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是被谁气死的 廖承志被打倒后宋庆龄为何闭门不再见任何人?
红潮导语:后来,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大概廖成为宋唯一可信任的人了。所以“文革”期间廖承志也被“打倒”批斗,对宋是一大打击,据说从此她闭门不见任何人。
资中筠的新著《不尽之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录了作者追忆往事的一些文章。冀朝鼎、廖承志、宗璞、袁同礼、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斯诺的第一任夫人海伦·斯诺,以及作者在清华园读书、在胡志明家做客、与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同台演出、1950年代的印度等人与事、地与物,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廖承志一家是革命世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廖公本人也是传奇人物。关于他的显赫生平、杰出的贡献和一生行藏,已有多种传记和无数文章,还有他自己的文集在,轮不到我来赘言。只是因为他的诸多职务中,也包括“和平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的实际主要负责人,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中与他接触较多,有幸多次随他出国开会,而且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还见过几次,所以有一些近距离的体验。
他是我所接触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丰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称性情中人。本文所叙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花絮”,入不了“正史”。
我初见廖公约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那时在我工作的圈子里,不论老少都已称他为“廖公”(其实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只有周恩来总理称他为“小廖”。我的印象,他与“道貌岸然”绝对无缘,大多数时候都是嘻嘻哈哈,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找点题目开玩笑。
下级向他汇报工作,他也常常没正经话,有时拿腔拿调地学着他(她)的口吻说话,而且常给人起绰号,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学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腔调叫他“梁兄”,从不叫名字。
开会时他似乎在笔记本上记录,实际是在画人物漫画,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几笔勾勒,惟妙惟肖。他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是真的流利,不是像现在动辄说某领导人外语如何如何,实际苦不甚高),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理,不过重要谈话他还是愿意通过翻译。
他是急性子,而我年轻时以反应快见长,所以我跟着他的时候居多。他对内对外从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词汇,在争论时谈锋犀利,没有虚词和教条,而又幽默风趣。一些西方人既怕他,又喜欢他。哪一次会议“Mr.Liao”没有来,他们都会有点失落。
英国“和运”的一位领导人蒙塔古(IvorMontagu),是贵族世家蒙塔古之后,又是英共党员,还曾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他长得人高马大,肚子尤为突出,与廖公比较熟,也是廖最喜爱画的对象,侧面、正面像都十分传神。
在中苏分歧已经难以弥合而尚未公开化之时,英共是站在苏共一边的,蒙氏常为苏方做说客。有一次小组会上,蒙塔古站起来发言,滔滔不绝,廖公刚好坐在他对面,低头在本子上画,等蒙塔古讲完一落座,廖公站起来,人家以为他要发言,他把手中刚画的蒙塔古画像举起示众,惹起哄堂大笑,就此化解了蒙塔古的发言,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表态、争论。
还有一次,休息期间,蒙塔古来找廖公谈问题,廖公先送给他一张他的漫画像,大肚皮很夸张,相与哈哈大笑,接下来谈很严肃的话题。廖自己也是胖子,肚子也突出,不过比蒙塔古矮一头,小一圈,他就一边听对方讲,一边轮番抚摸自己的和对方的肚子,似听非听。
蒙塔古偶然说漏嘴。用错一个词,廖马上抓住,重复一遍,大笑说:“哈哈!我们的蒙塔古同志竟这样说!”弄得对方很尴尬,急忙辩解、更正。一忽儿,休息结束,重新开会,廖公向他顽皮地摆摆手,回到座位上。
结果一场严肃的谈话不得要领而罢。蒙塔古是苏方授意来就与会议有关的某个问题说项,要中方配合,不要反对。中方既不能同意,又还没有到公开反对苏联的时候,廖公就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骂中把他给打发了。
诸如此类的事,不一而足。但是他开玩笑也是有分寸的,只对英、法等西方国家人士,而且是比较熟悉的。对第三世界的代表,态度就不一样,人家来谈,大多是要求支持或援助,他就不会玩笑对待之,不论是否能满足对方要求,总是以诚恳、平等的姿态对待,耐心解释。
廖公在掌握政策上总是趋向于灵活、务实,在总的气氛向左时,他交代工作时率多强调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常说不要顾虑别人说你“右”倾。对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文革”以前,在他主持对日工作时,严格把日本极右派与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区别开来,依靠几员“知日派”得力干将,对日本人做了广泛的团结工作。
但是在中苏交恶后的“反修”斗争中,对待苏联,他是当仁不让的。我感觉他对苏联早有意见,在“牢不可破”时期,我见到过私下流露对苏联的微词的,只有他和李一氓。他们都不满意“老大哥”的颐指气使,而且对有些政策问题有自己的看法。
我听廖公说过,过去在延安时,“我们”追随苏联的政策,做过不少错事。例如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苏联诬陷为“国际间谍”,驱逐出境后曾想来延安(她第一次访延安后,曾写过盛赞延安和中共的文章,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个隐蔽的因由),遭拒绝。
她回到美国,当然为主流社会所排斥,而美国左派也追随莫斯科,不接纳她,使她处境十分孤立、极端困难。 当时在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牵连,也被打成“特务”,中共根据苏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狱。
廖当时是新华社负责人,亲自经手办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国妻子也只好离婚。所以廖提起此事时,说自己干了一桩“缺德事”。我猜想以他的经历,对于中共与苏共的历史恩怨知之甚深,一旦可以公开批评苏联,他不大需要“转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