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战辉和马加爵 洪战辉 为抗击苦难和厄运而美
与同龄人相比,洪战辉肯定经受过太多的苦难和厄运。一本《中国男孩》,有大部分篇幅都叙述着他的生命的困苦、生存的艰辛和生活的逆境,一部《洪战辉》,几乎每一场都有令人潸然泪下的画面:风雪弥漫的寒夜,父亲病,母亲走,捡来的妹妹嗷嗷待哺;风雨交加的晚上,父亲病发,弟弟离家,妹妹奔走呼号,他自己累倒在泥泞而坎坷的村道上……试想,一个农家少年,在他羽翼未丰的时候,就必须把自己当作亭亭伞盖,为那个支离破碎、摇摇欲坠的家庭遮断全部凄风苦雨,当他生机未足的时候,就必须把自己当作强壮的劳力,迎接挑战,承受困苦,料理逆境,养家糊口,能没有苦难?能不出现厄运?
但是,洪战辉的意义不在他曾经承受了个体生存的苦难和生活的厄运,更不在苦难和厄运本身。苦难和厄运本身不能构成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正常人自觉自愿、积极主动追求苦难和厄运。人生经历劣势、颠簸、疾苦、贫弱、艰辛,都是身不由己,迫不得已的。
通常说来,只有告别和消解苦难与厄运,才是人类群体生活和个体生存的理想和鹄的,才是社会进步、人性发展、文明进化的前景和趋向。一个把苦难和厄运当作价值目标来加以追羡的时代,必定颠三倒四;一个把苦难和厄运当作人生取向来加以求索的个体,必定丧心病狂。洪战辉虽然在事实上承受了苦难和厄运,但他的人生意义,却体现在对苦难和厄运的抗击和超越。
拥有美学基本知识的人都不会否认,苦难和厄运是悲剧的审美随伴,它们起着强化悲剧审美效果的作用。在悲剧的审美形态中,苦难越是深重,厄运越是巨大,就越能增强欣赏者的悲剧感受。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悲剧在美学上的定位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主人公毁灭的越是惨重,便越能唤起读者和听众的悲悯。
但是,苦难和厄运本身却不能成为直接衡量人生意义的价值尺度。以苦难和厄运的大小多少为尺度来丈量人生意义,只能是一种变态,或者在苦难和厄运面前的自作多情。洪战辉的人生具有崇高的意义,但这种意义的产生形成,决不是来自于他比一般人更多地更深地品尝过人生的苦难和厄运,而是来自于他抗击、否定苦难和厄运的精神态度。
苦难和厄运也是人生的随伴。世间不存在一帆风顺的人生。无论是人类总体还是感性个体,都总是在充满荆棘的崎岖小路上悲苦前行的,常常在很多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苦难、厄运。恩格斯早就明确说过:“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人们要想克服和战胜这些苦难、厄运,让生活充满阳光,让生命绽露诗意,就应当象洪战辉那样有坚定的意志、顽强的毅力和不息的实践精神。马克思指出:只有不畏劳苦攀登险峰的人,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
苦难、厄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苦难和厄运面前畏葸不前,跪地求饶,或者扬长而去。读者诸君,每当苦难厄运袭来,请记取洪战辉的感言:只要脊梁不弯,就没有扛不起的大山;只要挺直腰板,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或许可以说,洪战辉的独特意义和魅力,在于他自觉地真诚地执守住人间的道义、至善、仁爱,以一种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直面和超越苦难与厄运。正是基于这种直面和超越苦难与厄运的精神,他才会在人伦实践中,持之以恒地把自己塑成一个“苦难打不倒”、厄运压不跨的男子汉;他那些平凡而普通的事迹才会凝聚着如此厚重的历史感和深邃的人文意蕴,才会如此强烈地感动中国,感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