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学问和智慧 罗家伦:“五四运动”口号和概念提出者
“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爱国口号,这八个字出自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之中,其中结尾还有这样气势磅礴的语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读之令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极富号召力。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1919年5月4日上午,罗家伦在15分钟之内就以白话文匆匆起草完成了200余字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也是5月4日下午北京各界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时唯一印刷散发的宣传品,罗家伦由此一举成名天下知,“五四健将”的美誉也使他受益终生。
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永久地定格为“五四运动”。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897年12月21日出生于江西进贤,其时罗家伦的父亲罗传珍正在江西进贤县担任知县,能诗擅文,工于书画,勤政爱民,罗家伦的母亲周氏知书达理,且有一定的文采。罗家伦4岁开始入读私塾,但其母亲的识字教学和背诵短诗的启蒙教育功不可没,罗家伦认为他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远比私塾教育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
1912年,15岁的罗家伦进入美国传教士高福绥在南昌所办的英文夜校,开始接触和学习外文,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他特别留意报纸上的招生信息,不但自己想要投考,也鼓动同学一起报考,1914年,17岁的罗家伦远赴上海,考入上海复旦公学中学部就读,复旦公学言论自由氛围浓厚,学生对政治比较感兴趣,罗家伦以他深厚的国学功底,还担任《复旦杂志》的编辑,经常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理念。
1917年,复旦公学更名为私立复旦大学,20岁的罗家伦在考虑继续留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还在上海同时报考了北京大学,罗家伦的国文试卷得到了阅卷老师胡适的赏识,但罗家伦的其它考试科目却不尽人意,还是校长蔡元培不拘一格,特批录取罗家伦到北京大学文科攻读外国文学,由此成为蔡元培、胡适赏识的弟子之一。
1918年秋,罗家伦与傅斯年,顾颉刚、毛子水等人组织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月刊,由傅斯年担任主编,傅斯年尽管只年长罗家伦一岁,却是北大老人了,于1913年进入北京大学读预科,3年后又进入北京大学读文科,是罗家伦名副其实的学长,其国学功底比罗家伦深厚许多,甚至超过其老师胡适。
罗家伦在北京大学与傅斯年齐名,二人经常在一起切磋时弊和学问,他们共同创办的《新潮》月刊,与陈独秀等人创办的《新青年》互为犄角,旌鼓相应,是新文化运动的两杆大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都对《新潮》给予支持和帮助,《新潮》的编辑部就设在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内。
《新青年》和《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广泛影响力,引起了保守派的恐慌和攻击,甚至通过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向蔡元培施加压力,要求蔡元培辞退两个教员——《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和胡适;开除两个学生——《新潮》的编辑傅斯年和罗家伦,甚至逼迫蔡元培辞职,但蔡元培却坚持不肯,维护了他一贯倡导的大学不受政治干涉的原则,也赢得了全国学术界的尊重和敬仰,而傅增湘自己也是一个正直的官员和大学问家,后来也因此被迫辞去教育总长之职。
1920年秋,罗家伦从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时,正遇上海纺织实业家穆藕初捐资5万银元给北京大学设立奖学基金,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5名学生被学校选中并推荐出国留学,这几位幸运的学生,曾被当时报纸称为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洋”,此后以穆氏基金出国留学的人,都在一些领域内取得了成就,毕竟这项基金是在北京大学优秀学子中选拔最优秀者出国留学的。
罗家伦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不久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与哲学,实现了他拜在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教授门下的心愿,杜威是蒋梦麟和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导师,1919年初春的时候,杜威曾到北京大学讲学,当时由胡适给其老师当翻译,而罗家伦则负责记录,也有幸结识了杜威教授。
1923年,穆氏企业破产,罗家伦的奖学金被迫中止,他只好结束在美国三年的留学生涯,前往一战后的德国留学,一是当时德国马克大幅贬值,物价较低,带外币在德国兑换使用便宜,二是好友傅斯年正在德国留学,奔昔日老同学而去,又可与傅斯年朝夕相处,互相切磋,互相辩难,当时蔡元培、陈寅恪、赵元任、徐志摩、俞大维、金岳霖等也正在德国留学,他们经常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畅所欲言,那是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
