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评价周恩来 余英时:重振独立自主的人格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生于天津。余先生原籍安徽潜山,系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先后师从钱穆、杨联陞二位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

曾任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和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等。2006年,余英时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2014年荣获唐奖首届汉学奖。

在这篇短文中,我只能集中地谈谈中国知识人(注意:不是“分子”)的问题,先回顾一下他们在20世纪的旅程,然后再略略展望他们在新世纪可能的前景。20世纪之初,中国虽然既弱又贫,好像随时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但中国知识人却正如日中天。

1900年前后,梁启超一枝“常带感情”的健笔不知风靡了多少中国人,给他们以无限的希望,接着则是从“文学革命”到“五四运动”,那更是知识人群体的黄金时代。民国四年(1915)9月,胡适在美国第一次写“文学革命”的长诗,其中便有“再拜迎入新世纪”之句,可见他对于20世纪抱着多大的期待。

自谭嗣同在《仁学》中首揭“个人自主之权”以来,“个人自主”成为中国知识人的中心价值之一。所以陈独秀在1916年正月号《青年杂志》上还特别提倡“尊重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

但“个人自主”的含义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获得比较深入而全面的展开的。这一中心价值的实践当时自然仍局限在知识人之间,但无论如何,这总不失为一个有希望的开端。正如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一样,最初始于中产阶级,然后才愈传愈广,终于普及到一切阶层与个人。

中国的文化、社会结构和西方不同,“士”一向居于“四民之首”,只有在“士”知识人的前身牢牢守住“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之后,这个价值才有可能向其他社会阶层传布。这是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大声疾呼“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的主要根据。他所说的“绅”,其实便是“士”,这是毫无可疑的。

但五四时期也成为中国知识人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五四前后约十年左右,中国知识人确曾发展了“独立自主的人格”;他们在思想和知识的领域内,通过个人“良知”或“理性”的判断,各自选择自己的方向分头发展,即使以政治活动为终身事业的知识人,也表现出多元蓬勃的生气。当时新兴的政治和文化团体很多,从极端保守的到极端激进的,应有尽有。它们之间的互相批评有时是很激烈的,但大体上仍不脱自由竞争的正常轨道。

今天看来,这些团体无论是“左”还是“右”,都必须看作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试想:如果新文化运动中没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的史学著作,没有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没有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那么五四时期中国的学术和思想将贫乏成什么样子?上述这些学人和团体在政治上都属于“保守”甚至“反动”的一边,其中清华的王国维、陈寅恪和《学衡》派的吴宓、梅光迪甚至终身拒绝接受“白话文”,然而他们都充分体现了“个人自主”的现代精神。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说他以生命来实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最中肯的论断。陈寅恪晚年也继王国维而起,以大无畏的气概,捍卫“不自由,毋宁死”的最高原则。以领导五四的几位主将而言,胡适、陈独秀、鲁迅也都能各持其信念,终身不向权势低头。

不幸在3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人便开始守不住“个人自主”的价值了。日本侵略愈逼愈紧,中国确实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国家、民族意识的高涨是必然的;知识人在国难时期应该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害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不容争辩的。但是这不能构成他们放弃“个人自主”的充足理由,更不能成为拥护“独裁”、“专制”的根据。

1934年,蒋廷黻和丁文江提出“新式专制”、“新式独裁”的概念便是一个信号。他们都是所谓“自由主义者”,对现代政治与社会也有深刻的认识。他们的动机不过是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可以有效地对内进行建设,对外抗拒侵略。

当时坚持民主的主要是胡适。所以这是一场中国自由主义者内部的争论。主张“独裁”的丁、蒋两人也只是把“独裁”或“专制”当作危急时期的过渡策略。胡适所忧虑的则是:“一党专政”的观念从此将更为牢不可破,中国民主的前途也将更为黯淡了。

我说这是一个“信号”,因为自此以后,愈来愈多的知识人在“国家”、“民族”、“人民”、“革命”等集体性的政治符号前面失去了批判的能力。他们甚至对“个人自主”的价值感到羞愧和罪恶。从抗日战争起,中国知识人虽有左右的政治分化,但“个人自主”的主体意识一天比一天萎缩,则殊途同归。5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人的处境和心态是大家都熟悉的,已不用再说了。

在世纪末的今天,中国知识人的主体意识显然已开始复苏。我们虽明知中国有不少知识人属于《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的一型,平常却很难听得到他们的声音。外面最有机会听到的则是粉饰“太平”、歌颂“盛世”的大言壮语,寄托于“三代工程”者有之,依附于“三后论说”者也有之,“主权”高于“人权”的呼声近来更是响彻云霄。

此外,以天朝的“弄臣”自喜,对边鄙“资产阶级腐朽文化”肆其轻薄者亦复时有所闻。任何一种文风和心习,一旦形成之后,便不可能在短期中自动消解。

所谓“新世纪”、“新千年”不过是一个纪年数字的简单变换,难道我们真能相信在1999这个数字转为2000的一刹那间,世界便真会“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了吗?

传统“士大夫”早已走进历史,一去不返,现代知识人也不过是千万种行业之一,决无特权可言,也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关系,在中国尚未变成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之前,我们总不免对中国知识人抱着一点特别的期待。他们似乎仍有责任重振五四以来久已消沉的“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在知识和价值两大领域中不断作开拓和耕耘的努力。因此我对于今天被迫沉默的中国知识人依然寄予最大的希望。

1964年,陈寅恪写道:

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寒柳堂集•赠蒋秉南序》)

这位有智慧、具通识的老史学家的话是值得我们三思的。我愿意借他的话表达我对于新世纪中国知识人的敬礼。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