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先生捐赠的书画 张伯驹的收藏与捐赠
北京后海南沿26号院,张伯驹与潘素的故居,朱门灰墙,静谧怡人。在院子里一棵已有百年的丁香树下,张伯驹潘素的独女、年近八旬的画家张传綵老人,接受了《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的专访。
张传綵老人展示了一张1956年的“褒奖状”,上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褒奖状”的书写及签发者为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
“对于流失的东西,父亲想办法借钱也要把珍贵的收藏品文物买回。”张传綵说,父亲以高价买回的《游春图》,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现在已成为镇院之宝。
作为一代收藏大家,张伯驹一生醉心收藏,最后还珠于民,但却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张伯驹曾说。由此,人们惊叹他的天资超逸,而又翛然尘外。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下简称“艺术评论”):张伯驹先生被称为“奇人”,在你眼里他奇特吗?
张传綵:父亲是个奇人,父亲老家在河南项城,是个旧官僚家庭,兄弟姐妹唯独他不抽大烟不喝酒,他的弟弟张家驹就因为吃喝嫖赌,把家里的地都卖了。父亲在袁世凯的模范团呆过一段时间,20岁毕业后,在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升至旅长。
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彻底失望,从此放弃行伍仕途,协助父亲打理银行,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但他喜欢琴棋书画,30岁时开始收藏书画。我爷爷就说他是败家子。但所谓的败家子(行为),现在看都是对我们国家有利的。
父亲是个慷慨的人,只要有困难的人找到他,父亲总肯帮忙。我们钱不够的话也会想办法向别人借了给他。包丹庭家有困难,找到父亲,但没有直接说借钱。父亲为了帮助包丹庭,就和他互换了房子,由于包丹庭的房子比我们的好一些,父亲还贴给他一些钱。
父亲喜欢字画,看什么东西都是过目不忘,老先生们家里书架上的书,只要父亲看过,放在哪个架子上、第几行、第几本,父亲都能记住。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一些收藏品大部分都放在银行里,没有放在家中。
父亲是个怪脾气,人家叫他“张大怪”。一次,有个他不喜欢的人来找他,父亲在下棋,人家叫他“张大爷”,他就是不理人家。我只能招呼客人说,您请坐,请喝茶。我还问父亲,爸爸您怎么不理人家啊,他还是不吭声,也不理我。对于不是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他就是这样。谁的品德高尚,谁的品德低劣,父亲心里有数,他什么都不说。
艺术评论:别人眼中的“民国四公子”、文化奇人、才子,在父亲这个角色上,留给你怎样的回忆?
张传綵:父亲喜欢女孩子,我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父亲特别喜欢,从小带她们出去玩,到莫斯科餐厅去吃饭,这与他和我母亲关系好是有关系的,夫妻感情好,对孩子就好,爱屋及乌。母亲则喜欢男孩。
平时,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少一些,母亲则多一些。母亲脾气大,对我们管教严格,对我们不满的时候还拍桌子,我们则听着不敢吭声。等我工作了,母亲还教育我涨工资的事情都不要和领导主动提。父亲则不管这些事情,不过,我和丈夫在西安工作的时候,夫妻俩工资加在一起一个月才110多块钱,养了4个孩子,父亲总是问我是不是有困难了,还替我算账说,你孩子多,挣的钱不够花啊。
艺术评论:父亲在收藏、艺术方面的一些见解和心得,是不是也经常教授给你?
张传綵:父亲出身于一个旧官僚家庭,在生活问题、经济问题上不允许我们小孩过问。包括收藏的一些事情,父亲从来不对我们小孩子讲。平时有客人来,允许小孩子出来,你就见,比如比较熟悉的戏曲界的,我们小孩子在一旁听父亲倒是不管。
家里以前接待的都是文人,戏剧界、书画界的人士,我们住在西城大拐棒胡同,也就是原属李莲英的宅子里时,那个房子大、院子也大,每个礼拜父母都有几次要请客,研究美术、京剧,很多名家都到我家来。父亲买字画、艺术品从来不讨价还价。母亲也相信父亲的眼力和水平,只要是在书画、文化艺术上的事情,母亲是相当配合父亲的。经济问题上父亲一点也不过问,钱有与没有,都是母亲在掌握。不过,我家也并不是老是有钱,没钱了也要去借。
家里吃饭也不是整天山珍海味,父亲吃饭比较挑剔,有肉的饭菜,肉不吃,但要喝它的汤。冬天的时候就炖肘子熬白菜,或者鸡汤熬白菜,但父亲不吃肘子也不吃鸡肉,只吃白菜喝汤。父亲还喜欢猫、狗这些小动物,家里也养了小猫。
父亲最喜欢古代的十番音乐,也有不少京剧名家经常和父亲来往,我也耳濡目染,效仿他们的唱腔。母亲喜欢弹琵琶,我喜欢弹古筝。我工作后还在单位演过京剧《起解》,昆曲演过《扫花》。但我的父母从不强迫我去学这些东西。刚解放时,甚至我参加文工团的时候,还遭到父亲的反对。我报名去了文工团后,父亲马上派人把我叫回来了。
艺术评论:对于有价值的藏品,张伯驹先生曾为此倾家荡产甚至危及到了生命。当时的具体细节是怎样的?
