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遗像 宋教仁之死 引爆民国南北混战的黑暗时代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这是孙中山在宋教仁追悼会上献的挽联。内中没有悲戚之情,只是直白地道出了宋教仁被暗杀的原因,袒露了革命党人为民权宪政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1913年,政党政治曙光将现之际,宋教仁突然被刺,全国上下人心激愤,纷纷要求严惩凶手。而随着案件真相显露,中国政治局势因之急转直下,南北双方兵戎相见,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历史进程。

宋教仁(1882-1913),字得尊,号遁初,别号渔父。湖南省桃源县人。1902年去武昌普通学堂读书,期间与黄兴结识,相处甚密。1904年2月15日,在长沙西园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时,年仅22岁的宋教仁被推选为副会长,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随后他被派往湖北,在武昌组织华兴会支部。1905年同盟会成立,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并被推举为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1910年至1911年在上海任《民立报》主笔。署名“渔父”,发表了大量时论文章,披露清政府假立宪法的真面目。辛亥革命后,宋教仁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长。1912年5月,宋教仁出任农林总长,曾拟定整顿农业诸项政策,在民国建设中显露卓越的才华。

宋教仁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人才,精力充沛,口才出众,组织能力强,政治素养出类拔萃。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束。在他的主导运作下,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62席中占有392席,而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计仅223席。国民党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通过合法组阁、实现政党政治的前景可期,这也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治预期和政治热情。

在国民党选战告捷之时,宋教仁正在家乡湖南桃源探母尽孝。闻讯后他立即动身,沿江东下,一路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为建立责任内阁大造舆论,大有实行民主政治舍我其谁之慨。其言论风采,令听众欢欣鼓舞,涌动如潮。

以“稳健”著称的宋教仁锋芒显露,自然招致忌恨。

袁世凯仍然接连电邀宋教仁北上赴京,共商国是,时人以为这是宋要组阁的迹象。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准备由上海启程,乘特别快车,沿津浦路返回北京。10时左右,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陪同下,宋教仁从《民立报》社来到沪宁车站接待室稍事休息。10时40分,宋教仁在吴仲华引导下,与拓鲁生、黄兴、陈勤宣、廖仲恺等人一起,向车站检票处走去。

刚至检票处,忽然响起一声沉闷的枪声,只见宋教仁用手捂住腰部,惊呼:“我中枪了”。紧接着两声枪响后,车站旅客惊慌逃散,一时秩序大乱,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迅速趁乱逃之夭夭。

于右任迟了几步赶来送行,正值宋已中弹,急忙借来汽车,将宋教仁急忙送往沪宁铁路医院,要求医院医师会诊急救,院方乃请格尔本医师和比林哈斯医生共同诊视,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才能有望。为了争取时间,遂在12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弹头有毒,由此可见暗杀者致他于死地的决心。

宋教仁在病榻上曾托黄兴代拟一电,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并表明心迹,诚挚地希望:“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

22日凌晨病情恶化,至4时,已不能言语,遂含恨而逝。据送行的友人描述,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做依依不舍状,眼眶中尚有泪珠。

23日午后3时大殓。给遗体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教仁遭此惨祸,不可不留一历史性的照片,必须把赤身伤痕也摄出来。最后拍了两张照片,一张赤身,一张正冠礼服。

3月23日,宋教仁遗体出殡时,由吴铁城等乘马前导,极尽哀荣。1913年4月13日上海各界在张园举行宋教仁追悼大会,由陈其美主祭,居正赞礼,汪洋读祭文。

宋教任遇刺事件的发生,正处于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于是人们对案件的内幕产生了种种猜测,同时也把这两大政治力量推上了风口浪尖。

3月21日,袁世凯迅速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等人“立悬重赏,勒限缉凶”。3月22日下午,又下令令“迅缉凶犯,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 。与此同时,政府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舆论。

黄兴致函闸北警局及公共租界总巡捕,申明如能拿获凶手,即赏银1万元。

3月22日晚,案情即露端倪。一个国民党员带着一个古董字画商王阿法来到英租界的巡捕房。王阿法说,一周前,有个叫应夔丞的拿出一张照片,叫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王阿法未应允。而后当看到报纸上登出宋教仁遗像,才恍然明白应夔丞叫他暗杀之人正是宋教仁。

英国巡捕根据这一秘报,在迎春坊妓院将应夔丞抓获。并立即前往其家中搜查,在应家发现了一人神色慌张,带回巡捕房审讯,发现此人正是暗害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随后又在应夔丞家中查获了大量公文,并抄出手枪一支。经认定,枪内子弹与宋教仁体内取出子弹型号相同。

与此同时,沪军都督陈其美命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潢详查“宋案”前后各地来往电报,发现在此期间应夔丞与北京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迭有电报往来。在应家查获的公文中,也搜出同样内容的密电和信函。这些函电表明应夔丞与洪述祖是暗杀的主凶,而洪述祖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世人皆知洪述祖、赵秉钧两人是袁世凯的心腹。一时之间,案情似乎已水落石出,幕后主使非袁世凯莫属。

黄兴愤然写了一幅挽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国民党人经过半个月交涉,4月16日,上海租界公审公廨才同意将应夔丞、武士英两犯移交上海检察厅接管。江苏都督程德全在革命党人强烈要求下,提出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并在4月26日将搜缴的全部证据公布于众。

宋教仁遇刺案,使一度缓和的南北关系迅速紧张起来。袁世凯陷入政治上的被动局面,赵秉钧也被迫于5月1日称病离职。孙中山力主乘民气高涨之际武力讨袁,提出“联日”、“速战”,组织军队先发制人。但黄兴与胡汉民、谭延闿等多数革命党人认为南方军队准备不够,主张法律解决,通过国会中的合法斗争来制裁袁世凯。但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已势成水火,兵戎相见已经不可避免。

百年后的今天,宋教仁遇刺案究竟何人主使,学术界仍存在分歧。有学者就认为,宋案多有蹊跷之处,陈其美有更大的嫌疑。

但毫无疑问的是,宋案是民国政治史上的悲剧,政党政治的梦想随之彻底破灭,政治暗杀则被后起者仿效,良性政争仍然遥遥无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