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日记 冯玉祥后代多数过着普通日子
1936年拍摄于南京的全家福,前排左起:五女颖达、冯玉祥、么子洪达、李德全、六女晓达;中立者:四女理达;后排左起:次子洪志、三女弗矜、长女弗能、二女弗伐、长子洪国
冯家故事
祖辈的叱咤风云、一世枭雄已成历史陈影,冯玉祥的后代多数过着普通人的日子,或逆或顺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大连、上海
“你的书,帮我们赚了一大笔啊”
家里来了陌生人,小猫显得很兴奋,跳到访客的膝盖上,撒娇发痴起来。
自从先生冯洪达去世后,余华心一个人生活在这套靠近海边的高级老干部寓所。一进大门,客厅里空荡荡的,都是一扇扇的门。
余华心收集石头、弹钢琴,还经常上网。在网上,她常常留心那些最新解密的史料。这些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名字曾和她的夫家、父家命运交织在一起。
她的父亲余心清是冯玉祥的部下、随军总牧师,西北军著名的“红色牧师”,受到冯玉祥的重用,进入军政界,曾奉冯命策动孙连仲起义,文革期间自杀。
余华心的母亲刘兰华也是一位民国奇女子,出身基督教家庭,是李德全在贝满女中时期的同学。她是孔祥熙弟弟的未婚妻,那时孔家还只是山西一个殷实人家。未婚夫意外去世后,她发誓独身,后来到美国留学,碰到当时比她小9岁的余心清。在余心清的猛烈攻势之下,两人结为夫妇。
说两家两代缠绕着的姻缘,老人冒出两个字——“缘分”。1942年,余华心9岁时,她跟母亲第一次去冯玉祥家做客,他“穿着一件粗布棉袄,很魁梧”。当时,冯玉祥还送给她一幅画作为见面礼。
她和冯洪达结婚后,先生有时会发牢骚:“你看我父亲从来没有给我画过画。”冯玉祥和儿女相处的时间很少。重庆时期,洪达和母亲住在乡下,到美国读书时又住校。
冯洪达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后转入巴库海军学校学习海军专业。1953年回国在海军工作。顶着军阀家庭的帽子,在部队一干30年,职位都没变动过。文革期间,冯洪达被分到农场放鸭子。
文革结束后,余华心在海洋地质研究所打字。单位里评先进,余华心第一天被提名,第二天就拿下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个副市长的女儿向上级反映,说一个大官僚、大政客、大军阀的儿媳有什么资格当先进?”
“我当时那个气,四人帮都倒了,怎么还这样对待冯家。”她给组织打了报告,提出要写冯玉祥的传记。批准后,余华心以借调的名义收集资料、调阅文献、走访冯玉祥的旧部。她一个人住在北京政协的办公室里,花了一年多完成了书稿。
改第三稿的时候,她三天三夜都没睡觉,一天写一万字,手指疼得厉害就用胶布绑起来,还是痛,“当时急着赶,就怕政策变,这书晚了就出不了。”
《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1980年出版,新华社卖出254000本,“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社的人很高兴,说你的书帮我们赚了一大笔呢。”当时,政协还同时出了一本名人传记,全国征订一共7本。
这本书意义重大,促成了对冯家的政策落实。1982年,中央政府安排了隆重的冯玉祥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散落各地的冯家后代聚集北京,连远在美国的冯洪志一家也来了。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接见了冯家的第二代。当时,在重庆的长子冯洪国还属于被公安局监控的对象。
1990年1月,冯洪达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
奶奶从来不讲爷爷的事
解放后,李德全就把冯家二十多处房产和历史资料都无偿捐给了国家。1958年,她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
