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蒋介石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何邀请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

2、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对日亲善态度的必然结果;

3、冈村宁次的确感恩戴德,极力奉献,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4、蒋公投桃报李,冈村宁次成功脱罪。

对于这样问题,我想主要还是听听冈村宁次的夫子自道吧(以下引述内容均引自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

一、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共党已经在华北占据主动。

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

“国、共两党本来冰炭不相容,战争期间,暂时在表面上采取了一致行动。共产党以周恩来为代表驻在重庆负责与国民党进行联系。同时中共利用与日本的作战,努力掌握华北民心,逐步巩固了地盘。另一方面,蒋介石将其嫡系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集中于接近中共根据地延安的西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仅在河南作战时出动过一、二个师),专门监视延安。随着停战,国共关系再度恶化乃是自然的趋势。

二、国民政府在战后掀起了“中日亲善合作”的高潮

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我等日人态度,总的来看出乎意料的良好。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我认为其最大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委员长8月15日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广播全文译略)。这个演讲与当时苏联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我认为,这一思想及方针,如后所述,已成为中国官民在接收中对待日军投降手续及战犯等一系列问题态度的基础。

有关处理投降日军的情况,后当述及,但其基本方针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一是到遣返为止不解除军队的组织,保持部队的指挥体制。官兵二字,在日语中是将兵之意,徒手官兵即意味着失去武装的将兵,这在精神上使人产生好感。有关指挥体制,则命令改变职称,将我的总司令官改称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改称“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

新编第一军是蒋介石嫡系美式优良装备的精锐部队,在加尔加答受过美式训练,军纪严明。其年青将校擅长社交,态度明朗,对与日本作战,深以为憾。有的甚至高喊:‘我们黄色人种之团结,乃亚洲当务之急。看一看香港!想一想鸦片战争!

’当夜,两国军官在当地饭馆举行联欢会。中国第一师司令部除师长外全体军官出席;我方包括我、参谋及守备队长以下全体军官出席。两国军官携手进入饭馆。这一情景使麕集的人山人海的群众和士兵,投以惊奇的目光。……以战争结束为转机,中国方面特别是上层人物之间,掀起加强日、中合作之热潮。

其实,国民政府对日亲善的传统是十分悠久的。在抗战中的一件奇事可见一斑。1937年8月15日,日本海军航空队20架轰炸机从长崎起飞准备袭击南京。为了让最后一批留在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团成员安全撤离,中国政府为他们准备了特别列车,列车停车时附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并派出40名宪兵一路随同护卫,还特意从外交部派出两人随行。

就在这些日本人被中国政府"非常周全"地送走以后不久,这天下午两点50分到3点30分,日军轰炸机穿过低垂的云层,对南京投下了重磅炸弹。

三、国民政府内部对日军战斗力充分肯定,愿意向日军学习

9月某日,为做好接收准备,中国总司令部派某中将到津浦线南部各地视察。该中将对所在地日军将士作了如下的谈话,使我将士大为感动:“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当时,如此言论到处可闻。可见蒋委员长的对日方针,向部下贯彻得相当彻底。

10月25日,我为协商今后问题,单身拜访第一师师长。我先向师长祝贺胜利,然后提出,日军事已至此,将正大光明地将武器移交贵方,并说明已准备完了。该师长一一表示满意。最后并问我:‘贵官心情如何?’我答称:‘身为军人,心情不佳’,彼此握手哈哈大笑。

接着,与接收主任谢中校参谋,商讨有关移交防地及接收武器等问题,该中校极口称赞在缅甸与之作战的我第十八师团之勇猛顽强。他敬佩日本陆军大学之教育并向我请教。会谈在和睦气氛中结束。

四、冈村宁次积极反共,人才可用

抗战胜利后,冈村宁次为了继续构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开始起草“对华处理纲要”。在该纲要中明确提出:

首先须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以此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至于渝、延之间的关系,本来须由中国本身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应向中国移交的武器、弹药、军需品等,根据统帅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

日本投降后,日本大本营总长命令中国派遣军:“此际莫如将红色势力引进中国本土,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进东亚之混乱,从而日本坐收渔翁之利。”。然而,据其参谋西浦记述:

在总司令(译者注:即冈村宁次)官邸报告上述情况后,总司令官立即表示不同意,并表明了:‘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的方针。

冈村宁次如此积极拥戴蒋公,坚决反共,自然重庆方面也是心领神会,主动向冈村宁次伸出了橄榄枝。

注一:汤恩伯札记摘要: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译注)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9月10日(也就是9月9日日本投降后的次日),何应钦总司令提出会见。当即偕同今井参谋副长、小笠原参谋赴总司令公馆。就座后,何应钦迎头第一句话是:“日本现在已无武装,我想今后将能实现真正的中日和平互助。愿我等共同为之努力。”我对此感受颇深。

