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耀辉男友 专访著名词作者周耀辉 最懂“达明一派”的男人
B:和黄耀明合作的这20 年里,你总是特别关注社会、政治、性别等一些敏感的话题,为什么把对社会的认知放在歌词里?
Z:可能跟我的成长有关吧。我小时候,家里比较穷。我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因为我非常胖,长得很不好看。另外,不单是穷,我的爸爸也不在我们身边。人家常常笑我,说我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这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阶级是很霸道的,主导了很多人的想法,对于其他一些阶级是很大的压迫。所以慢慢地我就想做一些歌词,或者是我开始有这样一种性格,希望可以问一些问题。
B:你想向那些阶级、向社会问什么?
Z:我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可以不一样?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它问的就是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可能。每个人都应该有寻找自己乐趣的可能。当时我看见很多香港的流行歌词,好像有很多很多的情歌,都是说着很多差不多的关于爱情的观念。
这些观念可能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太主导了,变得好像只有一种关于爱情的真理,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因此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去接受一些挑战吧。我就去找黄耀明,问他可不可以让我写一些歌词。
B:你和黄耀明在商台认识的?为什么主动想写歌给黄耀明?
Z:对,因为我们本来就认识,我的勇气只限于主动打电话给一个认识的人。他们当时已经开始了“达明一派”,因此我知道“达明一派”在音乐、在歌词上面都是很开放的,他们不会看你有没有名气,他们会愿意让你试,可以让你写的空间也很大。我觉得他可能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去找他。
B:对你来说,和“达明”合作的过程,是不是把你变成了一个自信的人?
Z:这个自信是逐渐恢复的过程,在和黄耀明的合作中,我先写了一些歌词给他,自己还没有什么底气,但他觉得我可以写歌词。凭着他对我的信任,我开始信任自己了。他有时候还是像一个有很多疑惑的小孩,仿佛生命的过程不是从小孩到大人,而是在变成了大人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自己像是小孩。我觉得这是挺好的,这也可能是保持青春的一个方法吧。
流行乐在说生活的辛苦
B:你当时已经是非常有名的词人,为什么突然离开香港跑到荷兰定居?很多人不理解。
Z:1992 年,我离开了香港。简单地说,原因是一段浪漫的故事。我从小就希望可以到外地去生活,可是从来没有这个机会。当时正是香港回归之前,很多香港人都在想是不是应该离开,我也是其中一个。更重要的是我当时的生活很忙,已经开始写歌词,又在做一个编辑的工作,同时还在电台做两个节目。所以我觉得很辛苦,我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子,希望借这个机会可以离开一下。没想到后来却留在了荷兰,一去到现在。
B:这20 年来,你几进几出香港,对于香港流行文化的变化怎么看?
Z:大部分时候我都住在阿姆斯特丹,对香港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我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我们好像一定要去问很多的问题,因此我们,起码我跟“达明”,都会有很多很多思考,很多不一样的关于社会、关于生活、关于理想的问题。
后来,香港慢慢好像安定下来,这个安定并没有为当时的香港带来繁荣,因为很快我们就遇到了金融危机。接下来的一代香港人,他们所感觉的,也可能是动荡,很多人都不再问一些问题了,因为生活本身已经很困难。
B:现在的流行音乐和20 年前,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你刚刚说到的流行文化对流行歌曲的影响,是怎么发生的?
Z:我现在接触的香港的年轻人,为了生活都很辛苦,不敢去做太多的梦。所以现在譬如说流行歌里头,情歌真的越来越多,然后这些情歌里,又有特别多很悲情的歌曲,像失恋啊、单恋啊,很惨的。我想大家可能就是想把生活的辛苦在这些歌曲里抒发一下。
但最近几年我又看见有一点不同的情况。譬如说很多新的乐队、新的歌手出现了,他们后面没有唱片公司,只是自己在一些很小的演出场地唱歌。其中有的也出了专辑,比如My Little Airport、 At17、人山人海等,他们有空间,不太大,但又可以做他们自己的音乐。
B:以前,你帮黄耀明、王菲、陈奕迅等人写歌,而这几年来,你为方大同、薛凯琪等人创作了不少作品,为什么选择与新人合作?是因为有更多的空间吗?
Z:我从来没有选择,如果说有人找我写歌词,我觉得他是应该知道我是写怎么样的文字的人,因此我觉得他对我应该有一定的信任。所以如果是他找我,我就可以写啦。我觉得我的幸运就是我从一开始写歌词的时候,就已经给了别人一种感觉,我写的是某一样的、某一类的歌词。所以到现在,他们找我写的时候,我都可以有比较大的空间去写我觉得应该写的字。
B:你不需要对找你写歌的歌手有什么判断吗?
Z:不会,我觉得他找我,其实就是他对我的一种信任。我就会用他对我的这种信任去写我的歌词。我不会考虑这个歌手本人,比如他的形象啊,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经历??没有,从来都没有。我就写我的歌词。我到现在已经写了20 年,但还是希望自己可以透过歌词,跟很多人,特别是跟年轻人可以有一种沟通。而这些新的歌手,他们的观众层是比较年轻的,所以他们可以给我的平台又不一样,所以我就更加会去写。
B: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念书,两年半前,你开始了博士课程,方向是什么?
Z:是研究在荷兰的华裔年轻人跟流行文化的关系。流行文化最具体的方面是关于武打片、选美还有流行音乐。我是念媒体研究的,起码从我的理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受众永远不是受众,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意思去利用流行文化,或者进行一些再创作,并不是一些做流行文化的人在影响一些接受流行文化的人。
B:你现在都是在什么时候创作,现在的生活状态对你有没有影响?
Z:我现在大多数时间都在阿姆斯特丹,一天的生活非常规律,就是早睡早起。我觉得我创作的最好时间是在早上,所以一般8 点半到9 点起床,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吃早餐。一定要做的事情是喝咖啡,只有喝3 杯黑咖啡我才可以醒过来。
10 点钟左右,我就开始做运动,我从17 岁开始每天早上就有做运动的习惯,因为那时我开始减肥。我曾经节食非常厉害,现在已经放松了很多。之后我就开始写歌词,到下午一两点的时候,我又变成了一个学者,做我的学术研究。晚饭时,这些都停了下来,我晚上基本上不工作的,就去玩,夜生活是生活中最很重要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