子阿垅是亲密伙伴,刚才你说的情况和我们调查的材料没有出入,一般同学关系算什么问题!

”近两个月来寝食不安的高又解释说:“我与陈守梅的关系,实实在在就是如此。”钟期光接着赶紧安慰他:“算了,讲清楚就行了,丢掉包袱,把炮兵系工作搞好!”

钟期光一席话,使高将军如释重负,热泪盈眶。在此之前,钟期光亲自到公安部查阅胡风、陈守梅案卷,又派人千里辗转找到黄埔同学楼际林、卢福宁等人询问,通过多渠道调查落实高存信与陈守梅、胡风没有牵连,终于使战友免遭诬陷。

顶风为蒙冤的同志平反

钟期光于1960年底调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新来乍到就接到许多要求平反的申诉信。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和1960年“三反运动”中有38名干部受到批判处分。有位少将副部长,因在军事学术问题讨论中发表了不同的见解,被指责为“违背军委的战略方针”和“对林总(林彪)指示不尊重”,结论为“坚持彭(德怀)、黄(克诚)军事思想,反对军委的战略方针”,在全院批判后给予行政处分,受牵连而挨批判的还有5名干部。

大校副师职研究员吕士英响应党的号召,在支部会上畅所欲言讲真话,批判他的发言是:“一支向党进攻的毒箭”,将他与彭德怀等并列批判。

1962年2月,叶剑英元帅将“反右”的甄别工作重担压给钟期光。受命后,他迅速组织班子,对批判材料逐项核实,把一些拼凑的不真实的材料从干部档案中抽出来交还本人,并两次交待政治部邢成武,总结材料向总政汇报。

后来,总政还介绍国防科工委来“军科”取经。正当人心大快的时候,个别当年专门整人的“左派”把矛头对准钟期光,散布钟期光心怀野心,企图“拉拢这批犯错误的人”另立山头,对这种“一箭双雕”的中伤,钟期光十分愤慨,于是及时向叶剑英汇报,叶帅当场表态:“坚持中央政策,完全错了的,完全平反;部分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错的,则不予修改。

实事求是我支持!”有了叶帅的“尚方宝剑”,钟期光顶风击浪,率领一班人经过半年的认真细致的甄别,全院受批判斗争的38人中,完全平反的27人,对其余11人的原结论分别作了个别修改和部分修改。

甄别工作扭转了军科院“万马齐喑”的沉闷气氛,遭受过打击的研究员吕士英等同志抛开贬辱,满腔热情投入编写我军第一代战斗条令,取得了许多丰硕的科研成果。

附记:钟期光,平江县三市镇人,上将,曾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政委等职。

(翁应生为嘉义镇人,县劳动局退休干部;刘克明为安定镇人,县劳动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