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昌建出场费 蒋昌建 这20年

2019-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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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这位曾经的最佳辩手,因为跨界当主持人,又重新走红了.已近知天命的年纪,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做让自己比较舒心的事情"蒋昌建,1965年生于厦门,1993年带领复旦大学队在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折桂,获"最佳辩手".2001-2005 担任<杨澜访谈录>总策划.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江苏卫视科学真人秀<最强大脑>节目主持人.蒋昌建出场费 蒋昌建 这20年复旦大学代表队在新加坡比赛现场的合影,左一为赢得"最佳辩手&quo

这位曾经的最佳辩手,因为跨界当主持人,又重新走红了。已近知天命的年纪,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做让自己比较舒心的事情”

蒋昌建,1965年生于厦门,1993年带领复旦大学队在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折桂,获“最佳辩手”。2001-2005 担任《杨澜访谈录》总策划。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江苏卫视科学真人秀《最强大脑》节目主持人。

蒋昌建出场费 蒋昌建 这20年

复旦大学代表队在新加坡比赛现场的合影,左一为赢得“最佳辩手”称号的蒋昌建

“有请主持人蒋昌建!”

灯光、音乐、欢呼声,演播室里一片欢腾。节目彩排进入到中意对手对决的项目流程。

站在舞台中心,蒋昌建操着流利的英文和来自意大利的“神眼”进行互动,逗得老外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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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播室的上空忽然响起一阵惊雷般的呵斥声:“蒋老师,让翻译来交流!你要装作你听不懂英文,行不行?”

多个机位同时CUT。这一环节反复排练,总导演的脾气也越发火爆。舞台一旁,两位年轻的现场导演扮着白脸,不时给予肯定:“漂亮”、“好棒”,譬如,在他对镜头一口气说完一串长长的节目广告合作赞助商名单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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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是要show自己什么特殊才能。站在舞台上,我有很多本能的反应。”赶着去吃盒饭的空档,蒋昌建坐在化妆间里,总结着自己的种种不适应:“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一旦跨越了专业领域,你就是一只菜鸟。所以,任何对我的挑战,我都准备接受。”

磨合中的磕磕碰碰和自我怀疑,都阻挡不了这位20年前红遍中国的“最佳辩手”的人气急剧攀升。自今年元月3日播出以来,蒋昌建担当主持的科学类真人秀节目《最强大脑》一直牢牢占据夜晚10点档的全国收视排名首位。

“智慧男神”、“性感大叔”……在网上,粉丝们用各种流着口水的花痴名号称呼他们心中的偶像。一名女粉丝写道:“真正的男神就算头发斑白,双眼也依然闪烁智慧光芒的。”

深夜11点半,长达10个小时的彩排终于结束。回到下榻的酒店,已换下工作服的“男神”蜷缩在厚厚的毛衣和羽绒服里,原本瘦削的身型越发显得窄了一圈。他轻轻咳嗽着,抵制袭来的阵阵倦意,继续着中断的采访,敬业守时,又讲究效率。

明天,又是漫长的一天。

“我就是一只菜鸟”

“智慧、中年、男性、有气场、有幽默感、有谈话功底。”

制片人桑洁一口气抛出6个关键词,来描述导演组对《最强大脑》主持人的最初定位。对这档投入巨大的重磅真人秀节目,江苏卫视上上下下都捏着一把汗。

2013年10月,蒋昌建收到邀请,请他担任“理性、冷静、善于提出质疑”的节目嘉宾。

听完对节目形态和内容的描述,他觉得很不可思议,“我想我平时报刊杂志看得这么多,哪有这么多奇人?如果在舞台上能看这么多,任务又轻松,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到12月节目录制前一周,负责和蒋昌建沟通的节目导演忽然对他说:蒋老师,你的位置要改变了,你来做主持人吧。“他们拼命想说服我,说你能上课么,如果你能上好一门课,那你就能控制好舞台,你就把舞台当课堂。”

待站到舞台中央,蒋昌建才发觉自己“被忽悠了”——“舞台和课堂完全是不一样的。“灯光、机位、站位,和嘉宾、选手互动到什么程度,我对主持人基本的ABC法则都不知道。现场的观众,我可以视作是放大了的课堂,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是什么,对主持人的期许是什么,我完全没概念。”

第一次彩排整整花了12个小时,从中午到深夜。“最大的问题不是语言,而是走位、流程的记忆以及找机位。”制片人桑洁回忆,“到现在,蒋老师还是不知道该看哪台机器。”

