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蔡元培故居 多学科视野:蔡元培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摘要]蔡元培1868年生于绍兴,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及北京大学校长,以其为中国近代教育文化科学事业做出开创性贡献,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师楷模。

今年适逢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诞辰150周年。1月7日下午, “多学科视野:蔡元培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与会学者均肯定了蔡元培在政治、教育两个领域思想开明,贡献卓著。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认为,蔡元培的思想由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上海这座城市对他的影响可谓巨大。他于1894年之后大量阅读西学书籍,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这些书籍大都是上海译介出版。此外,蔡元培从事新式教育与文化事业的起步地是在上海,上海也是他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根据地,广泛人脉的结缘地,晚年从事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活动地。

蔡元培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蔡元培1868年生于绍兴,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及北京大学校长,以其为中国近代教育文化科学事业做出开创性贡献,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师楷模。蔡元培一身兼任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奠基人和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人,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殿军,既自己宣传新文化,提倡科学和民主,且以其声望和社会地位,排除反对势力的攻击,大力扶助新派学人,将原来由少数人提倡的文化运动变成有大批青年学生拥护的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研讨会中,由几家学术团体推荐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论证蔡元培推动民族复兴的历史功绩。历史学家阐述蔡元培在清季民国时期思想界的影响、与清末新式教育的关系等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崔志海认为,与其他历史人物相比,今天我们纪念蔡元培,是因为他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蔡元培自认是一个书生革命家,精于学而不益于政治。这样的性情有局限之处,但也有可贵之处。作为书生革命家,蔡元培的一生的追求是爱国民主,这使他出淤泥而不染,一直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

蔡元培入翰林院,却投身反清革命。北洋政府时期他是北大的校长,却出污泥而不染,推动国民革命。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担任朝中要职,却成立民族保障者同盟,反对国民党员专制独裁统治。

“他一生追求爱国和民主,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高尚的政治者情操。” 崔志海认为,这是蔡元培最为可贵之处。秉持这一理念,他推行一系列教育改革,奠定了民国的教育体系,将北大改造成中国最高学府,他提出的很多教育者理念和改革方案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仍有启发意义。

在五四运动西风东渐的大潮下,蔡元培也未完全倒向西化,而是认为人类有共通经验和普遍真理,对中西文化不应一味肯定或否定,而是该进行比较、择善而存。崔志海认为这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很有启发,“我们往往把传统看作落后,古代看作落后;中国看作落后,西方看作先进。其实传统中国也具有现代性,古今中外也有很多相通之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高瑞泉重点谈了蔡元培的平等观念。辛亥革命起初是以反满革命的形式进行,而蔡元培则认为反满革命根本上是要解决民主的问题,要推翻的只是少数满族贵族。高瑞泉认为在反满革命的过程中,蔡元培已经有了民族平等的观念,这一点是与时俱进并且十分难得的。

在生活中,蔡元培也以身实践平等观念,将之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校员工给他鞠躬他会还礼。在北大做校长期间,他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容纳学术发展,招纳了一批真正的大师,还反对学科傲慢,认为一个大学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学科,相互辩驳、相互讨论,学术才能发展。

上海对蔡元培一生学业事业影响巨大

蔡元培在上海的居所有多处,最后一处海格路175号(今华山路303弄16号)即现在的蔡元培故居。研讨会上,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指出,论对蔡元培一生学业、事业的影响,上海这座城市意义重大。

蔡元培在上海断断续续生活了将近20年,他的西学素养主要是受上海这座城市的影响。在生命前三分之一的阶段,蔡元培没有接触过西学,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1894年之后,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书籍。熊月之做了统计,1894年到1899年之间,蔡元培读过的有具体书名的西学书籍,可考的就有83本。这一时期蔡元培还未长期居住在沪,但这些书籍却大部分是上海引进出版。

熊月之认为,这一时期的阅读对蔡元培知识结构的影响巨大,是他从传统读书人、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转折点,他提出提倡男女平等的夫妻公约正是在这之后,“吸收了西学理念之后,蔡元培的思想、行事方式、教育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另外,更重要的是,蔡元培从事新式教育与文化事业的起步地是在上海。上海也是他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根据地,广泛人脉的结缘地,也是他晚年从事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活动地。光是蔡元培出国以前,所读的西学书籍,大多数都出自上海。

“吸收了新学说、新思想以后,蔡元培个人自主的自觉性大为增强,遇事独立思考、自我做主的倾向益发明显。此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启用的相当一批人都与上海密切相关,他在上海从事教育活动的实践经历,为北大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将上海的新人、新风气、新文化引入北京。”(文/杨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