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方法殷海光 人生的層次──殷海光最後的話語
本文為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最後一場公開的演講── 「人生的意義」的過往,作者係當時演講會的策劃者與主持人,因而撰寫此文回憶這段四十年前的塵封舊事。 ──編者
四十年前的四月八日星期五下午二時,當時的自由主義大師殷海光先生在台北市木柵國立政治大學六三○教室發表他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公開演講「人生的意義」。也許是殷海光先生也預知這是他的一次重要演說,所以他的演說就是鏗鏘有力的用「今天是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做為開場白。
筆者當時是這次演講會的策劃者與主持人,四十年來,經常浮現腦際的不只是殷海光先生在演講中那種凜然的風骨;做為一個大二政治系學生,對殷海光的景仰以及籌辦這次在當年深具爭議性的演講會的周折,更是成為大學生活中最深刻的回憶。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知道殷海光的人雖然不多,但由於殷海光是台灣走向自由民主道路上的一位思想巨人,這場演講會的周折,也反映了威權時代轉型中的面貌。
四十年前雖處於威權時代,但是大學生對自由民主的嚮往,仍甚熱切。當時我們一群以政治系、外交系、公共行政系為主的同學組成了西潮學社;有別於以辦活動為主的其他學生社團,西潮學社是讀書會形式,每週聚會,由一位同學報告讀書心得,所讀之書以社會科學及文史哲學課外書為主,偶爾舉辦對外演講座談。
設社務委員,每兩月任輪值主席,負責這兩個月的活動。我是一九六六年三、四月的輪值主席。
殷海光的著作「思想與方法」、「海耶克和他的思想」,以及翻譯的「到奴役之路」,都是我們愛好的讀物。因此當時我就想邀請他來政大演講,也向西潮社的主要成員陸錦雯及其他同學們報告了這個構想,大家都很贊同。我當然知道當時台大教授殷海光開課都受到限制,且有好幾年不准公開演講。基於反抗威權的理念,還是決定一試。
當時電話並不普遍,所以我向台大經濟系的同學陳松打聽到殷海光先生的住址後,在三月底的某日晚上,直接前往殷海光在溫州街十八巷十六弄九號的寓所。那是一幢像是經過改造後的日式單門獨院的平房。
那天下著微雨,沿門摸索了一陣才找到,按了門鈴,即聽見兩隻猛犬的吠聲。殷海光先生親自開門,雖見過他的照片,但仍訝異於四十七歲的他,竟是如此蒼老。雖然未有先約,但殷海光對我的來訪並沒有很意外,可能還是常有一些他不認識的慕名求教者吧!
殷海光先生領我進屋裡,那是一間陳設簡單的小客廳。我向殷海光說明來意,也向他報告西潮學社的性質,他對我們的心意有點嘉許,但對於邀請他演講,他卻很直率的說:「那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他們已經幾年不讓我演講嗎?」我說:「知道。
」他說:「他們怕我。」我表示,我們還是想試一試。連在台大開課都限制重重,要在相對保守的政大演講,看起來更是困難。也許殷海光也有突破限制的韌性,所以他終於同意我們一試。
談到演講的主題,他說:「就談『人生的意義』好了。」。對我這個學政治的學生來說,其實是希望他談些政治、思想方面的主題,對聽眾來說也比較有吸引力。不過他說「人生的意義很重要,現在就是太多人重視生物層面的東西,而忽略了更重要的價值。」我終於瞭解這個平凡題目中的深意。
敲定了題目、敲定了時間,回到學校向西潮學社報告,大家都很興奮,於是就向訓導處提出申請,也選定了當時政大最大的一間教室,可以容納一百餘人的六三○教室。申請書送出後,我們沒想到很順利的就獲得訓導處的批准。殷老師也沒想到他居然被解凍了。