这位48岁的复旦大学副教授以一个新手的惶恐和努力,接受着节目组的现场“培训”。

首回节目录制,节目组给他的台本提示上写着“简访嘉宾”,蒋昌建会和对方聊上足足半上个小时。待到剪辑时,这些谈话被大段大段地删掉。“他不知道哪些话题有效,哪些话题无用,所以宁可求全也不敢错过。”

“就像一个新手开车上路,又操心手上又担心脚下又要看路况,难免手忙脚乱。”一位编导说,“经过三四期录像,蒋老师越来越驾轻就熟了。现在,他逐渐知道节目组要什么、观众的点在哪里了。”

回到当初定位主持人的6个关键词,桑洁说:“我们两相权衡,依然认为蒋昌建是符合《最强大脑》气质的主持人。”

“其实,找任何人做主持都是一场赌注。我们既不想用熟面孔,又要气质身份相称,这本身就是难以两全的事情。”她说,“蒋老师起码做到了看成片的时候你会认为这个主持人很恰如其分,再也想不出第二个合适的人选。”

节目正式开播后,观众对主持人肯定的声音占据了压倒性地位。江苏卫视另一档黄金节目《非诚勿扰》的主持人孟非称赞蒋昌建——“非常儒雅”。

让蒋昌建在意的是批评声:譬如,他的普通话不标准,“这个很难改”;譬如肢体语言过于夸张,“但是,我在日常生活就是这样的。”他说自己纠结于两个问题:“第一,那些是不是我应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第二,是不是我能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

“有另外一种声音说,这就是你啊,你的本性流露,不是在舞台上装出观众想要看到的样子。所以,我很纠结。”

谈话间,他会习惯性地罗列“一二三四”的分析、层层递进的方式论证,然后反问式地得出他要抛出来的结论——“那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主持这份工作,对我意味着什么?这是我的兼职,它不是我的职业。那我需要为这份兼职去制定一个走向专业的长期计划么?我没有答案。”

“生活就是这样,汤汤水水加眼泪。”在节目中,蒋昌建的一句精彩点评戳中了屏幕前无数人的泪点,也让人领教到当年辩手的口才。但他说自己的空间,其实很有限。

“这档节目的核心内容是选手们的挑战。我的角色是组织和控制节奏,当然中间也会做一些戏剧化的结构安排。所以,能把这个做好,我就算对得起工作了。”

和他一同在舞台上的,还有两位职业“名嘴”:前凤凰卫视主持人梁冬,台湾综艺节目主持天后陶子。再加上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科学评审魏坤琳,“他们4个在场上对挑战项目的理解、质疑、判断和感受,彼此互动的语言总量足以支撑这个栏目。”

他对陶子的机敏尤为赞不绝口。“太聪明了。每当我有个暗示给她,让她有所表达以烘托气氛或者推动节目的情绪递进,她马上能领会,接得很快,知道这个节奏。”

“不是事先串通的,都是她临时发挥的。陶子在现场提出的质疑,比你们看到的还多。她对挑战项目的细节非常关注,很多项目,选手在上面做,她自己在下面做,譬如速读、添字。”

急剧攀升的人气,没有让蒋昌健滋生到电视主持界发展的“抱负”。

“我只是偶然选择或者被选择到这样一个节目当中去而已。有我和没有我,都不重要。我不会把它当作我的主业。”

做合适自己的事

晋升为“智慧男神”后,蒋昌建照常上课,照常到学校食堂吃饭。走在校园里,偶尔也会有学生跑过来“想和蒋老师合个影”。

他态度友好,礼貌配合,见怪不怪。这种淡定,来自20年前那次“一夜成名”后的修炼。声名鼎盛之时,南昌一个仅能容纳2000人的新华书店拥进了6000人,挤碎了8块玻璃,只为目睹他和姜丰的风采。最后,当地不得不出动一个排的武警维持秩序。

1993年,新加坡电视广播局联合中央电视台举办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借助电视传播的威力,一个原本只是大学社团活动性质的小众项目,变成了吸引无数电视观众的“国际大赛”。

在央视当年10月1日的黄金时段播出的最后决赛,复旦大学队和台湾大学队以“人性本善”的议题对决。蒋昌建以“四辩”身份做总结陈词,以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去寻找光明”收尾。最终,复旦队取得最后胜利,蒋昌建也成为“最佳辩手”。新加坡《联合早报》以“词锋锐利,反应敏捷”来评价他的表现。

