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语录 郑安国:人生的层次──殷海光最后的话语
编者按:本文为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最后一场公开的演讲── 「人生的意义」的过往,作者系当时演讲会的策划者与主持人,因而撰写此文回忆这段四十年前的尘封旧事。
四十年前的四月八日星期五下午二时,当时的自由主义大师殷海光先生在台北市木栅国立政治大学六三○教室发表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公开演讲「人生的意义」。也许是殷海光先生也预知这是他的一次重要演说,所以他的演说就是铿锵有力的用「今天是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做为开场白。
笔者当时是这次演讲会的策划者与主持人,四十年来,经常浮现脑际的不只是殷海光先生在演讲中那种凛然的风骨;做为一个大二政治系学生,对殷海光的景仰以及筹办这次在当年深具争议性的演讲会的周折,更是成为大学生活中最深刻的回忆。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知道殷海光的人虽然不多,但由于殷海光是台湾走向自由民主道路上的一位思想巨人,这场演讲会的周折,也反映了威权时代转型中的面貌。
四十年前虽处于威权时代,但是大学生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仍甚热切。当时我们一群以政治系、外交系、公共行政系为主的同学组成了西潮学社;有别于以办活动为主的其它学生社团,西潮学社是读书会形式,每周聚会,由一位同学报告读书心得,所读之书以社会科学及文史哲学课外书为主,偶尔举办对外演讲座谈。设社务委员,每两月任轮值主席,负责这两个月的活动。我是一九六六年三、四月的轮值主席。
殷海光的著作「思想与方法」、「海耶克和他的思想」,以及翻译的「到奴役之路」,都是我们爱好的读物。因此当时我就想邀请他来政大演讲,也向西潮社的主要成员陆锦雯及其它同学们报告了这个构想,大家都很赞同。我当然知道当时台大教授殷海光开课都受到限制,且有好几年不准公开演讲。基于反抗威权的理念,还是决定一试。
当时电话并不普遍,所以我向台大经济系的同学陈松打听到殷海光先生的住址后,在三月底的某日晚上,直接前往殷海光在温州街十八巷十六弄九号的寓所。那是一幢像是经过改造后的日式单门独院的平房。那天下着微雨,沿门摸索了一阵才找到,按了门铃,即听见两只猛犬的吠声。
殷海光先生亲自开门,虽见过他的照片,但仍讶异于四十七岁的他,竟是如此苍老。虽然未有先约,但殷海光对我的来访并没有很意外,可能还是常有一些他不认识的慕名求教者吧!
殷海光先生领我进屋里,那是一间陈设简单的小客厅。我向殷海光说明来意,也向他报告西潮学社的性质,他对我们的心意有点嘉许,但对于邀请他演讲,他却很直率的说:「那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他们已经几年不让我演讲吗?」我说:「知道。」他说:「他们怕我。」我表示,我们还是想试一试。连在台大开课都限制重重,要在相对保守的政大演讲,看起来更是困难。也许殷海光也有突破限制的韧性,所以他终于同意我们一试。
谈到演讲的主题,他说:「就谈『人生的意义』好了。」。对我这个学政治的学生来说,其实是希望他谈些政治、思想方面的主题,对听众来说也比较有吸引力。不过他说「人生的意义很重要,现在就是太多人重视生物层面的东西,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价值。」我终于了解这个平凡题目中的深意。
敲定了题目、敲定了时间,回到学校向西潮学社报告,大家都很兴奋,于是就向训导处提出申请,也选定了当时政大最大的一间教室,可以容纳一百余人的六三○教室。申请书送出后,我们没想到很顺利的就获得训导处的批准。殷老师也没想到他居然被解冻了。
