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张学思的手足情
张学思想尽办法搞到武器
1938年1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接见了张学思。张学思提出要组建一支敌后抗日武装。周恩来指示张学思:“或回五十三军,或是自己搞均可,尽量发展,搞起来即向八路军靠拢。”当时,王岳石受刘澜波委派,协助张学思一起组建武装。
一次,王岳石、张学思和我在一起研究如何把一部分东北军拉出去,成立游击队,进行抗日活动及想办法营救张学良将军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是几个人就可以办到的。
于是,我们就把主意打在了东北军身上。我曾提出没有武器怎么办?张学思说,他有办法,可以利用他的关系找东北军将领要。后来,经张学思联系,王岳石从黄显声将军处取来了200支步枪。不久,又搞来一些机枪、步枪等轻武器。
实际上,东北军的爱国将领也知道张学思要武器想干什么,他们也恨日本人,很愿意把一些武器交给张学思抗日。武器弄到手后,王岳石和张学思开始筹划组建队伍打游击。但当时由于华北局势的迅速恶化,黄显声将军突然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加之国民党对抗日武装的破坏,组建敌后抗日武装的计划被迫放弃。
1938年春,我和金浪白到武汉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工作。夏天,在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的介绍下,我考入延安抗大。在西安,我与张学思、王岳石等好友又见面了。当我们准备结伴到延安时,组织上认为我的社会关系和条件留在西安咸阳比较有利,能做较多的工作,以后有机会再到延安去。
因此,我没有去成延安。当时,张学思的母亲许夫人已经为他办理完了到美国定居的手续,准备说服他一起去美国。然而当深明大义的母亲看到儿子光复祖国的决心时,把生离死别的痛苦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亲自把儿子从香港送上飞往武汉的飞机。
临到延安前,张学思将母亲许夫人特意为他在香港定做的两件上衣送给了我,我一直珍藏至今。后来,我到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任名誉参议及在战时抗日干部训练团工作,负责抗日战地工作训练班的财务会计和物资收发等工作。我以此为掩护,经常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同志进行联络。
1939年冬,金浪白从延安陕北公学寄来一封信。信中说,他们目前的经费十分紧张,而且还都穿着薄衣,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些困难。接到信后,我立即在东北同乡经营的服装店里购置了加厚的冬装,然后通过八路军办事处给张学思、王岳石、罗文、金浪白等捎去了冬装。其中每人一套棉衣、一顶棉帽。另外,我还给他们寄去了20元钱。
张学思对我把黄金捐献给党组织大加赞赏
这一时期,由于我经常给王岳石、张学思等往陕北寄信及捎衣物,没想到被像狗一样嗅觉灵敏的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们开始在我的住所外潜伏下来,准备将我逮捕。幸亏有人事先偷偷地给我送信,我才得以进行简单化装,从后便门出去,躲过了敌人的追踪,暂时住在王金蓉(王岳石的姐姐)家中。
后来,我岳父王博泉知道此事后,专程从洛阳回到西安,特意邀请了负责调查此事的几名国民党官员,到当时西安一流的大饭店——正大豫餐馆摆了一桌酒席。
席间,我的岳父一再向他们解释说,我姑爷是受朋友之托往陕北寄东西,他并不知道邮寄人及接收的物品转交给谁。经过我岳父的一番疏通,这几个国民党官员也给了我岳父一些面子,不再追究此事了。
1944年,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陕西分会派我到北平搞经济工作。这时,王岳石也从延安到了北平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我以经商为掩护辗转来到北平,直接归王岳石单线领导,主要以买卖房地产为掩护。不久,王岳石告诉我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十分紧张,我听后立即将岳父托我买房子的三十四两半黄金借给北平党组织使用,后来又将这笔黄金全部捐献给党组织。
后来,党组织上对我的行为给予了表彰,并将此功记入档案。在一次与张学思见面时,我们谈谈到了这件事情,张学思对我把黄金捐献给党组织的做法大加赞赏,说我为北平的抗日斗争做了一件大事、好事。
张学思把我安排到营口市税务局工作
1945年初,我在由北平前往山西运城联络工作时,被日本特务逮捕。在狱中,我受尽折磨,但没有泄露任何组织秘密。“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我拖着重病的身躯走出了监狱,重获自由。待我的身体稍微恢复了以后,立即给王岳石写了一封信,询问他和张学思的情况。不久,王岳石的弟弟王金锐给我回了信,说王岳石与张学思已经奉中共中央命令,到了东北。
不久,我到了沈阳,给王岳石、张学思分别写了信,请他们尽快为我安排工作。这时,张学思已经任辽宁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于是,我被安排到营口市税务局工作。在营口税务局工作期间,我到省政府结税、开会,时常到政府所在地瓦房店看望张学思,我们经常交流工作和思想情况。
张学思平生最喜欢的是骑马。有一回,我到辽宁省政府所在地瓦房店,张学思请我看他的那匹大洋马。还要请我骑一骑。看到这匹膘肥体壮的大洋马,平生没有骑过马的我婉言谢绝了。
一次,张学思让我把他的八弟张学铨安排到营口市税务局工作。于是,我把张学铨安排在税务局当了一名办事员。我经常帮助张学铨学习税务知识和税收法规,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很快,张学铨在我的帮助下适应了税务工作。
1948年11月2日,以沈阳、营口的最后解放为标志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学思随中共中央东北局进驻沈阳。我们再次通信,祝贺东北全境胜利解放。在信中,我们还谈了未来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张学思受命负责组建海军军校
