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的婚姻 曹聚仁的廊桥遗梦
少年情怀总是诗,只是在父亲学堂里的惊鸿一瞥,15岁的曹聚仁便把12岁的王春翠锁进心房,一任那爱慕生了根发了芽。他们都是浙江兰溪人,他住在蒋畈村,她则住在两里之外的塔山村。那时,王春翠正在曹聚仁父亲创办的育才学堂读书。
“她是四姐妹中最美丽的,总而言之,我第一回在学堂里看见了她,就钟情于她,苦苦地害我得了相思病。”正是春天,爱恋也和古樟树叶一样,绿得那样汹涌。为了偷看心上人,曹聚仁常常爬到村头一座叫挂钟尖的小山上眺望。她在山脚的竹叶潭边洗多久的衣服,他便痴痴地望多久,那个倩影,连同她眼眸中的羞涩与温柔,都是那么美。
连接塔山和蒋畈的,是一座名叫通州桥的古廊桥,那是王春翠上学的必经之地。只要一看到王春翠走上通州桥,曹聚仁便高声朗诵黄庭坚的《清平乐》:“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等待中的甜蜜、忧伤和彷徨,都在那一声声“春”的呼唤里。
渐渐地,王春翠识破了曹聚仁的小伎俩,这个7岁前已经熟读《诗经》《论语》《大学》的少年神童,也令她满心欢喜。父亲看出了曹聚仁的心思,一年后,提亲成功,为他们订了婚。1921年,曹聚仁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与18岁的王春翠举行了婚礼。终于梦想成真,曹聚仁心花怒放。古廊橋上约定三生,竹叶潭边缱绻倚偎,一对青年男女沉浸在新婚的欢愉中。
婚后,王春翠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成为当地少有的到省城读书的女子之一。她到杭州求学,曹聚仁则去上海教书。分别两地,他们靠书信解相思,两人相约把缠绵的情感写在同一个红色绢画的小本子上,来回邮寄,并为小本子命名“心心相印”。
然而分别没多久,危机就悄然来临。“我从来不伪装道学,对于儿女私情,我和一切有血有肉的人一样,知好色,则慕少艾,我虽不十分放纵,却也不是不二色的人”。面对一位女学生的大胆表白,曹聚仁动摇了,短时间内便进入热恋。
转眼寒假到了,王春翠来到上海与曹聚仁团聚,靠着女人的第六感,她觉察到了他的变化,毅然决定中断学业,陪在他身边。老师同学都劝她以学业为重,她坚定地说:“我爱我的学业,但我更爱我的丈夫和家庭。”
曹聚仁羞愧不已,她的纯朴坚贞让他及时悬崖勒马,开始专注于学问的研究。在几个大、中学任课之余,曹聚仁长期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撰稿。早在五四运动时,作为学生会主席,在师范读书的他就主编过《钱江评论》,那时已显示出了在文字、编辑、采访方面的特长。
1922年4月,以《民国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曹聚仁听了章太炎到上海做的国学演讲,因国学功底深厚,记录非常准确,在副刊连载后,反响很大,后结集出版了《国学概论》,曹聚仁也因此成为章太炎最年轻的入室弟子。随着曹聚仁在上海学术圈的声名鹊起,23岁的他以一个师范毕业生的资格走上复旦、暨南大学的讲坛,成为年轻的国文和史学教授。
爱情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他追求进步,她也不甘示弱,并没有因选择家庭而停止学习。那时的王春翠,一边在暨大师范附小任教,一边开始了业余创作,她不愿依附于他的名声,她要做“王先生”,而不是“曹太太”。
他倾心他人,她选择放弃
事业蒸蒸日上,生活也迎来喜讯,1926年,爱情的结晶诞生,曹聚仁欣喜若狂,为女儿取名“阿雯”。乖巧伶俐的阿雯是夫妻俩的开心果,也深得与曹聚仁过从甚密的鲁迅的喜爱,他常常带着糖果和玩具来曹家做客。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小家庭的欢乐在阿雯6岁因病夭折时戛然而止。悲痛中,王春翠写下《雯女的影子》,以此纪念。曹聚仁同样承受着这致命的打击,他如同“折了自己的指头”,连续四十多天,一到晚上便涕泪交加。
日子劝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俩渐渐走出伤痛。正是“九·一八”事变后,华夏青年热血沸腾,曹聚仁积极创办《涛声周刊》,他提倡“乌鸦主义”,自称只报忧不报喜。他事务繁忙,王春翠只得辞去工作,为他整理文稿,协助他办报,并为刊物撰写文章。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以批判精神和泼辣文风著称的《涛声》办得非常出色,被鲁迅称为是“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一份刊物。
在创作中,王春翠的才华渐渐显露,先后在《涛声》《芒种》《申报》《妇女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曹聚仁看过后由衷地赞叹:“春翠,不愧为我的爱妻,没想到我竟娶了一个大才女啊!”