1926年,留学欧美六年的罗家伦回到祖国,在这六年当中,罗家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游学,虽然未获得任何学位,但其视野开阔,学问渊博,对其日后执掌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大有补益。
回国之后的罗家伦,曾应聘东南大学历史系和附中任教,及至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时,罗家伦投笔从戎,受命担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少将参议和北伐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为蒋介石撰写了不少文告,颇得蒋介石的赏识。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急需培养青年干部人才,筹备建立了中央党务学校,由蒋介石亲任校长,罗家伦被聘为教务主任、代教育长,实际主持学校的一切校务工作。
1928年,国民政府接管北洋政府之后,将“清华学校”改组为“清华大学”,是罗家伦力主在清华大学前加“国立”二字,否则绝不赴任,国立清华大学直接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管辖,31岁的罗家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
罗家伦之所以能够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完全是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前身)院长蔡元培提名力荐的结果,因为清华大学校长是个肥缺,当时各派势力觊觎者多达30多人,可见竞争之烈,如果没有恩师蔡元培的推举和蒋介石的赏识,以罗家伦的资历和年龄而论,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几乎是不可能的。
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任命状,“空降”清华大学,并对清华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清华学校是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原先隶属于清政府外务部和北洋政府外交部管辖,庚子基金都存储在美国,罗家伦通过国民政府外交部和教育部争回了这笔款项,专门成立了清华基金,委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彻底摆脱了外交部的管控,归属教育部独家管辖,国立清华大学除了享有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之外,每年还可以动用清华基金四十万元,因此国立清华大学的教育经费非常充裕,这在全国所有大学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罗家伦开始在清华园内大兴土木,相继建造了新图书馆、生物馆、天文馆、大礼堂、学生宿舍,教职员工宿舍等硬件设施,以致新任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惊呼:“我们是在创办一所大学,不是建造一座宫殿。”清华园原先的基础设施就相当的不错,1916年,清华学校聘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为清华学校进行了校园总体规划,校园内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都是由墨菲主持设计的,这组建筑群均采用了西式风格,也为以后的校园建筑风格定下了基调,而今罗家伦又锦上添花,也确实是大手笔,他用了不足两年的时间就做成了别人五年甚至十年都很难办成的事情。
等到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清华园已无需再投入新的基建项目,以致梅贻琦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之感慨。
罗家伦以“来办清华,本系牺牲个人之政治地位,自当以全副精神办理清华”之诚恳态度赴任清华大学。一所大学的优劣,当以名师多寡论之。罗家伦以“罗致良好的教师,是大学校长的第一个责任”为己任,为了提高清华教授的整体水平,他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采取了重发聘书之措施,当时的清华教授水平参差不齐,50名教授只续聘了18人,解聘了其中的37人,可见力度之大,但此举也得罪了不少人。
为了革除故弊,补充新鲜血液,罗家伦延揽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哲学家冯友兰、文学家朱自清、化学家张子高、地质学家翁文灏、数学家华罗庚等数十人,这些高手名家陆续到校任教,壮大了清华大学的教授队伍。
为了聘请学科带头人,罗家伦看好了私立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蒋廷黻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是南开大学历史学的开创者,罗家伦想要挖走南开大学的台柱子,其难度可想而知,但罗家伦自有妙招,三顾茅庐,甚至坐在蒋廷黻的客厅不走,直到蒋廷黻答应为止,蒋廷黻在担任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之后,很快就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容。清华大学鼎盛时期的一些名教授,大多都是罗家伦聘请来的。
国立清华大学之所以能够吸引国内一流的教授,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清华大学校园宁静优雅,远离闹市,适宜潜心研究学问,也是一个宜居的所在;二是清华教职员有法定的假期,旅费由学校提供;三是教授上课钟点少,出国进修机会较多;四是图书馆、实验室的经费充足,各种图书和实验设备齐全;五是教授的薪资待遇相当丰厚。相比国内其它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可谓是富得流油。
