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新青年 鲁迅与《新青年》三号人物钱玄同的“世纪大和解”

2017年2月23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与武汉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新文化运动急先锋——钱玄同文物展》在武汉开展。本次展览展出钱玄同日记、照片、文稿、信札、书法、印章等85件(套)文物,以及钱玄同与章太炎、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人往来书法和信札。

《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钱玄同是《新青年》中仅次于陈独秀、胡适的第三号人物。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急先锋,他言辞犀利,语多过激,一度建议废汉字、倡导世界语。但同时,他也是实干的新文化运动干将。

展出文物中,观众会发现很多民国文人轶事。比如,钱玄同明明活了52岁,为何他的朋友刘半农、胡适却在他41岁生日时给他写祭文?看了展出,很多好奇的观众解惑了——原来,钱玄同为表达对固执守旧专制之人的气愤,曾偏激地说过“人到四十都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于是在他41岁生日时,他的朋友纷纷为他“死去”一周年写祭文,赞颂他为新文化运动做的努力。

钱玄同曾编纂《国音常用字汇》,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新华字典》的主编魏建功,是他的得意门生。由于钱玄同等人的努力,大众读写能力得到极大普及和提高,今天所使用的文字都直接或间接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此外,钱玄同还率先主张公元纪年,在化学元素传入中国后,钱玄同等人为其定音、定字,大部分沿用至今。

钱玄同所研究的文字音韵之学虽然冷僻,但他其实是个活泼、健谈的人,与郁达夫、周作人、马裕藻等文坛学界大佬好友们聚餐,是他在日常交往的重要内容。翻看钱玄同日记,几乎天天都有“赏饭”、“骗吃”的记载,“吃迹”遍布鸿运楼、稻香村、太和春、德国饭店等各大饭馆。其中最为人乐道的,是他与鲁迅的交游片段。

钱玄同回忆,1918年自己当时在为《新青年》摇旗呐喊,觉得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就竭力怂勇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弟弟周作人很快交了作业,哥哥周树人却一直不动笔。他就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才有了《狂人日记》。

从这角度说,钱玄同是发现鲁迅的“伯乐”。钱玄同与鲁迅曾经一起师从章太炎,又一起在《新青年》上共同战斗,两人的友谊是很深的。在日本做同学时,因为钱话多好动,鲁迅给他起了个绰号“爬来爬去”,在给周作人的信中,鲁迅戏称钱玄同为“爬翁”,足见其亲近。

钱玄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日记里,也经常有拜访周氏兄弟的记录,有时还谈到半夜,可见有较多共同语言。北京匡时2015年春拍一组1963年周作人 《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手稿,系周作人回忆记述其故友钱玄同先生一生的学术思想转变过程。

写此文章的目的,周作人在开篇记述到,钱玄同已去世二十多年,很想写一篇文章纪念他,却因为一起相处,经历事情太多,想要挑出一点来讲实在困难,想想只好分几个段落,用他的言行来佐证他思想的轨迹。

但好了没几年,鲁迅与钱玄同二人却渐行渐远,因为一点小事产生了间隙。

1929年5月鲁迅回北平省亲偶遇钱玄同。看着鲁迅名片上所印“周树人”三字,钱玄同笑着问:“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字的名片?”

鲁迅不高兴了,正色而严肃地说:“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

这里说的四个字,钱玄同以为是在讥讽自己的笔名“疑古玄同”(当时钱因信奉疑古学派而常署此名),顿时脸上也布满了阴云。而在这时,顾颉刚走了进来,两人都愣了。鲁迅抨击过顾颉刚的观点,而钱玄同则是顾颉刚的最要好的朋友,鲁迅很快便起身离开,自此,两人再也没有坐在一起。

自此,鲁迅对钱玄同“酷评”不断。1929年的一封信里,他用“胖滑有加,唠叨如故”八个字形容钱玄同。1932年所作《教授杂咏四首》中的一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针对的就是钱玄同当年所谓“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的“高论”。1935年的《死所》一文又辛辣地讽刺了因听说有教授在教室中风死去,而不再上课的钱玄同。

钱玄同对鲁迅也是“毒舌”频吐。看过鲁迅的《三闲集》《二心集》后,他在日记中记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他对《准风月谈》的评价也很低:“总是那一套,冷酸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读了孔另境编的《中国小说史料》后,又在日记中说,“据说(孔另境)为鲁迅大弟子之一,郑振铎序此书大恭维一番。”“殊可笑”,“孔氏此书极为简陋也”。其时,鲁迅已经去世,足见钱氏恨乌及屋之心。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钱玄同和鲁迅互相拉黑呢,大抵不只是因为一张名片上的姓名问题吧?

鲁迅去世后没多久,钱玄同写了一篇追念文章。彼时,两人已交恶,钱写这篇文章的缘由,在他的日记中可找到一点线索。钱玄同说,“我因为青年们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救主,又因有《世界日报》访员宋某电询吾家,未见我,而杜撰我的谈话,我极不愿,因作《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及略评》。”在文章中,钱玄同将鲁迅的缺点归为三点,一是多疑,二是轻信,三是迁怒,这三点,好像全属性格因素。但两人交恶又似乎不能全部归咎于性格。

鲁迅写于1933年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给我们新的启发。文中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督促鲁迅写小说,陈独秀确实颇为上心,但鲁迅走上新文学道路的第一推动力,还是来自钱玄同。

1933年,被共产党除名的陈独秀正因所谓“叛国”而坐国民党的牢。而鲁迅此时不提钱玄同而举陈独秀,他曾对比过陈独秀和胡适:“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

’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鲁迅还曾不无伤感地说过,《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只有他自己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或许,直到离世,鲁迅的心依然停留在那个早已解散的新文化运动朋友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因独立思考而既不容于共产国际,又不容于国民党的“终身反对派”陈独秀,显然比退隐于书斋的钱玄同,离鲁迅的心要更近一些。私以为,或许这才是真正把钱玄同和鲁迅隔开的那堵墙。

2015年始,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与各地博物馆、纪念馆联合举办的“新文化运动急先锋——钱玄同文物展”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各地举办,也算在半个多世纪后,为两位旧友举办的世纪大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