在余华心眼中,婆婆解放后是一个完全政治化的人物。“她真是很聪明的人,这么早就把财产都捐了出去,部长一当就是16年。文革时,这么多人都倒了,她没有受到一点冲击。”
大跃进时,李德全的妹妹找到她家,坚持要她去农村看看实际情况,“她始终一声不吭。”有一次,李德全从部里开会回来,“她说我恨不得自己已经疯了。”
余华心写了一个对婆婆的回忆录,她不打算出版,“留给子孙后代看的”。
因为冯洪达的工作频繁调动,余华心把一对儿女送到北京婆婆那里。女儿冯丹龙的童年在小羊宜宾胡同里度过。“一座两层的西式小洋楼,前面还有一个院子,现在都拆得差不多了。”
在冯丹龙眼里,“奶奶就是奶奶,不是什么部长”,“她是个特别乐观的人,奶奶的嗓子特别亮,总是唱歌,唱自己编的歌。每天,她都带着我们锻炼身体,早上、中午、下午。汽车在后面跟着,我们在前头走,边走边唱。”
冯丹龙特别佩服奶奶:“她真是很坚强的一个女性。一个女人忽然间,丈夫没了,孩子没了。” 当时李德全已经“靠边站”了。冯丹龙记忆中,奶奶家里没有一张爷爷的照片,奶奶也从来不和他们讲任何关于爷爷的事。
当时,冯家第二代基本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奶奶家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长辈们的苦闷离他们很远。记忆中童年还是很快乐的,每天学校只上两个小时的课,大把时间就是和堂兄堂姐们在院子里玩耍。他们常常一起骑着自行车,从东城区的奶奶家出发,穿过整个北京城,到清华园姑姑冯颖达家里去玩。
直到李德全去世。冯丹龙和弟弟才回到父母身边。
在家里,父亲也从来不和他们谈关于爷爷的故事。冯丹龙记得,小学里有一次老师布置一个作业——写各自的家史。父亲还真给她写一个,“说爷爷是个革命军人,后来怎么怎么被蒋介石迫害。总之,就是那种忆苦思甜的。”
冯丹龙对爷爷冯玉祥的了解,完全来自妈妈在1980年代初写的那本传记。
“觉得他很了不起。他完全是出身很底层的一个人,基本没上过学,一个半文盲,写得一手好字、画画、写打油诗。60来岁开始学英语,然后在美国大街上做演讲。”
第二代
冯玉祥的第一任夫人刘氏生了二男三女:洪国、洪志、弗能、弗伐、弗矜。刘氏病故后,冯玉祥和李德生结婚也生了二男三女:洪光、理达、颖达、晓达、洪达。
冯洪国、冯弗能、冯弗伐三兄妹同在莫斯科学习,他们和民国高层的子女蒋经国、廖承志是同学。当时的上海报纸以“三公子在苏俄”为题连续报道了他们在苏联学习生活的情况。
1927年,冯玉祥选择和蒋介石合作,在军队里进行“清党”。当时,小冯和小蒋共同发表声明,宣布和各自的父亲决裂。回国之后,冯洪国与父亲和好。冯玉祥把儿子送到日本去念军校,后来参军。
在台湾出版的很多关于蒋经国的传记,都提到冯家长女冯弗能是小蒋的第一位恋人,甚至有说他们结过婚,因为父辈恩怨和政治分歧,这一对罗蜜欧和朱丽叶才被迫分手。
一个15岁,一个16岁,少男少女,异国他乡,确实留给人很多想象的空间。对于这些传闻,冯家人给予断然否认。
冯弗能回到北京嫁入张家,曾随夫婿赴英,1979年逝于北京,育有一女。
二女弗伐,曾为战时保育院向国民党大员募捐筹款。解放后境况一度不是很好,继母李德全为她的生计考虑,留了一些资产给她,后来一直没有出来工作。
三女弗矜性格孤僻,不合群。她在四川齐鲁大学药学系读书时,余华心的母亲刘兰华是女生部主任,当时和弗矜同一个宿舍的同学都向她反映:不愿意和她住,提出要么她搬出去,要么给大家调宿舍。刘兰华只好让弗矜暂时先搬来和她住。
和母亲同住的余华心还记得当时的印象:“她拎了两个包袱进来,一进门就躺在我母亲的床上,一动不动,一直到天黑。我害怕,装着找东西,进屋子找东西去看看她,她还是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不久,弗矜退学回到重庆的家中。一次李德全批评她几句,她回嘴,两人发生争执,都到冯玉祥那里告状。当时,部下孙良诚叛变,冯玉祥的心情非常糟糕,他顺手抄起桌上的一个砚台就朝女儿扔了过去。弗矜哭着跑了出去。
当晚,她吞下一瓶安眠药,并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我。”冯玉祥很生气,硬是不让买棺材。后来几个部下悄悄地买了副棺材料理了后事。
在冯家第二代里,被称为冯四小姐的冯理达是个性最像李德全的。她早年留学苏联,担任过海军总医院副院长,活跃于各种社会事务和大小活动。2008年冯理达去世,各中央级媒体把她作为重点宣传的“先进典型”反复播出。