罗家伦身为是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人,其身后背景势力强大,这对他铁腕治理清华,是有力的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尤其是他在清华大学推行党化教育和军事训练,更是得罪了相当一部分清华师生,以致罗家伦执掌清华大学校政不足两年,就被驱逐出清华园,尽管如此,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依然不可抹杀,历史就是历史,不容篡改和肆意取舍,要将真实的历史,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价,历史自有公论。
1932年8月26日,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华民国最高学府,也是中国大学中系科设置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在罗家伦之前,中央大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先后有7位校长掌校,校长易人之频十分罕见,可见执掌中央大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罗家伦并不情愿接受这一棘手职位,他对教育行政工作已渐有厌弃之感,况且他在清华大学的遭遇,也让他心有余悸,因而坚决力辞不就。而当他的北大老师、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以国家和民族学术文化前途之大义而晓以利害,罗家伦终被说服,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千斤重担,“不忍在国难期间,漠视艰危而不顾”,要求政府保障办学经费,给予他“专责与深切的信任”。
1932年10月11日,罗家伦在国立中央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中央大学的使命》,“创立一个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责任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一个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定要趋于灭亡,被人取而代之。”“要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自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之后,中央大学才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
罗家伦绝不是中央大学的“维持会长”,他是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的,按照他的设想,国立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世界一流的国立大学。他亲自为国立中央大学撰写了新的校歌,歌词为:“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
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进取、发扬,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罗家伦取歌词中的“诚朴雄伟”四个字作为中央大学新校风的关键词。罗家伦对“诚朴雄伟”四个字的释义解读如下:
“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它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作无目的的散漫动作,守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朴”——就是质朴和朴实,力避纤巧浮华,反对拿学问充门面,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
“雄”——就是无惧无畏的气魄,改变中华民族柔弱萎靡的颓状,善养吾浩然正气,男子要有雄风,女生须无病态。
“伟”——就是伟大崇高,力避门户之见,敢做大事,能成大器。
校歌歌词中的“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后来成为中央大学的校训,并被现在的南京大学继承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三十年代初期,适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罗家伦却引导中央大学师生回归到学术中去,以建立民族文化,葆有独立精神,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
在抗战期间,罗家伦曾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亮出其精神之剑,“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由此可见罗家伦的气魄和民族责任感。
在抗日战争艰苦的条件之下,中央大学不断发展壮大,学生人数从1000多人,增加到3000多人,罗家伦根据学科发展趋势和国家的实际需要,对中央大学的院系设置不断进行调整和充实,使中央大学成为全国学科设置最全、规模最大的大学,全国众多莘莘学子以报考中央大学为第一志愿。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时期学潮的受益者,“五四健将”这个光环让他荣耀了一辈子,但他在五四运动之后,也有所反省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1920年,罗家伦在《新潮》发表了《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一文,内有这样的语句:“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偶一回头,为之心酸。”
而今,面对类似的社会危情,罗家伦却开始对中央大学学生约法四章:一是闹学潮就开除,二是锁校门主义,三是大起图书馆,四是把学校搬到郊外。“闹学潮就开除”,可谓措施强硬无比,罗家伦五四精神的嬗变,确实值得人们玩味和思考。