张传綵:对于流失的东西,父亲想办法借钱也要把珍贵的收藏品文物买回。当时《游春图》流到琉璃厂的一个老板手上。父亲认为,这样珍贵的书画,不宜私人收藏,应归故宫博物院。他便找到故宫博物院,建议故宫博物院将此卷买下,还要求院方致函古玩商会,告知此卷不准出境。
然而故宫博物院既不答应将此卷买下,也不愿致函古玩商会。最后,父亲决定自己出钱购买。由于钱不够,父亲忍痛将大拐棒胡同的房子,也就是原属李莲英的一处占地15亩的房院出售,换得220两黄金,另外加上母亲当卖首饰换来的20两黄金,才将《游春图》收下。
1941年初春,父亲上班之时,突然遭人绑架,绑匪索价300万元(伪币),才能赎出他。知绑匪的目的是要敲诈他的名墨字画,父亲说,要我的命可以,就是不能动我的字画。如是僵持了近8个月,后来,母亲四处筹措了40根金条,才将父亲赎出,书画则一张未动。
现在,《平复帖》和《游春图》都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艺术评论:为什么会把这么珍贵的藏品捐献出去?
张传綵:1956年,新中国第一年发行公债,文化部动员父亲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可是家里没钱。父母就商量,共产党其实很好,有组织有纪律,我们不能听别人瞎说,亲眼见到的才为实。
说到这里要插一句,在解放军到北平之前,谣言很多,社会上有种看法是对共产党的到来有点恐惧。我们全家也曾打算去美国,父亲为此找好了翻译,做好了衣服。最后要去的时候,父亲想,“我是中国人,为何要到国外去?他们让我去,但我一个中国人在国外能干什么?”那时候父亲60岁了,他其实怀疑人们对共产党不信任的说法。最后,父亲决定,“我不能走,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中国。”
父亲觉得干脆把收藏的东西捐给国家,如果不捐,也不安全,画被偷被卖了,流落国外,这些中华民族的伟大遗产,子孙后代还要跑到国外去看吗?母亲很赞同父亲这样的想法。
当时政府对民主人士、对文化人很尊重,文人就是这样,父亲觉得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什么都可以做。所以,父亲总共拿出100多件收藏品,捐给了国家。特级珍贵的包括,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画作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国内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件名人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等,都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艺术评论:但是,张伯驹先生捐赠书画不几年后,就被打成了“右派”,他能接受这种现实吗?被打成“右派”期间,他是怎样的情绪?
张传綵:在“文革”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康生向父亲借了好多字画没有归还,父亲又不好说什么,父亲和陈毅经常下围棋,不经意提到过此事。陈毅便向毛主席汇报,主席就和康生谈话。1957年,康生就把父亲打成了“右派”。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里就没有那么多人来了。运动后期,街道上的人挤进来不少住进我家。房钱则被房管局收了,我父母住在这还要掏房钱。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我和我的先生在西安工作生活,我当时心里很难受,不能陪着父亲。
同时,我在单位也受到批斗,但不敢对父亲讲,怕他受到影响,身体吃不消。我们来看父亲都是晚上偷偷摸摸地过来,因为是要“划清界限”。不过父亲有一副好身体,他会唱戏练过把式。我回来后,发现这些事好像没在他身上发生过一样,父亲还是依旧看书、写东西、下棋,一切都很自然。
母亲的反应也不是那么强烈,她很了解父亲,相信父亲不会做反党的事情。我当时就很不理解,父亲平时就是做做收藏,给别人看看字画,没有做任何反党反人民的事情,怎么就被打成“右派”了呢?
当时有四五家别户人住在这里,院子里的柿子树,在一户人家门口,虽然都是我家院子里的,但柿子我们不能摘,只有这家人能动。父亲的很多书也被抄走了,比如《二十四史》。
“文革”结束后,陈毅还替党向我父亲道歉,说没想到他那么大度,把这些珍贵的东西都捐出来。后来也有人问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父亲则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