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袁克文 民国四公子之袁克文
1918年,袁克文到上海游玩,据说一次花去60万大洋。袁世凯临死前曾经托孤给徐世昌,所以袁克文回来后,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要拿拐杖敲断他的腿。
袁世凯一生爱好戏曲,时常出入戏园,袁克文耳濡目染,对戏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系统学习了唱、念、坐、打戏曲基本功,虚心求教于孙菊仙、程继先、肖长华、程砚秋等京剧界前辈,唱得一口好昆曲,初唱小生后改丑角,拿手剧目有《卸甲封王》、《游园惊梦》、《长生殿》、《审头刺汤》等。因“度曲纯雅,登场老到”,而成为戏曲界名票。
袁克文曾同溥侗合演过一出他最拿手的《千忠戮》中的《惨睹》,此剧讲的是明朝初年,燕王朱棣为了争夺帝位,带兵攻破南京,建文帝兵败,化装成僧人逃亡云南的故事。克文饰建文帝,把他描画得惟妙惟肖,当唱到“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荡气回肠,大有自我身世之叹。听剧者一片哑然,其师许地山听之,更潸然泪下。
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时,袁克文随父来京。时常与方地山、董宾古等名士赋诗填词,所做诗赋数不胜数。但因以诗“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反对父亲称帝而触怒了袁世凯,父子关系从此疏远。
古籍收藏以精取胜收藏宋元本古籍
袁克文收藏古籍,不以多为能,而以精取胜,以收藏宋元本古籍著称,而且多为名家故物,珍籍秘册,装潢古雅,刻工精湛,为近代各收藏家推崇。
1912年,清末藏书家盛昱郁将其所藏宋本悉数转让给友人完颜景贤,其中宋张孝祥撰写的《于湖居士文集》40卷,薄绵纸精印,刻工刚劲,墨色淡古,为海内孤本。袁克文闻讯后立即赶到完颜家以重金收购,唯《于湖居士文集》完颜不肯轻易出售。一时各收藏家竞相登门争购,吴昌绶出价400银元求购不得,张元济许以1000银元也未能成交,傅增湘更是苦费心机,“再四往审视”,最后此书还是以1200银元卖给了袁克文。
时间不长,袁克文就萃集了按页论价的宋版书百余种,名其藏书楼为“百宋书藏”,迅速增至200部,遂更名为“皕宋书藏”。后又增收了宋代巾箱本(巾箱是古人放头巾或零碎杂物的小箱箧,这种版本的书版面较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等八部经书,这八部书字画细如发丝,精丽无比,袁克文十分喜爱,专辟“八经阁”庋藏。
一时云集京城的海内名家,纷纷前往观视,赞为“建本之至精者”、“延令书目冠首之书”。
袁克文除藏宋本外,还收有一些元、明、清各代版本之精品。清影写宋刊本《汉书注》100卷,是藏书大家毛晋从宋椠本所影写,格式大小一如宋本,字体尤为遒劲,笔画更与宋椠本无异。民国初年,该书售价已达2000银元。袁克文对它早有耳闻,1915年,当获悉该书正在上海出售时,他立即派人火速前往,以3000银元购得。书捧在手上时,袁克文兴奋异常,欣然题跋“披阅一过,头目俱爽”。
由于袁克文的身份和超强的经济实力,袁克文收藏宋元本古籍,无论贵贱,一律收购。各地书贾闻风而动,争相趋售。其聚书之速、藏书之精,令当年各藏书家望尘莫及,即使如傅增湘等前辈大藏书家,也只能自叹不如。数年后,他竟一跃成为北方藏书名家。
钱币收藏“民国四珍”皆入其囊
受老师方地山的影响,光绪末年,袁克文对古钱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6年,开始收藏和研究。其搜集之广,考证之精,在收藏界自成系统。他收藏的王莽布泉、铅泉、银泉金错刀、宣和元宝银小平泉等,均为古泉界不可多得之精品。
