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的诗 重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2019-03-21
字体:
浏览:
文章简介:<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1年12月版,36 .00元.顾农 学者,扬州钱基博(1887~1957)著,世界书局1936年9月增订本,岳麓书社1986年5月重版,为"旧籍新刊"丛书之一.钱先生这部名著最初由无锡国专学生会1932年12月集资印行,1933年9月世界书局正式出版,不久即两度再版;而1936年增订本问世后不久即爆发全面抗战,1949年前未再行印.钱基博的诗 重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此书之所谓"现代"

《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1年12月版,36 .00元。

顾农 学者,扬州

钱基博(1887~1957)著,世界书局1936年9月增订本,岳麓书社1986年5月重版,为“旧籍新刊”丛书之一。钱先生这部名著最初由无锡国专学生会1932年12月集资印行,1933年9月世界书局正式出版,不久即两度再版;而1936年增订本问世后不久即爆发全面抗战,1949年前未再行印。

钱基博的诗 重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此书之所谓“现代”指民国元年以来的二十年,又稍稍向前追溯。其绪论明确地写道:

不题“民国”而曰“现代”,何也?曰:维我民国,肇造日浅,而一时所推文学家者,皆早崭然露头角于让清之末年;甚者遗老自居,不愿奉民国之正朔,宁可以民国概之?而别张一军,翘然突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然则生今之世,言文学而必限于民国,斯亦廑矣。

钱基博的诗 重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本书所记述所议论之“文学”,大多为文言文的诗文词曲,所以上编的“古文学”占了全书三分之二以上;而下编“新文学”分三部分:新民体(康有为、梁启超等)、“逻辑文”(严复、章士钊)、白话文(胡适、黄远庸、周树人、徐志摩等),其中白话文即现在一般所说的五四新文学,仅寥寥二十余页,而且评价基本是负面的。此书的特色在此。

钱基博的诗 重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钱基博本致力于古代诗文,所以对于他之所谓“现代”的诗古文词讲起来头头是道;而清末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古文学”恰恰是当代人不熟悉、研究也非常薄弱的一种领域,所以此书出版虽早,却可以起到某种预为“填补空白”的作用。

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把这一阶段的旧诗分为“中晚唐诗”和“宋诗”两大派,后者又细分五家:

陈三立(附:张之洞、范当世、其子衡恪方恪)

陈衍(附:沈曾植)

郑孝胥(附:陈宝琛、及弟孝柽)

胡朝梁

李宣龚(附:夏敬观、诸宗元、奚侗、罗惇曧、何振岱、龚乾义、曾克耑、金天羽)

单是这样一份叙述的框架,就给予人们很大的启发。这里颇有些姓名生疏的人物,这正表明我们所接受的文学史教育遗漏了相当一批曾经比较重要的文学人物,凡此诸人则渐渐隐入历史深处。例如关于胡朝梁(1879—1921),钱《史》写道:

诗以外无他好……其为诗专学黄庭坚,七言律中二联,多兀傲不调平仄。《夏日即事》云:人生快意是会合,尽日好风来东南。芳塘半亩水清浅,茅屋一间人两三。看水看山殊未厌,栽桑栽竹粗已谙。青云可致不须致,我愿食贫如荠甘。

诗意亦颇兀傲,“青云可致不须致”大有隐士口吻。欲研究黄庭坚以及整个江西诗派的接受史,此公是一应注意的人物。

这里又提到后来以叛国罪被处以极刑的黄秋岳(1890-1937),略云:“侯官黄濬秋岳尝从陈衍学,诗工甚深,天才学力,皆能相辅,有杜韩之骨干,兼苏黄之恢诡,其沉着隐秀之作,一时名辈,无以易之。晚乃私淑于三立,气体益苍秀矣。”后陈三立之子陈寅恪特别提到过此人,对“乱世佳人还作贼”深感惋惜。

如果说钱基博论“古文学”多有可观的话,那么他论“新文学”尤其是白话文的部分,就比较外行了。例如他说鲁迅是“新文艺之右倾者”:

自胡适之创白话文也,所持以号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士夫阶级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树人善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学”四字以自张大。

后生小子,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曰:“此小资产阶级文学也,非真正民众也。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若其渐由小己而转向民众为青年所推者,曰郭沫若、郁达夫……

这些议论很有点像是1928、1929年间,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时的高论。按,钱《史》草创于民国六年(1917),完成于民国十九年(1930),1936年增订本在新文学部分虽颇有补充而于旧有文字改订甚少。

钱书自称“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差幸服习父兄之教,不逐时贤后尘”(该书1932年《跋》中语),而这里实际上仍然步了创、太二社诸“时贤”之后尘。他对新文学方面的情形显然比较隔膜。近贤在《鲁迅研究史》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提及钱《史》之鲁迅论这一公案,狠批了一通(详见该书第117-118页),其实似可不必。

盖钱先生的问题仅在于越位,跑出来谈论一些他并不大清楚的问题(参见拙作《钱基博越位论鲁迅》,《上海鲁迅研究》2006年秋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2月版);这一方面他还有些怪论,皆可存而不论。

当时曾有人在报纸上介绍“钱基博之鲁迅论”(上海《大晚报》1933年12月29日,署名“戚施”),鲁迅是看到的,在《准风月谈》一书的后记中剪存了一份,而未加任何评论,只说是:“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

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地保存起来,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云。钱先生虽然比鲁迅要小六岁,而他其实很像是时代比较靠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