家人眼里的姐姐和姑姑,当然不同于电视宣传片上那样。冯丹龙印象中,姑姑很强势,是家里说话算数的人,“我们从小都听她的。”
房子
今年国庆,冯丹龙陪着来上海玩的妈妈去寻访家中捐出去的三处房产。她们找到复兴西路“思南会馆”牌子。“被拦住了,不让进。”门牌旁别有文字说明:柳亚子曾在此居住。
这让冯丹龙很生气:“怎么可以说柳亚子故居,他是租冯家的房子。”她立刻就向上海市人大反映了意见,“我就是提议他们再挂块牌子说明一下:这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房子,解放后捐献给国家。”
二伯冯洪志和政府打了几年官司,就想要回这三处房子的所有权。冯洪志早年留学德国,是水泵方面的工程师。他是解放后唯一定居美国的冯家子女。他有过几次婚姻。
这让冯家后人们觉得不妥。“这都捐出半个世纪了,怎么可能要得回。再说,家里人都在努力为国家做贡献,这么做,对社会影响也不好!”他们认为,九十多岁的冯洪志是被想利用冯家发财的人给哄骗了。
房子当然是没要回来。在统战部安排下,冯洪志如今在上海一家养老院度过剩下的日子。
冯洪志有一儿一女。女儿中文名为冯文贞,是个自由职业的摄影师,原来和别人合作开动物诊所,忽然爱上摄影,睡在房车里到处旅行。现在她半年在美国,半年在四川替杂志专门拍熊猫。“5·12”大地震的时候,她正在卧龙。
六十多岁的冯文贞没有一根白头发。
“爷爷说,两只手,自力更生”
中信泰富的办公室正在装修。辉瑞刚刚把惠氏吞并进来。
随冯丹龙拐进一间办公室。隔着落地窗,可以俯瞰南京西路商业区的全景。一捧香水百合兀自绽放。靠墙柜子上摆放着家人的照片,吸引人的是一幅三格的黑白照——爷爷冯玉祥、奶奶李德全和父亲冯洪达。
冯丹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外企员工,辉瑞制药中国的1号员工。
文革结束时,中学毕业的冯丹龙在医院当护士、也做过电工。她打小就是优等生,“小时候看苏联小说,就想我长大一定要做博士。”1977年高考恢复,让她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 。
第一次高考落榜。当时,冯家第三代里有几个孩子参加高考,没有一个被录取。“我爸爸说,估计还是家庭出身的问题,当时政策还没有落实,家里还扣着大军阀后代的帽子。”
憋着一股劲的冯丹龙屡败屡战,连考了三次,终于考上山东大学外语系。大学毕业之后,她分到大连理工大学管理系当外语老师。1984年,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协议,为中国培养MBA。当时,她在大连培训中心的中美MBA项目预备班当英文老师,“不知道MBA是干什么,听说还可以出国学习,试着看看,也考上了”。
她误打误撞地成为了中国第一代MBA。读完仍旧回到高校当老师。“月底去领工资,一个月发七十来块工资,还有部分是国库券。”见识过世面的冯丹龙不甘于这样的生活。当一家叫辉瑞制药的外国公司在大连招总经理秘书助理时,她决定离开。
随着公司进入自身的快速发展期,冯丹龙的职位也顺利攀升,从总经理秘书助理、发展部经理,一直到现在人才资源部总监及事务部总监。在好些年,她每周的日子都是在北京和大连的家两地飞,成为中国最早的“候鸟群”。
冯丹龙觉得自己的学习习惯,都是在当护士、电工那三四年辛苦自学培养出来的。谈到自己的儿子,她皱皱眉头,“现在,我儿子就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去辛苦念书。”
“我没觉得自己特别,和我们这一代人有相同的遭遇。如果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没有选择放弃。如果我当时放弃了,可能我现在还是一个护士。”
“我爷爷常对我爸爸说,我给你们一双手,你们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后来,我爸爸常常对我们说——给你们两只手、一副很好的身体,你们要靠自己。我想我就是做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