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选集 任弼时是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
[摘要]被誉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家”的任弼时,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他有坚强的党性,在党的事业面临重大考验的关头,始终坚持原则,信念坚定,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以党性来批评人、教育人、说服人,让人心服口服;他善于倾听和采取正确的批评方法,即使采取严肃的批评,也能让接受批评的同志感到心悦诚服;他注重实事求是,能根据实际情况、条件和对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他勇于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为其他同志更深刻地进行自我审视作了表率。
任弼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多元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协同研究”、江苏省教育系统党建研究课题“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7BKS128、2017JYDJZD010)
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被誉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家”的任弼时,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他的很多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至今仍对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借鉴意义。
坚强的党性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页。
】。决定发出后不久,任弼时便专门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一文,提出克服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和现象的重要方法就是“增强党性的锻炼”【《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以坚强的党性为前提,坚强的党性又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证。任弼时指出:“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任弼时选集》,第231页。】自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以后,任弼时始终注意“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任弼时选集》,第234页。
】。这种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实和坚定,使他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善于同各种错误言行作斗争。
任弼时一向给人以温和的印象,很少“疾言厉色”,但在党的事业面临重大考验的紧要关头,他从来都坚持原则,不向投降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低头。如果没有坚强的党性作保证,便没有勇气和力量同各种各样的党内错误作不妥协的斗争。正因如此,任弼时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坚持以党性批评人、教育人、说服人,容易让人心服口服,从而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不断取得革命的新胜利。
1927年,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重要时刻,面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1258页。
】的右倾错误,任弼时三次代表青年团向中央递交《政治意见书》,要求进行土地革命。尽管陈独秀大发雷霆,将《政治意见书》碎之于地,但任弼时一方面毫不调和,另一方面坚持以理服人,为党最终纠正陈独秀的错误,制定挽救革命的新策略作出了贡献。
长征途中,当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对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另立中央的行径作了尖锐的斗争,坚持只准讲团结,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并命令对张国焘送来的诽谤毛泽东等人的文件一律不准下发。他与许多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长谈,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诚恳和平的态度,坚定维护党的团结,为促成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实现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
正因有坚强的党性作后盾,任弼时才能在复杂环境中和大是大非问题上保持坚定立场,勇于揭露错误言行的危害实质,坚持符合国情的革命路线方针。可以说,坚强的党性是任弼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
善于倾听和采取正确的批评方法
任弼时被称为“中国革命青年的导师”【《回忆任弼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页。】。他为人公道正派,和蔼可亲。对待同志既能严格要求,又能循循善诱。在与别人的谈话中,任弼时从不随意制止别人发言,总是以冷静的头脑和说服的精神进行解释,启发教育,被称为最善于倾听和采纳正确意见的人。
不论是向他报告或请示工作,或谈论个人问题,任弼时都会耐心地让人讲完所要说的话,全面周详地了解问题,而且能够阐明谈论者对问题不了解或没有考虑到的方面。一次,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担任历史研究室秘书的叶蠖生同任弼时谈起边区机关和部队中存在的缺点,任弼时一言不发地倾听着。
叶蠖生以为这一定是因为自己提出的材料深刻新鲜才引起任弼时的注意。但在他谈完之后,任弼时一条一条分析,叶蠖生才发现,原来任弼时知道得更多。后来叶蠖生感叹地回忆说:“他如此倾听”是“为着不愿打断下面同志提意见的热忱”,是“希望从一百句话中听到一两句有用的话”。【《回忆任弼时》,第114—115页。】
做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讲一团和气,有时还要一针见血,这样才能使党员干部认识错误,改正缺点,不断提高。湘赣苏区时期,一位干部带着扩红突击队到江西吉安,在短时间内扩增了600名红军新战士,回来后向任弼时报告任务完成的原因时,过分强调工作队和个人作用,任弼时立刻尖锐批评道:“人民群众保卫土地利益的政治积极性和他们踊跃参军是我们工作胜利的基本原因,离开群众的支持,离开了当地党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过分地强调了工作队和你个人的作用,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观念。
”【《回忆任弼时》,第84—85页。】任弼时的一番话,既让这位干部满脸通红,觉得很不好意思,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参见《回忆任弼时》,第85页。】这样严肃的批评,任弼时不止做过一次,接受批评的同志都感到心悦诚服。
任弼时既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又能教育、影响和带动身边人也都注意工作方式方法。他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大家解决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问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把自己摆进去,勇于自我批评