袁克文从1926年初开始集邮,先是经天津邮商张维廉以1000银元的价格,从德国侨民苏尔芝手中购得数千枚邮票,通过外国邮票上的国徽标记、文字辅助辨认外国钱币。后受集邮家周今觉编著的《邮乘》的影响,涉足中国邮票的收藏,尤其着重收集早期华邮的珍品、孤品。
利用特殊的社会地位,他时常赴中华邮票会物色邮品,每遇佳品,必倾囊而购。在集邮生涯达到顶峰时,他曾在中华邮票会会刊《邮乘》上刊登“征求广告”,公开高价求购所需之品。因此,很快就成为显赫一时的邮票集藏名家。
他藏品中的库伦寄北京实寄封,是蒙古初设邮政第一次寄出的首日封;1886年自天津寄往德国,背贴海关大龙五分银,正贴法国25生丁邮票,均为奇珍异品。而“红印花小壹圆”旧票、大龙阔边邮票全套、大龙邮票实寄封一批及“民国四珍”等世间罕见之邮品,也尽被他收入藏室。
1927年,军阀张宗昌委派袁克文携带3万银元赴上海办报。到上海后,他每遇珍品邮票,不吝重价竞购,不到一年,就将办报款全部挥霍,被通缉后,他被迫廉价典卖全部邮品,仓皇逃离上海,从而结束了短暂的集邮生涯。据说,美国邮商辛纳尔以7000元现洋收购他的邮品,这个价钱还不及藏品市价的一半!而他的古泉收藏,后来也悉数抵押给了金城银行。
对袁克文一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老师方地山了,他们既是师生,又是挚友,更是儿女亲家。
方地山,名而谦,字大方,江苏江都人。清末民初学者,与弟弟方泽山齐名文坛,世称“二方”。后得袁世凯赏识,被聘为家庭教师。在五龙亭袁家专馆,方地山与袁克文一见如故。方地山恃才傲物,淡泊名利,桀骜不驯的脱俗性格,深深吸引了袁克文。他们终日与诗书为伴,饮酒联诗,纹枰对坐,还以某典出自某书来设局赌胜负,以各自珍藏的古钱币做花红,胜者自喜,负者无忧。就这样,他俩在一生中最闲适的一段时光里成为莫逆之交。
后来,袁克文之子袁伯崇娶方地山之女方初观为妻。他们冲破世俗,免去聘礼,两亲家只是交换一枚珍稀古泉,就算是完成了定亲之仪。
昙花一现人过烟云散
1916年袁世凯死后,袁氏家族政治势力衰落。因为袁克文花钱如流水,所以他从他父亲那里分得的十几万银元的遗产很快就用光了,可他又放不下架子,就算在囊中空空如也的情况下,他依然与当地名士如影随形。
当时寄寓上海的袁克文因生计日窘,藏书兴趣随之锐减,更不得不将其珍藏的善本古籍或抵押或转让。他的藏品宋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为清人黄丕烈旧藏,有多位名家题跋,是袁克文当年费尽心机以800元收购的。但因急需现款,他只得忍痛将该书和一箧古钱币一同抵押给了友人潘明训,得钱3000元。傅增湘闻讯后找到他,想以高价收购,袁克文遂将该书赎回,转卖傅增湘。新中国成立后,该书几经辗转落户于北京市图书馆。
到后来,甚至不得不靠卖字、卖文来维持生活。据说他的字写得很好,三杯酒下肚,写起字来纵横驰骋,豪情奔放,大有苏东坡之风。
1931年正月,因患猩红热后转肾炎,病逝于河北区两宜里袁宅,终年42岁。家里为他办不起丧事,还是他“帮”里的徒子徒孙凑钱帮他办的。出殡时,“帮”里的人,以及天津的和尚、道士、尼姑、喇嘛,都来送葬,甚至有些妓女也扎了白头绳前来哭奠。
平心而论,袁克文的嗜古与收藏,不是收藏家之好,而只是贵公子的一种消遣,一旦性情使尽就视若浮云,虽然袁克文也曾学收藏家的口气,刻过“与身俱存亡”之类的印章,专门印在他最珍爱的书上,但生活困窘之时,还是拿来换钱或者易物了。不过打从收藏之日起,袁公子收藏东西对于是否吃亏、贬值,都不怎么计较。其实这种出于兴趣使然,兴尽就不强留,不以是否吃亏赢利为目的的收藏精神,倒真值得现在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