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评崖山海战 文化打假:粉饰崖山海战遗址。

北宋亡,南宋偏安江南,儒教教主孔府人就马上投奔金国,派出孔端操亲往大金国纳降,受“金夷”封了个衍圣公于曲阜(北宗),而跟随赵家南迁的南宗则在后来失去正溯地位(见孔庆东《我的家谱》)。1220年,金灭蒙兴,其时的衍圣公孔元用又立即投入新主怀抱,还亲自率族人加入蒙元军队,参加清剿汉人的战争。

孔府为表忠心,更派出大儒孔德辉至元大都,跪请蒙主忽必烈为“大儒教宗师”,忽必烈心情大好,一下子免除了孔府和儒户(儒生阶层)的兵赋,天下儒生为之欢呼--好一个“君子谋道不谋食”,“谋”得确比普通人要高明。

教主们已经改宗易帜,教众们却蹈海自杀全气节?拿20万人的生命,给惯于变节奉迎的孔儒换来一堵“贞节牌坊”,没见过这般无耻的吧。

可见,“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说,与儒学、儒教均沾不上边。儒学本身并不带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禀赋(更多儒家软骨案例见《盛世的反向指标:孔府衍圣公言行反侧的警示》),仅此一点,就知道儒学根本就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2)儒家何用?

崖山海战,南宋20万人,战船千艘,而跟踪追击而来的元军仅2万人,战船4百艘。且北军擅陆战,南军擅海战,为什么南宋军队一触即溃,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南宋末帝孤儿寡母,朝庭大权全部掌握在一众儒官手中,战败的原因怎么也算不到皇帝头上。而且,南宋“重文轻武”,武将一直受文官节制(想一想岳飞之屈死就知道),所以,只能把败因归于儒官无能。南宋一朝,儒官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儒学苦读一生,不知有何作用。负累天下苍生为之涂炭,如此中华文化的一段孽枝,无德、无用,不尽快剪除,还“传承”它作甚。

3)儒生何德?

文天祥、陆秀夫等,都是儒生进士出身,文天祥还是宋理宗亲点的殿试头名,下笔万言,不用打草稿,可见Fooyou能力之强悍。但这些儒生,既不能安国抗敌,又不能为万民带来“幸福指数”,最终投海、被杀,成全了个人的令名,却于国于民都是害。

不投降外邦是一国国民的基本操守,如果因为文天祥等不投降,就奉为什么英烈圣贤,那么,我国的道德门槛就太低了吧。

文天祥中状元后,养起过一批歌伎,装点南宋的“太平盛世”。南宋对外国称臣纳贡换来的苟延残喘,至今仍有文人们点赞为:献一点微不足道的“岁币”,就换来国泰民安,值啊!

真值吗?“岁币”的要害不在于数量多少、南宋是否承担得起,而在于献上了膝盖,失去了民族的骨气,一群奴颜婢骨的精英,带领20万大军却速败,不是败在军队人数和武器质量,而是败在领头精英们已经没有节操、没有雄心、没有是非观。

遍观历史,每当“太平盛世”,儒生都出来摘“盛世”的桃子,而每当“盛世”崛起的艰苦创业阶段儒生、儒学都缺席,皇朝末年需要儒生、儒学来支撑危局时,无不速溃,国破家亡,指望不上。

对儒学儒家的态度,几乎就是每一个皇朝的反向指标,弃之、反之,则国家由乱而治;奉之、尊之,国家必由盛而衰。诸如汉、唐、宋、明均如此。(可参考《儒生原来叫“摘桃党”》)

4)至于理学如何归宗了“新儒学”,则学问太深,这里不深究。有兴趣者可以参考《儒学源流浅考》。

以上4点质问崖山新会的官员、学者、旅游业者,你们要在崖山古战场作假什么“爱国主义”、作假什么“优秀文化传统”、作假什么“道德完人”?!

二、给个正道的建议

崖山古战场这块“伤疤”如果非得要装点起来,可以考虑在崖山炮台、悬崖壁沿建一堵“哭墙”,让所有到此凭吊的华夏子孙哭上一哭,仔细思量,当时为何而败,为何而亡。

犹太人建哭墙后,痛定思痛,从此改变了民族的行为方式,后来在世界各地、各领域,尤其在科技、哲学、金融领域,英豪辈出,隐隐然为“上帝的牧人”,重建了本民族的精神家园。我们不妨多向犹太人学习,认真考虑在崖山建设唯一的华夏哭墙,而不是多建一个毫无特色、各地多如牛毛的歌功颂德类假古迹。

一国将兴,软实力必强;一国将亡,必奉邪妖为教。儒教窃居中华道统的南宋至晚清期间,正是中国最黑暗的1千年。这个深刻教训,值得华夏子孙铭记1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