1949年初,国民党重庆号光荣起义。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军舰。中共中央决定,筹建人民海军。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张学思受命负责组建人民海军学校的任务。1950年2月,大连海校正式组建,肖劲光任校长兼政委,张学思任副校长兼副政委。
张学思开始为组建新中国海军培养人才而工作。这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仍然保持着信件往来。但由于海军工作需要保密等原因,我们的通信只是一些简单的问候和家庭情况的介绍。
在信中,他表示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建人民海军的神圣事业之中。1953年,张学思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61年,张学思升任海军参谋长。看到他的进步,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
张学思受到了残酷迫害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由于张学思坚持原则,开始受到林彪一伙的打击报复。从此,我与张学思断了联系。
1967年夏的一天,在大连医学院读书的儿子冯军回到营口。一进门,他就急匆匆地告诉我说,大连黑石礁附近和解放广场已经出现了批判张学思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要打倒张学思。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开始为张学思的命运担忧,几天茶饭不思,觉睡不香。1968年,我也受到冲击,后来又被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这时连张学思的消息都听不到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从大连王岳石、北京罗文那里了解了一些张学思受迫害的情况。他们向我讲述了张学思的不幸遭遇。虽然我们是多年的患难之交,但在那个年代他们都遭到了冲击,对张学思的事情不敢谈得太多。只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们再见面时,才逐渐从他们口中了解了张学思受迫害的情况。
原来,在1967年9月11日凌晨,林彪的爪牙打电话给张学思,骗他要召开紧急会议。当一生都光明磊落的张学思来到会场时,却被秘密逮捕。从1967年10月25日开始,张学思天天被拉到海军大院,进行批斗,受到了残酷的精神迫害和肉体折磨。
我想,身为杀害革命先驱者李大钊的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思在关押期间,所受到的心理伤害、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是普通人难以想象得到的。这期间,张学思给敬爱的周总理写了一封申诉信:“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在党内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虽然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可惜的是,在林彪一伙的严密封锁下,周总理没有收到这封用血和泪写成的信。
当专案人员找到张学思的入党介绍人王岳石询问张学思的所谓假党员问题时,王岳石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坚持说张学思是经组织批准正式入党的。
1970年2月,张学思在林彪一伙的折磨和迫害下,哮喘得非常厉害,听力也几乎失去了,甚至连走路都很困难。专案组这才不得不向上报告。2月18日,经医生诊断,张学思患的是肺原性心脏病和血行播散性结核。
“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8年,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张学思的报道。1970年4月1日,周总理看后《关于张学思病情恶化的报告》。立即指示:“要告诉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301或其它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
”敬爱的周总理,在自己非常困难的处境之中,向张学思伸出了救援之手。周总理的指示以急件下达到医院,医院领导和医生进行了会诊,提出了几种治疗方案。李作鹏(林彪死党、海军政委)一伙对周总理的指示不仅置之不理,反而抵制和阻挠。到了4月底,张学思的病情继续恶化。5月初,张学思已完全靠输液输氧来维持生命。
1970年5月29日,张学思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54岁。在临终前,他愤然地一遍又一遍地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这里的意思已经不言自明,这是张学思将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滔天罪行进行的最无情、最有力的控诉!
张学思的冤案终于被平反昭雪
今天,每当我拿出张学思当年送给我的两件上衣,禁不住悄然泪下。无比思念我们在一起朝夕相处,畅谈理想和追求真理的日日夜夜。我时常想,张学良将军自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软禁的数十年里,人们一直都骂蒋介石心胸狭窄、心狠手辣。然而,张学良毕竟平安地活了下来,并且活到了101岁。而他的四弟,张学思在林彪一伙的迫害下,却只走了短短54年人生路程,而且结局是那样的悲惨!可见林彪一伙是多么的狠毒呀!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975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张学思的冤案终于被平反昭雪,并为他恢复了名誉。党的好儿子张学思终于可以含笑于九泉了。今天,为记念情同手足的好兄弟张学思,我写下了这首诗,以示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