担任辩论赛顾问的王沪宁后来回忆:“第一次到新加坡广播局试音的时候,蒋昌建一开口,他那特有的男中音和有魅力的嗓音,就吸引了大家。新加坡广播局的郭奕好小姐,就向我这里看,并伸出大拇指。”

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的策划下,一本记录辩论赛参赛全过程和辩论词分析的书——《狮城舌战》迅速整理出版。首印1万册很快被抢光,出版社不得不一个月之内加印3次,后来又多次加印。

随后,蒋昌建和他的3位队友在全国各个城市签售、做报告。场面的火爆,只有20年后的于丹、易中天和“超级女声”能与之媲美。有一次,蒋昌建和严嘉在武汉工业大学做报告,2000个座位的礼堂里涌入来自5所高校的近四千名听众。期间遭遇意外停电,30分钟里会场漆黑一片,竟无一人离去。最后,两位辩手完成了一场烛光里的报告会。

一位复旦毕业生回忆,那时蒋昌建在学校食堂吃饭,四周会有不少女生窃窃私语、指指点点,甚至“目送秋波”。至今他的办公室里,还堆着几大箱不知该如何处理的观众来信。

命运也给予他们之前“没有期待过的机会”。其中有一位“有点胖,没有现在这么漂亮,在台下特别文静”、但一心想当节目主持人的姑娘,最终如愿以偿,毕业后进入央视,主持过几档不温不火的文化类节目,做过制片人,之后赴英读书,嫁人生子。再后来,和大连实德合作开了一家留学公司。

记者一提到近来卷入高层政治风波的前队友姜丰,蒋昌建立刻纠正说:“只是要求配合笔录。”

“当时是有很多选择,其中一些超出自己的预期。”但是,他还是很坚定地按既定道路走——继续读博,留美做博士后,回国留校任教。在复旦园里,他教书写书,过了20年 “平淡得如同白开水”的生活。

1988年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后,蒋昌建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投入“南下”的风潮。一番折腾后,发现那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回到安徽一所中学教书,两年后考上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硕士。

在复旦读研期间,他也试过很多实习机会,包括上海几家很好的企业。然而,他再次问自己那个老问题:“那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在校园里,蒋昌建觉得很踏实: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在课堂上进行学术讨论时,可以自由地表达,没有禁区。“面对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 ,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你不要这么快变老。”

至于别人为他设想的可能性——做外交官、走仕途、经商下海,“我对自己比较了解,喜欢自由自在的,如果你个性上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要给人添麻烦,也不要为难自己。”

在学生中,蒋昌建的课颇受欢迎。选他的课,也有一些是慕“名”而来。

在每年新学期的第一堂课,这位上课时喜欢走来走去的老师会特别声明一件事:“如果你们是因为我过去做了什么而来,就不要指望我在课堂上有同样的展现。”

对于“蒋四辩”的标签,他小心翼翼。参加学术讨论时,他会刻意调整自己的讨论方式,“避免用我最想用的那种,譬如尽可能显得平和一点,避免多侧面地去进攻。”

2001年,在央视前副台长陈汉元的牵线下,蒋昌建出任阳光卫视《杨澜访谈录》的总策划。作为幕后外脑,他参与选题、问题设定、提问策略,提供国际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支持,审片和把控尺度。遇到重大采访,他就会和节目组一同前往。

“9·11”恐怖袭击爆发,蒋昌建和杨澜团队火速飞往纽约。随后,在美国东海岸几个城市来回穿梭,拜访了霍普金斯等对两国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多位政要,“很辛苦很奔波,有趣是说不上的,但觉得很值得。”

“在该浪漫的时候太理性,该理性的时候又太浪漫”,收到秋波不断的蒋昌建还是晚婚晚育。妻子是他在一次聚会上的“一见钟情”。在“蒋大哥”的微博账号上,他一边为节目做宣传,一边关心上海中小学是不是应该在雾霾天里放假的问题。

已近知天命的年纪,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做让自己比较舒心的事情”。“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和自身气质、性格和才能契合的环境,你还要有和环境进行沟通的能力。”

回到彩排现场,总导演用了一个带有性暗示的笑话,批评第二演播室的年轻主持人气势弱,“连蒋老师都不如。 ”

拿着台本在走台步的蒋昌建一抬头,一语双关地予以快速反击:“我还是能做一些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