在此次会谈中,何应钦提出:“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冈村宁次点头赞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中秋节,何应钦还派人送了两卡车月饼和1卡车水果,到萨家湾日军总司令部表示慰问。另外,何派王武上校单独给冈村送了两箱香烟和一箱茅台酒等物品。

10月21日,冈村应何应钦之邀,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日方只我一人,对方有何应钦、萧参谋长、钮少将、王武上校(除萧氏外均精通日语)。谈完公事后,拿出甜酒,大家闲聊了两个多小时。席上,何应钦极力高唱中日合作。

12月23日晨,蒋介石亲自召见冈村宁次,并做了如下对话:

“蒋:您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

我:深感厚情,生活满好。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的情况,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我: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我:完全同感。

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五、冈村宁次感恩戴德,人才可用

冈村宁次日记节选:

4月23日 前由何应钦密嘱写一篇对中国军队坦率的评论,昨日晚又来催促,故自今日起开始执笔,起草《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

5月13日 何应钦将军秘嘱我撰写的《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一文,今始脱稿,并经作战主任宫崎参谋以上各幕僚传阅补充校正。我自少佐时代经常来中国,相当通晓中国内情,又屡与中国军队交战,对其缺点也有充分了解,既受嘱托,又愿为改善中国军队略申己见,故直言不讳,加以批判。

5月18日 晚间,由冈田翻译相伴,往访何应钦将军于其公馆,面呈拙著《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共两部。何草草翻阅后,似感兴趣,又询及各种问题。在曹少将陪坐下又交谈二、三时务问题。注:拙著内容多涉及机密,故仅誊写三份,两份交出,一份留底,不久亦烧毁。据何氏后来透露,看过该文件的只有何与蒋主席及另外一人。

注: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战争全面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所谓的军事“天才”。此前,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

当年(1948年)3月29日夜,我离南京,自30日寄居于上海某氏邸,由中山高志博士为我治疗,等候审判。我在上海的寓所极为秘密,新闻界人物均以为我在上海战犯监狱,或监外就医。实际早由总参谋长训令淞沪警备司令对我进行监护,便衣人员经常出入寓所担任戒备。

在此期间,冈村宁次著述颇丰,撰写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一系列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的文章。蒋总裁见之大喜,此后,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冈村宁次,拐弯抹角地向他打探一下关于战事的看法,甚至后来冈村宁次被内定“无罪释放”临回国之前,负责死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高见”。

而国共内战打到1949年,国军江河日下,总裁风雨飘摇之际。蒋公又一次求教高参冈村宁次。1949年7月份,安排驻日代表团军事组组长曹士瀓又跑到冈村宁次门下求教,并交付国民党政府公函,称:“希望日本旧军人同志惠予协助”。

1949年8月底,冈村宁次等旧日本军官经过绞尽脑汁反复研究,终于给蒋总裁一个建议:“为反守为攻,击破匪军攻势起见,应速选拔中日两国军人中意志坚决果敢有为之青年,组成一个军,……,逐次加强扩大,练成精兵十万,编成数个军,组成一强有力之义勇军,成为击灭共军之骨干兵团。”

六、蒋委员长求贤若渴、投桃报李。

1946年2月17日来访的王大祯,曾吐露以下内容,可能与事实接近。根据蒋介石主席方针,确定战犯范围以最小限度为宜。在最高干部当中有的说17人,有的说150人,政府虽拟停留于最小限度,但最近各地民众纷纷来信检举,其数字无法估计。与其说亲日毋宁说爱日的汤恩伯将军和我单独会谈时,曾力言战犯只以某某(未举其名)一人为代表即可。

其后有关我个人的战犯问题,在中国政府和军部内进行过多次讨论。1946年6月下旬,联络参谋透露会议内容的片断如下:

(1)1946年4月22日,在某次会议上,何应钦将军曾列举许多理由,为冈村免罪,蒋主席虽表同意,但指出要考虑政治方面的策略,研究处理办法。

(2)6月25日,在战犯审理会上国防部二厅王处长建议,可任冈村为总联络班长,留驻南京,与会者多数同意。

(3)最近参谋总长陈诚曾向蒋主席建议,冈村在战争结束后功绩显著,应予宽大处理,如此对将来中日关系亦属有利。蒋主席默不作声。

1948年8月22日典狱长孙介君来我居室,由斋藤弼州翻译,探问病情并密谈如下:

“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只是形式而已。”

今日各报对我昨日受审情况均有报道,其中有的对政府进行激烈抨击和讽刺说:拖延三年今始作戏剧性审判,实不光彩。莫若及早宣告无罪!

1949年1月26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民国三十七年度战审第二十八号):冈村宁次无罪。1月29日一早,冈村宁次秘密乘美国船归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