我们立即制作了几张海报,张贴在学校各个主要地点。不料在演讲前三天,四月五日星期二,训导处火速通知我,训导长约我见面。训导长叶尚志是政大第一期的学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由内政部人事处长转任。见面后,叶训导长很客气,但很明确的告诉我,有关方面对于殷海光演讲有意见,希望能够停办。
我听后虽觉意外,但从筹划之初即已预期可能会有一些干扰,所以并不讶异。我乃反问,现在全校同学都知道这个活动,若现在宣布停办,大家会怎么想?对政府的形象是不是更加不好?叶训导长说:「可是他们怕会出问题」。
我想了一下表示,如果他们耽心殷海光讲一些他们认为刺激性的话,我想我可以跟殷海光沟通一下。因为我实在不希望演讲被取消,所以自作主张的作了一点妥协。叶训导长同意我的看法。
当天晚上我就赶去殷海光家,告诉他这个状况,殷老师听后用他惯有厌恶威权的语气说,「我就知道他们这些人的想法,这些俗人,我才不会谈政治。」翌日上午我告诉叶训导长,殷海光在演讲中不会谈政治问题,只谈人生哲学问题。叶训导长说,好吧,我跟他们沟通一下。有关单位终于对这次演讲放行。
四月八日那天二点不到,六三○教室已挤满了人。这是政大学生社团办演讲难得一见的盛况。我略作介绍之后,殷海光即开始他这场重要的演讲。我们依照殷海光先给我们的「人生的界域」手绘图,绘于黑板上。
殷海光将人生分成四个层次,最低层是物理层,次低层是生物逻辑层,上一层生物文化层,最上层是真、善、美、理想、道德层。殷海光说,人应「扩展我们的界域,由单纯的物理层,进为生物逻辑层,再由此发展到生物文化层,继续发展。然后人类有真善美的意识,有理想、有道德,这就是价值层,这层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层级。」
殷海光也提出一个两难式,就是如果我们要满足衣食等生物逻辑,而势必牺牲道德或理想,处此困境之下,我们怎么作决定。他提出几个原则:第一,我们万不可在自己的生存并未受到威胁时,为了换取现实利益而牺牲道德原则。
第二,在我们的生活勉强可过时,万不可因要得到较佳报酬而牺牲他人。第三,当我们因生活困难而被迫不得不放弃若干作人的原则时,我们必须尽可能作「道德的抗战」,把道德的领土放弃得愈少愈好,尚且要存心待机,「收复道德的失地」。复次,我们有我们的好恶。如果经济贫困了,我们的好恶是否就要放弃,是否就不能讲了。还有尊严问题,如果人的经济价值不能满足,尊严是否可以不顾?
这番话不只语重心长,而且逻辑严谨,可以说是殷海光面对横逆考验而凝炼出来高贵而务实的人生智能。
演讲非常成功,但事后从训导处一直传出要对我严格处分的消息,我感受到一些压力,唯自忖一切依规定来,如处分我,那么如何处分核准这次演讲的人。因此也就淡然处之了。我根据录音带,非常仔细的作了一个录音记录,于四月二十日送去请殷海光先生订正,并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发表在我所负责的议事规则研习会的「议事会刊」上。在此之后,殷海光并未再发表过公开演讲,其所着「中国文化的展望」且于是年六月被禁。
一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我去台大活动中心听易君博老师的演讲,殷海光也在座,我趋前问候,他紧握我手说:「真是恍如隔世」。我见他较一年前更形苍老,乃问其身体状况,他说:「一个多月前得了胃病,正所谓心腹之患。
」没想到二天后,因李敖之敦劝,去宏恩医院检查,发现竟是胃癌,而于四月二十五日住入台大医院726病房。翌日,我与陆锦雯前往探视,他的病榻边放着一本正在看的英文书「Life Against Death」,显示他求生的意志。
是日,当时任教政大的金耀基老师、王晓波也都来探视照顾。唯终于一九六九年五十岁的英年赍志以殁。所以这篇演讲记录陈鼓应称之为「殷海光最后的话语」,一些大学并以这篇文章为教材。如今在网络上也可搜寻取阅。
现在,重读这篇文章,一字一句,每个语调,均是殷海光的风格、心境。全文虽然未触及政治,但是其期许反更高远,四十年后,仍令人低回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