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郑成功长江会师 李定国与郑成功相约围攻新会 郑成功却延误
李定国与郑成功是抗清运动的两大力量,然而这两股力量并没有拧成一块,李定国在广西,郑成功在福建,中间隔了广东。为了实现与郑成功联手抗清的战略企图,李定国在顺治十年(1653年)入粤作战,然而在肇庆会战中失利。次年(1654年),李定国率军第二次入广东作战,先后击破高州、廉州、雷州等地清军。
当时李定国给郑成功写一封信,但石沉大海,没有收到回音。后来郑成功作出的解释是:“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故再发舟师,令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等复出长江,水陆并进,规取金陵,使彼胸腹受创,则手足自乱。”当时张名振从长江返回厦门岛,提出增兵北上的要求,郑成功在权衡之后,决定北上长江,而非南下广东。
该年六月,李定国兵临新会,新会战役打响。
八月,李定国又写一封信给郑成功,再次重申会师的请求。在这封信中,李定国对郑成功一再拖延时间非常不满,他迫切希望得到郑成功海军的援助,认为只要郑军发兵,合力攻下新会,“省城可不劳而下”,同时也批评郑成功“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
李定国
李定国判断,清军自从在湖南战场尼堪亲王被击毙后,难以组织起一支那么强大的援军(当时尼堪亲王统率十五万大军),他再次强调广东战场在全国战场中的重要作用,“大略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认为郑成功派遣张名振入长江,在轻重缓急上,远远不如广东战场的重要性。显然,李定国未必知晓孙可望有与郑成功的舟师会师长江的计划。
此外,李定国又附上一短信,写道:“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倘确不能来,即示以的。不谷便另议舟师,以图进取。甚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要郑成功明确表态,如果郑成功拒绝发兵,他将另想方法组织水师,并且强调,如果郑成功发兵,那么不能迟于十月望后。
郑成功
郑成功在九月份收到了李定国的这封回信,直到十月十九日,才任命林察为水陆总督,率官兵数万人,战船一百艘,启航开赴广东前线。同时,郑成功给李定国写了一封信:“弟十年经营,十年攻战,正欲得一同袍同气者,共灭丑类而朝夕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
故再发舟师,令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等复出长江,水陆并进,规取金陵,使彼胸腹受创,则手足自乱。即欲遣师南下,与贵部共取五羊,缘风信非时,未便发师。……兹届孟冬,北风飙起,即令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师攻其三面,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
这支南援部队出发的时间还是稍迟,到十二月十五日,林察率船队抵达距离虎门二百里处的佛门堂外。此时李定国在进攻新会六个月后,最终以失利而告终,被迫撤退,无法实现与郑成功军队会师新会的计划。
事后,郑成功写了一封信给李定国,其中写道:“不佞恨不能征帆倏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先已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使丑虏长驱,实有与罪焉。”
郑成功在检讨错误的同时,也指出李定国“骄兵致挫”,当时李定国的军队号称二十万,虽然这个数目有些夸大,但相比清军的力量,要强大许多,新会之役的结局,竟然是遭到惨败,确实有出乎意料之处。
考察史料,可以发现,当时大西军领袖孙可望拥兵三十万,远远超过李定国,打算沿长江而下,与郑成功会师。长江一线的战略地位,远非广东所能相比,只要克复南京,便有可能光复江南半壁河山,这意义之大,远超过广东战役。因此,郑成功在北上或是南下一事上,以北上优先,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变故,终究无法与孙可望会师长江。
另外,考虑到当时孙可望与李定国两人已经决裂,郑成功在对待两人的态度上比较谨慎,他并不想过早地与其中一方过度密切,以削弱同另一方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