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的读音为什么读bi 私读记:谈吴宓为什么不去台湾?
有朋友问,当年易帜,为什么吴宓不肯去国,也潇洒来个“大江大海1949”,导致最后玉碎冰摧以身殉道?
论最核心原因,当然是因为,谁也不是神仙,能预知后事。也正因如此,当一个生性天真单纯,抱持学术至上理想,政治嗅觉蒙昧到以为可以退而独善其身的知识分子,遇上中国五千年文明从未有过的状况,所有历史经验全部失效,终于被悠长而残酷的中国政谠文化碾压成了笑柄。
周一良晚年九死一生后有个著名感叹,“不过一书生”。可不“书生”的“聪明人”又能如何呢?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说过一个叫做栗异邦同学,大乱前每天作巨量运动,杨问他为什么天天那样锻炼身体。该同学回复说,‘我们这代人至少会有十年的大难,我这是早作准备” 。可防祸未然又能如何?十年后杨再见到的这位有神算天赋的同学,已经痴呆——在劳改时被干部打毁了神经系统。
这绝非一人一时一事的悲剧。此刻,窗前门岭,湖光潋滟,欲说这段往事,想起宋时刘迎那句诗,“后生旷世安敢望,故事历劫徒能说”,真是感慨万千。
故国乔木,父母之邦;巢南越鸟,北风胡马。一个人对国家民族的依恋、对历史文化的虔诚,是一种崇高去私的、具有最高超越色彩的情绪与情感,不会因经验、理性与利害判断可以减退痴心,是故依仁蹈义,舍命不渝。
吴宓就是这样一个人。论其思想核心和价值归宿,既是自-由主-义者,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更是民-族主-义者。这种自我认同趋向决定他无论如何都不会“乘桴浮于海”,“归骨于田横之岛”。
因此,当“来日大难”,国家鼎革,一切分崩离析之际,吴宓其实都没想过离开大陆。虽然他对某学说从未有过认可,但是故国乔木是所谓“亦余心之所善兮”,即便明知日后将“天崩地裂”,险象环生,都无怨无悔。所以,当有很多机会可以让他“全身而退”时,他毫不犹豫说不。
(图:陕西泾阳县安吴堡村外吴宓之墓)
1949年春,吴宓蛰存华中,任教于武汉大学。2月,港大物色一位能娴熟使用英语讲授中国史与中国宗教哲学的讲座教授,多方思量之后瞩意于他,托人邀请他前往,吴宓果断写信婉谢;4月,彼时执掌教育-部的杭立武致信吴宓诚意请他赴任台大文学院院长,并告诉他所谓“中-枢意图”的时局内幕,诉说华中不保之况,但是吴宓当晚就作复以“不习南方水土”的托词拒绝。
民国学人,无论新旧,不分党-派,基本都是民族主-义者。杨绛先生晚年的那段话:“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意逃跑,不愿意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和语言”,实颇能代表吴宓和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境。
问题吊诡在于,当国-家不可爱时,爱-国,有时只能被强制陪葬,被随便祭血。
(图:陕西吴宓老家)
吴宓没有选择蹈海去台,“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也和他幼稚的政治判断有莫大关系。
本来,吴宓天真但并非无知。通读《吴宓日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身居海外还是国内,吴宓多年来一直以各种方式,比如朋辈交流、外刊阅读等途径,试图了解苏恶的真实状况,并对某学说有着较全面的认识,日记言辞中充满了厌恶和警惕。
但读书人往往如此,理性认知可以切中肯綮,但真的面对社会现实,依然是幼稚的。他的幼稚判断在于:他以为主-义虽然会排斥他,但是无非是不让他说话而已,而根本不曾想到沉默也可以是原罪,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是颠倒梦想。
所以当胜军压境时,吴宓没有选择离开。1950年,他给自己立下“忍、默、止、勤”的四字座右铭,心情还只是寂寞缕缕,还并未有凄凉之愁。他自认为他的价值理想与主义有冲突,自觉地“避席畏闻”,自甘边缘,以为躲在西南边隅,远离中心,可以默默而息,苟全余年。
“天难忱斯,不易维王”。晚年,当群-魔乱舞,日暮途穷,后悔无及,哭天抢地之际,不知是否也会偶尔也痛悔自己当初的愚不可及,只是那段日记被人为撤销了,我们看不到他更多的悲伤和血泪。
吴宓没有离开大-陆,好友陈寅恪的选择也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稍涉民国学术史的都知道,吴宓这人,性情乖僻,行事怪诞,加上又固执己见,自负傲娇,实在不好相处,他佩服的人寥寥无几,和他合得来的人也是屈指可数。但另外一面,他又是至情至性之人,笃于友道,是可以托生付死之人。他一生中至交有两,一是吴芳吉,但是此人早死;另一位就是陈寅恪,从青年的哈佛时期到生命终结,他对陈寅恪几乎都是言听计从。
1949年,吴宓本可以回清华。他徘徊不定,按老套路写信征求陈寅恪意见,陈回函北平“能否坚守”不一定,最好不要北上,“免遭兵损”。这个回信让吴宓最终决定先留下来。接着,陈寅恪本人因为各种现在难以理清的原因,留在了广州。听闻这一消息,吴宓彻底断绝离国的念想,并在日记中郑重记录下了这一决定。
那段时间,他写下《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这首诗表曝心迹:“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野烧难存先圣泽,落花早惜故园春。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饭僧斋岂畏贫。犹有月泉吟社侣,晦冥天地寄微身。”在诗中,他微妙的暗示对“野烧”的感伤,对故园的怀念,还有从此做个“剑南人”藏身人海,隐居泉下,“怅然吟式微”的情志。
最可叹,吴宓与陈寅恪,两位坚持独立,傲然不-党的学者, 乱世护道,有所不为,只想着坚守文化与人生一点熹微的意义之光,结果在“举世风靡,茫茫一慨”中“舍身饲虎”,虽生犹死。
更可感叹的是,即便是这样,从历史资料中,我们知道,他们对他们的留居祖国的选择依然至死无悔。中国的文人,身躯柔弱,不堪一击,但是风骨与气节,又往往如此真实而顽强,刀枪不入,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
风雨疾怒,去留肝胆;寂寞一时,凄凉万古。回顾所来径,想吴宓当年的选择,实蕴藏着巨大的信息量。夜晚灯下,弯月当空,谈论吴宓故事,真感觉生命荒草丛生,历史一枕幽梦。
今天我们讨论他当年为何没有离开大陆,万劫已经不复,覆水岂可回收,实际上已经毫无意义。
有意义的是经验,是教训,是感知,是惜心,是检讨,是规避,是有悔。历史理应铭记,在政-治文化的“全体主义” 之下,个人的价值、自由的理想、独立的思想将荡然无存;而如果有那么一天,在这个家园里,每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得到尊重,每一种“文化”价值的尊严能够被善加护惜,吴宓的“道成肉身”也许也是值得的,我们的灯下闲谈才是有意义的。
毕竟,“人”与“文化”才是最本质的方法论,是世界的逻辑起点,是时间的诞生,是空间的开始,也是理性与爱国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