全面深刻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高高在上,不仅要教育影响别人,帮助他人不断改正错误、提高认识,更为重要和难能可贵的是善于把自己摆进去,自觉反省检查自身存在的错误。任弼时以其伟大的人格魅力和真挚情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认识自己,严于解剖自己,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实现他人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统一。这方面他是全党的楷模。
1931年,任弼时曾批评毛泽东所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主张是“在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任弼时指责毛泽东“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毛泽东“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页。
】等,并主张将毛泽东调到后方开展工作。在后来领导苏区建设的实践和长征的过程中,任弼时逐渐认识到毛泽东观点的正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弼时先后认真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同时又看到毛泽东领导各项工作的高超艺术,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之所以正确,“是基于坚定立场和正确思想方法”,同时也为毛泽东深遂的思想理论所折服,因而对毛泽东从此“爱戴佩服”。
【《任弼时传》,第618页。】随着对毛泽东了解的逐步加深,任弼时在拥护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同时,并对自己的错误不断反省和总结。
延安整风时期,任弼时在各种会议上对自己所犯错误进行总结。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检讨自己当年在赣南会议上曾对毛泽东认为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说,“当时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任弼时传》,第569—570页。
】。1943年,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上,他又以十分真诚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自我批评。事实上,任弼时将反省和自我批评贯穿于整风全过程,他甚至在为七大准备的发言稿中都明确表示:“在过去党内领导犯三次‘左’倾错误时期中,我都参与成为积极的执行者,错误的性质都是偏‘左’”。
【《任弼时选集》,第393页。】批评之深刻、自觉和到位体现了任弼时的博大胸襟,为其他同志深刻地进行自我审视作了表率。
1944年,延安召开了湘赣工作座谈会,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任弼时曾担任过一段时间湘赣省委书记,故参加了会议。他在发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在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从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出发,了解历史问题,检讨自己的错误。
”【《任弼时选集》,第350页。】在会上,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我在省委的这一时期,对清理旧案,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任弼时选集》,第361页。
】他还对自己曾经执行了某些错误政策进行了深刻反省和剖析。任弼时客观而坦诚的分析和总结,尤其是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获得了大家的理解和肯定,也使大家统一了思想,认清了是非,心情愉快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主动承认并及时改正错误,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也是思想成熟和立场坚定的重要表现。任弼时不仅能够帮助别人认识和改正错误,包容曾经犯过错误的人,而且敢于面对自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主动提高认识能力,树立了改造主观世界的榜样。
实事求是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从根本上说,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没有统一的模式、普遍适用的方式。所以,科学、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根据实际情况、条件和对象的不同而有针对性地进行。
任弼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和解决问题。这就使他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能敏锐地觉察到各种潜在的问题,妥善处理各种复杂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他惯于通过具体细致的调查研究获取真实信息,了解真实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内在规律性,从而预见发展的趋势。
他认为,注重调查研究能让我们少走弯路,“每当一个新的问题发生需要处理时,能够事前加以深入的调查研究,事后详尽地总结经验教训,使我们少犯错误,不重犯错误,而能较快地走上正确的轨道”【《任弼时选集》,第341页。】。
1933年,任弼时被调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面对肃反运动愈演愈烈的扩大化势头,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做了大量客观细致的调查工作,包括找干部、战士和群众谈话,听取受迫害同志的申诉等等,不仅正确评估了苏区干部队伍,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而且坚定地维护了党的团结,逐渐地恢复了正常秩序。
许多被解救的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叶介甫:《任弼时:爱护干部的“党内妈妈”》,《文史博览》2014年第4期。】
做思想政治工作,任弼时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他认为,“‘根本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即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真正联系的问题’。真正的理论家,‘那就是能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能从经验中找出发展的规律而灵活的运用’,是‘善于以理论为武器,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正确的决定斗争政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07页。
】,而不是空谈和死背教条与公式。任弼时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和先导,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都要拧紧思想认识这个总开关,从源头和根本上解决问题。思想政治工作既是党的组织了解党员干部的渠道,也是提高党员干部责任感、使命感的有效方式。因为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弼时被称为“党内的妈妈”和“布尔什维克组织家”,他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本文作者:李祥,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211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