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昌建妻子 蒋昌建 真人秀中看到人性
人物简介:蒋昌建,复旦大学副教授,1965年生于厦门,1993年在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中获"最佳辩论员",曾担任《杨澜访谈录》总策划,《最强大脑》主持人,现为《跟着贝尔去冒险》导师。
黑白参差的短碎发,长袖V领灰毛衫,浅色牛仔裤,登山鞋,脖子扎条银灰色围巾。《环球人物》记者眼前的蒋昌建,整个混搭潮人范儿。
2015年10月,蒋昌建接受环球人物专访。(卢楚函 摄)
采访地点约在复旦大学旁的一家游泳馆咖啡间。记者问他是不是常来这里健身,他故意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说是健身,其实来的机会也不太多。我在这里有个柜子,留了一套西装。开会前,噗,换上,人模人样的。开完会,噗,又换下,变成现在这样——平时生活还是喜欢随性松弛些。"
看着这神气十足的调皮劲儿,谁能想到当年代表复旦大学征战新加坡的"蒋四辩",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现在,他左手执教鞭,右手握话筒。而后者,让他再次回归大众视野,变身"智慧男神"。
从"老头子"到"激动帝"
在蒋昌建参与的节目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最强大脑》和近期正在播出的《跟着贝尔去冒险》,它们一者挑战脑力极限,一者挑战体能极限。
《跟着贝尔去冒险》海报。
《跟着贝尔去冒险》中,"野外生存狂人"贝尔和蒋昌建二人作为导师,带领一众明星,在荒野环境中艰难求生。蒋昌建告诉记者,与贝尔传授专业的野外生存经验不同,他的自我定位其实是助教——在微博中他更具体的描述为"白天做翻译和传令兵,夜晚做政委和指导员"。
话虽如此,但蒋昌建很多时间要冲在最前面,攀岩爬瀑,穿梭丛林,吃昆虫,在蛇窝里做俯卧撑,等等。说到这儿,他伸出手给记者看,"这一看就是瘦弱书生的手吧",所以学生们知道他参加这个节目都很惊讶。
"其实我自己也有怀疑,不知道会不会拖团队后腿。但另一方面又很坚定,因为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与文明社会隔离、自我挑战的机会。而说服自己的最重要因素,则是想给从小生活舒适安逸的11岁孩子,树立一个独立生活的表率。"
"真实,是我做《最强大脑》和《跟着贝尔去冒险》不约而同的地方。"蒋昌建略显严肃地说,"像《最强大脑》的挑战项目,不是说挑战没成功,咱们为了电视表现,再来一次?然后我就剪你成功的那一次?我们挑战的目的就是看真实的脑力极限在哪儿,不可能给你有任何余地。《跟着贝尔去冒险》也是如此,里面队员的反应更是真实的发生。"
他觉得这些情境下更能看到人性。"那种非常强大的压力之下,你调动起来的心力,情绪的巨大波动,都是挑战。失败后悲壮的怒吼,队员之间相互的寄托,等待回音的焦灼,展现了人性的多面性。"
曾经在辩论队中,蒋昌建的绰号是"老头子",沉稳笃定、慢条斯理。但在节目中看到人性的迸发,受到选手情绪的感染,他却变成观众眼中的"激动帝":为了和挑战成功的选手熊抱,激动得把手稿给扔了;不顾镜头形象,看到可爱的小选手忍不住上去拥抱索吻;把和自己差不多重的选手抱起来360度转圈,结果把腰闪了。"可能我当老师当惯了,看到选手完成那些不可思议项目就很激动。"蒋昌建说。
"不喜欢挑战,也不畏挑战"
蒋昌建的人生,其实在一次次挑战自己的定位和角色,他却告诉记者,生活中自己很不喜欢挑战,"有些人遇到难题,会肾上腺飙升,以很积极的状态去迎接它。我平时不会因为挑战大就去试试,但假如有领导或朋友说‘昌建这事儿你得做’,那我就做呗。既然做了,我就会尽全力做好。"
参加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赛,就是被辅导员拽出来的。当时,只求"读好书、以后教好书"的研究生蒋昌建,被选进征战狮城的六人参赛名单。集训期间,学校请来朱维铮、陆士清、葛剑雄等30多位教授给他们讲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音乐等——蒋昌建戏称为"举校体制"。
8月20日,复旦代表队赴新加坡参赛,决赛场上一番唇枪舌剑后,总结陈词阶段,作为四辩的蒋昌建以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用它来寻找光明"结尾,气势如虹。时任复旦大学国政系主任兼辩论赛顾问的王沪宁回忆说,他和队员第一次到新加坡广播局试音,"蒋昌建一开口,那特有的男中音就吸引了大家。新加坡广播局的郭奕好小姐就向我这里看,并伸出大拇指,意思是你们的队员不错。"
辩论赛后,蒋昌建按部就班地读博,留校任教。但"蒋四辩"这个名号的影响力却在他的生活中如影随形。"我正焦急地在马路边等车,突然有个车停在面前,‘我本来是不停的,但看到你,就停下来了’。
"当然,也有负面影响,"和人交流时,我不大会反驳对方的观点。因为我一旦反驳,别人就觉得你是搞辩论的,你这是要跟我辩论啊。辩论选手还会落下一个毛病,就是求异的思维比较活跃。比如你讲什么东西,我一定要找出有哪些漏洞。但我现在很少这样了,毕竟,生活不是辩论场。"