我們立即製作了幾張海報,張貼在學校各個主要地點。不料在演講前三天,四月五日星期二,訓導處火速通知我,訓導長約我見面。訓導長葉尚志是政大第一期的學長,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由內政部人事處長轉任。
見面後,葉訓導長很客氣,但很明確的告訴我,有關方面對於殷海光演講有意見,希望能夠停辦。我聽後雖覺意外,但從籌劃之初即已預期可能會有一些干擾,所以並不訝異。我乃反問,現在全校同學都知道這個活動,若現在宣佈停辦,大家會怎麼想?對政府的形象是不是更加不好?葉訓導長說:「可是他們怕會出問題」。
我想了一下表示,如果他們耽心殷海光講一些他們認為刺激性的話,我想我可以跟殷海光溝通一下。因為我實在不希望演講被取消,所以自作主張的作了一點妥協。葉訓導長同意我的看法。
當天晚上我就趕去殷海光家,告訴他這個狀況,殷老師聽後用他慣有厭惡威權的語氣說,「我就知道他們這些人的想法,這些俗人,我才不會談政治。」翌日上午我告訴葉訓導長,殷海光在演講中不會談政治問題,只談人生哲學問題。葉訓導長說,好吧,我跟他們溝通一下。有關單位終於對這次演講放行。
四月八日那天二點不到,六三○教室已擠滿了人。這是政大學生社團辦演講難得一見的盛況。我略作介紹之後,殷海光即開始他這場重要的演講。我們依照殷海光先給我們的「人生的界域」手繪圖,繪於黑板上。
殷海光將人生分成四個層次,最低層是物理層,次低層是生物邏輯層,上一層生物文化層,最上層是真、善、美、理想、道德層。殷海光說,人應「擴展我們的界域,由單純的物理層,進為生物邏輯層,再由此發展到生物文化層,繼續發展。然後人類有真善美的意識,有理想、有道德,這就是價值層,這層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層級。」
殷海光也提出一個兩難式,就是如果我們要滿足衣食等生物邏輯,而勢必犧牲道德或理想,處此困境之下,我們怎麼作決定。他提出幾個原則:第一,我們萬不可在自己的生存並未受到威脅時,為了換取現實利益而犧牲道德原則。
第二,在我們的生活勉強可過時,萬不可因要得到較佳報酬而犧牲他人。第三,當我們因生活困難而被迫不得不放棄若干作人的原則時,我們必須儘可能作「道德的抗戰」,把道德的領土放棄得愈少愈好,尚且要存心待機,「收復道德的失地」。
復次,我們有我們的好惡。如果經濟貧困了,我們的好惡是否就要放棄,是否就不能講了。還有尊嚴問題,如果人的經濟價值不能滿足,尊嚴是否可以不顧?
這番話不只語重心長,而且邏輯嚴謹,可以說是殷海光面對橫逆考驗而凝鍊出來高貴而務實的人生智慧。
演講非常成功,但事後從訓導處一直傳出要對我嚴格處分的消息,我感受到一些壓力,唯自忖一切依規定來,如處分我,那麼如何處分核准這次演講的人。因此也就淡然處之了。
我根據錄音帶,非常仔細的作了一個錄音記錄,於四月二十日送去請殷海光先生訂正,並於一九六六年五月發表在我所負責的議事規則研習會的「議事會刊」上。在此之後,殷海光並未再發表過公開演講,其所著「中國文化的展望」且於是年六月被禁。
一年後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我去台大活動中心聽易君博老師的演講,殷海光也在座,我趨前問候,他緊握我手說:「真是恍如隔世」。我見他較一年前更形蒼老,乃問其身體狀況,他說:「一個多月前得了胃病,正所謂心腹之患。
」沒想到二天後,因李敖之敦勸,去宏恩醫院檢查,發現竟是胃癌,而於四月二十五日住入台大醫院726病房。翌日,我與陸錦雯前往探視,他的病榻邊放著一本正在看的英文書「Life Against Death」,顯示他求生的意志。
是日,當時任教政大的金耀基老師、王曉波也都來探視照顧。唯終於一九六九年五十歲的英年齎志以歿。所以這篇演講記錄陳鼓應稱之為「殷海光最後的話語」,一些大學並以這篇文章為教材。如今在網路上也可搜尋取閱。
現在,重讀這篇文章,一字一句,每個語調,均是殷海光的風格、心境。全文雖然未觸及政治,但是其期許反更高遠,四十年後,仍令人低迴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