罗家伦在国立中央大学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了一所完整的国立大学。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央大学就被日军飞机轰炸了四次,在学校第一次被轰炸后,罗家伦就已经考虑迁校问题了,但由于当时局势尚不明朗,罗家伦的迁校之举是动摇社会人心,指责之辞不绝于耳,而关于新校址的选择,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罗家伦力排众议,果断决定将中央大学迁往重庆,一是他对中日战争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二是南京到重庆有水路可直达,便于学校整体搬迁。三是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隐蔽防空。
罗家伦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校长,早在“七七事变”一年前,他就叮嘱安排学校总务处,定制了500多个木箱,并在木箱上钉上铅皮,准备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以备迁移之用,等到决定迁校之时,这些提前定制好的木箱,对顺利搬迁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式搬迁开始后,中央大学包用民生公司轮船,冒着敌机的轰炸溯江而上,将中央大学完整地搬到了重庆。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大发感慨:“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飞机全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都被搬到重庆来了。”张伯苓这里所说的鸡犬,是指中央大学从国外引进的牲畜良种,连这些牲畜都能安全地搬迁到重庆,可见中央大学搬迁的完整性了。
1937年11初,国立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开学复课,一个多月之后,即1937年12月27日南京沦陷。八年抗战中,中央大学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稳定,这在全国大学中绝无仅有,罗家伦可谓居功至伟,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了高等教育的火种。
罗家伦在中央大学延续他在清华大学的做法,把延聘师资作为校长的第一要务,一方面极力挽留和安抚原有的名教授,另一方面又从各种渠道在国内外广揽名师,他用心求访人才,礼贤下士,不断壮大师资队伍,一时间中央大学群英荟萃,学术景象一派繁荣,但他也因此得罪不少达官贵人,罗家伦绝不以出卖人情而聘用资历贫庸之人。
经济学家马寅初、画家徐悲鸿、美学家宗白华、农林学家梁希,建筑学家刘敦桢、杨廷宝、医学家蔡翘、天文学家张钰哲等人都是罗家伦在任期内聘请的名师。罗家伦在中央大学任校长的10年之中,也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罗家伦为此殚精竭力,既要保持中央大学的正常运作,又要应对当时官场的尔虞我诈,可谓是身心疲惫。
1941年6月,罗家伦辞去担任10年之久的中央大学校长一职,继任者是罗家伦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顾孟余,顾孟余在国民党内资历颇丰,他在教育行政管理上,比罗家伦宽容许多,全校师生对他也较少恶感。
1943年,顾孟余因受蒋介石责备而辞职,蒋介石多次挽留未果,又先后任命吴南轩和陈立夫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结果中央大学师生开始了“驱吴倒陈”运动风波,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自己亲自兼任中央大学校长,这也由此可以衬托出罗家伦出色的教育行政管理才能。
罗家伦之所以辞去中央大学校长,原因是多方面,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学校经费的严重匮乏,二是受到其政敌攻讦所致。
罗家伦退出教育界之后,开始了其从政生涯。1941年9月起,罗家伦出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又出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1947年出任国民政府驻印度首任大使,也是最后一任,开始了其两年多的外交官生涯。1949年底,由于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罗家伦黯然回到台湾,出任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一些所谓的闲职。
罗家伦是一个天生担任大学校长的材料,自从他退出教育界之后,长期混迹于“官场”,在其它领域并没有可圈可点的建树,昔日辉煌不再。
1969年12月25日,罗家伦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享年72岁。罗家伦病逝之后,被安葬在台北阳明山第一公墓。
罗家伦文笔不错,文章写得很好,有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但其在学术上却乏善可陈,他尽管游历了欧美5-6所大学,但却始终都没有取得任何学位,其一生精彩之处还是在五四时期、清华大学时期和中央大学时期。
罗家伦尽管颇得蒋介石赏识,但也由此遭到一些政客的妒忌,是一个不讨国民党和共产党喜欢的人,甚至连他麾下的学生也不甚喜欢他,是一个人缘极差之人,以致在国民党内部被边缘化,当他离开教育界之后,也就等于告别了自己的人生舞台,可谓是碌碌无为而终。
但罗家伦在历史上的杰出贡献和卓越成,却不应该被刻意掩盖或遮蔽,尽管罗家伦身上党化教育色彩浓厚,其所作所为主观上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但客观上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也一切很难分得清楚,只要我们能够客观、公平、公正地对待历史上的罗家伦,我们的历史观和认识观就不会失之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