2013年,《最强大脑》招主持人,蒋昌建在江苏卫视录节目时被台领导看中了,但执行团队没看上他,觉得他没有经验。最终在台领导的坚持下,栏目组找到蒋昌建,说服他的一个理由是:"你只要能上好课,就绝对行。""上课我可以啊。"说完蒋昌建爽朗地笑起来。舞台毕竟不同于课堂,一开始接手他非常痛苦。"嘉宾们争论,我也有很强的表达欲,但作为主持人,我要力争中立客观。"
2015年1月,蒋昌建在《最强大脑》节目录制现场安慰小选手张恩铭。
相比主持人,他更喜欢教师的身份。"不但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还享有思想自由、观点分享自由的空间。面对充满朝气的学生,心态也自然年轻和简单。"30多岁时,蒋昌建曾因工作强度大,短短几天就白了头发。之后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染回黑色。直到有一次,在电梯里,一名学生问他:"蒋老师你头发是染的吧。"他回:"你什么意思啊?"学生说:"你这个白染得真好,挑染的,很均匀。"走出电梯,蒋昌建有释然之感,再不染发。
"这不是生活的本意"
蒋昌建曾得过严重的焦虑症,"有天晚上我在备课,突然觉得没办法进行思维,没办法控制身体,心脏要跳出胸腔,我甚至觉得下一秒就有可能死亡。后来医生给我的诊断,认为我有严重的焦虑症。"
那段时间,他不跟家人一起吃饭,自己躲在电视柜旁边的小角落吃,甚至不出家门一步。后来通过药物的调节,他逐渐有所恢复。心理医生告诉他,"昌建,你别这么爱惜自己的羽毛好不好,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在乎你吗?真的不是。所以小伙子,伸展一点。不要纠结于自己的一些小瑕疵,用各种各样的努力企图去掩盖它,太累——这不是生活的本意。"
如今的蒋昌建,显然随性放松很多。采访中,冷不丁还会蹦出句粗话,意识到后他会连忙捂嘴,并笑着致歉。
回忆起曾经的焦虑症,蒋昌建说这跟童年的经历有关。蒋昌建出生在安徽一个县城,父亲是转业军人,母亲是普通工人,从小他就对自己要求很严。高一时,父亲去世,他把接替父亲公职的机会让给了姐姐,自己选择了考大学。最终通过复读,蒋昌建考上安徽师范大学。
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黄金时代。"当时,中文系是热门,我分数不够,被调剂到政教系。"但对文学的热爱,他一直都没放弃,读诗写诗充斥着他的大学生活。他说当时写的很多诗已忘记,唯一记得的是那句"当你一打开门,我的心便溜了出去"。
作为大学老师,蒋昌建觉得,现在的大学生跟那个年代很不同。"那时的理想是宏大叙事,想用青春去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高亢,对人类命运、民族发展的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情怀。现在的年轻人理想是多元的,比较有现实针对性,比如好工作、好生活。
"但对现在被到处贩卖的励志故事,蒋昌建颇不以为然。"很多人讲自己之前是个穷小子,然后创业、上市、投资,之后醒悟要享受生活,开始环游世界。人们在以成功和财富来评价生活的好坏,而缺少把平凡日子从容过长久的心态。"
蒋昌建谈到自己的一段经历,"我在国外经常看到很多人,他们一辈子就是做很平凡的工作,服务生、卖报纸。直到某天法国咖啡馆里的一个场景,让我想明白了原因。一个衣衫褴褛、抖抖擞擞拿着报纸的老头走到门口,一位很漂亮的服务生把他迎进来,在他的脸颊亲两下——标准的法式见面礼。我突然发现,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你把别人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那么你们双方就都得到了尊重。"
当听到《环球人物》记者对如今综艺节目过度娱乐化的担忧时,蒋昌建表示大可不必。"媒介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创造出自己的一些意识形态。电视在这个时代,意识形态就是娱乐。"可他也有着更深入的思考,"工业化已经带来了很多噪音,汽车、机器的轰鸣……而思想是需要安静的。
你在房间里面,可能隔开了工业化噪音,但躲不过电视里声光电对你的冲击。其实,电视也是构成社会的各种因素之一,即便出现了某种失衡,我觉得它也会自然平衡,因为社会会做出选择。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户外去运动,参加诗歌朗诵、插画等社交活动,这也是一种对电视文化的反叛。我不拒绝综艺,也不拒绝娱乐,只是说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电视人可以努力多提供一些文化产品。"
说完他笑着告诉记者,"这也是我选择参加节目的方向,读书、科普、探索类的节目,你随时叫我,我随时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