当鲁迅看到王春翠写的《竹叶颂》时,大赞:“好,有点气魄!”并欣然为她的散文集定名《竹叶集》。1935年,由鲁迅命名,曹聚仁作序的《竹叶集》正式出版,“她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女性自身的立足点出发,体察妇女的苦痛,批评教育的愚昧,抨击社会的不公,一反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姑娘腔,下笔痛快淋漓。
”王春翠还以谢燕子为笔名,著有《戏剧新选》《戏曲甲编》等,以女性少有的辛辣文字,将自己的倩影,留在了女作家寥若晨星的上世纪30年代的文坛。
遗憾的是,失去女儿后,王春翠再也没有生育,这成了她心底最深的隐痛。更没有料到的是,丧女的悲痛刚刚过去,婚姻就再次遭遇重大危机。
“我走上讲台,第一眼看到第二排第三行,坐着这么一位女生,她是我梦中的人,我就开始发痴了。”女生叫邓珂云,是曹聚仁任教的务本女校的校花,她酷爱文学,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大作家、大教授仰慕已久。毕业时,曹聚仁送给她一本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她到杭州后,他经常去信,并两次前往看望。他们奋不顾身地相恋了。
看得出他动了真心,缘起缘灭不是谁能控制的。这一次,极端痛苦的王春翠没有留恋,主动提出分开。他已倾心他人,爱他,就给他自由。王春翠离开了,她回到兰溪老家接替曹聚仁的父亲主持育才学校。她的心,仍然栖息在曹家。
他给出了爱情的答案
全面抗战爆发后,曹聚仁脱下长衫,穿起军装,改行做了战地记者。那时,他与邓珂云已经结婚,他们共同报道了《台儿庄大捷》等知名新闻,一度红遍东南大后方。远在兰溪的王春翠心如止水,只把全副身心投入到乡村教育上,如愿实现了她“王大先生”的梦想。
复兴蒋畈,同样也是曹聚仁的梦想,一直以来,他与王春翠靠书信联系,信中,他仍称她“爱妻”“知己”。对她,他始终是有愧的,他为育才学校捐资、购书籍、订刊物,“超时代”的小小学堂,连着他和她的心魄。
新中国成立后,曹聚仁只身去了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成为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1956年,他以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回大陆采访,夜半途经金华,有感而发:“梦回夜半是金华,默对北山苦憶家。竹叶潭深留旧网,挂钟尖外送飞霞。”
读到这首诗时,王春翠百感交集,往事纷至沓来,竹叶扶疏,小桥流水,然而,物是人非,所有的悲哀不过是历史。他伤害她时,她选择用那些美好的回忆来原谅他。她从来不曾忘记爱情,哪怕痛上一辈子。
1959年,作为从事两岸和平统一工作的爱国人士,曹聚仁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参加建国十周年观礼活动,一到广州,他便给王春翠寄去200元,约她北京相见。二十多年未见,那天一早,在新侨饭店房门外看到头发花白的她时,对话只是简单的“你来了?”“我来了。”然后便相对无言,默默垂泪。
北京之行,他陪着她游玩了故宫、天安门,还一起去照相馆补拍了一张“结婚照”,那是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影。
匆匆一面,竟成永诀。因为与国共要人都有联系,曹聚仁充当了国共“密使”,一直在海外为两岸统一奔走。晚年的他,在给王春翠的信中,既诉说寂寥和无奈,又表达愧疚之情,“新春以来,没接到你的一封信,十分记挂,你的生日,我在想一个使你满意的礼物!”“我这一年,真是贫病交迫,六十多岁老头子,像蜗牛样背壳,走一步是一步,你务必原谅的。”
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她从来没有恨过他,墙上挂着的,是他的手迹,手中珍藏的,是他送她的扇子。她永远记得那个15岁的少年,和那少年纯真的爱恋。
“爱情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去解释呢?我首先要提请保留,等我将来再作答案。”在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中,曹聚仁毫无保留地呈现人生真实,遗憾的是,书未完成,他却去了,1972年,曹聚仁在澳门因骨癌去世。
爱情的答案,他没有机会明确给出了,只是临终前,他念叨的仍是那阙“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那一天,远在浙江的王春翠,走上古老的廊桥,在秋风里,久久地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