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澜后人 戴安澜将军的后人
老大戴复东(1928.4.25 -),建筑学与建筑设计专家。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安徽省无为县人)。1952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建筑系。同年到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教至今,历任同济大学建筑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担任过同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院长,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同济规划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总建筑师等职。
现担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并任中国建筑学会名誉理事、上海建筑学会名誉理事。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63年前,一位少年护送着父亲的灵柩,经历了自己人生中最崇高的一次旅程,见证了一个民族对英雄的真挚情感。他就是在缅甸壮烈殉国的中国远征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之子 戴复东。
《世纪之约》专访戴复东:
记者:1941年您父亲带领远征军200师进入缅甸抗敌,您还记得最后一次和父亲分手时的情景吗?
回答:那是1941年的冬天,最后一次大家吃了一顿饭以后,第二天早晨一早他就准备走了。汽车停在那个路边上,他就走到前面去,把那个车门打开了,回头朝我们看了一下,笑了一下,然后车子就走了,从此他就离开我们。
记者:后来我们在资料里看到,远征军最后的那一场战斗是非常非常悲壮的。
回答:是的。打到最后我父亲就召集全师的军官在讲话,他说如果我打死了,副师长代替,副师长打死了,步兵指挥官代替,步兵指挥官打死了,哪一个团长代替,一个个交代下去,而且他说你们自己下面也要交代下去,所以立下这个决心。
而且我父亲还写了遗嘱,让下边的人也都写了遗嘱。那日本人想把这个部队消灭的话,那极其极其困难。打到后来杜聿明觉得不能再这样坚守,于是撤了,撤了日本人还不知道这支部队撤的,所有的伤兵全部带走,日本人不知道,第二天早晨日本人再猛烈轰击这座城市,可是部队已经走掉了,所以他们非常高兴。那么日本人进来发现是座空城,日本人非常气愤,所以对我父亲这个部队恨之入骨。
但是我父亲后来带部队回国的时候,日本人就做了五道封锁线,三道公路两道河流的封锁线。但是他们还是一点一点得打回来了,没有打散,不像其他的部队,包括杜聿明第5军那都是一样的,打到后面日本人打打打全都散掉了,这个部队始终没有散,等于凝成一个团就往北面推推推。
打到最后一条公路的时候,第5道封锁线的时候,我父亲比较急了一点,就始终打不下来,牺牲也不小,我父亲亲上第一线,亲上第一线的时候,那时候天也快黑了,也看得见,我父亲就指挥哪个团怎么样,哪个部队怎么怎么样,站得稍微高了一点点,结果敌人所有的机枪向他扫射,打他肚子打他肠子,肠子打了出来,倒在草里。
后来,副师长参谋长临时弄两根棍子这么编一编把他搁在那个棍子上头,捱了八天。
记者:这个八天的经历后来你们有过了解吗?父亲最后的这八天。
回答:唉,没有药,没有饭,什么也没有,电台也打坏了,走了八天,最后不行了,才死掉了。死之前当时那个参谋长问他,说是我们该怎么回去,从哪条路回去,我父亲叫他们把地图拿来。我父亲走的不是一般人想走的那条路,指了另外一条路,说从这条路回去,后来才知道日本人在原来准备走的那条路上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张了个那口袋,准备把这个师全部吃掉,结果我父亲不知道什么原因,觉得这条路虽然好走,但危险,不如走另外一条路,走了另外一条路,一点妨碍都没有,日本人一点布置也没有,结果就回到了中国。
那么指完了之后,他叫人把他衣服稍微整一整,把他抬起来,他自己朝北面看了一下,两眼一闭倒下去了。
记者:我看到在资料里面介绍就是在你父亲,刚才讲的向北面倒下之后,所有的士兵都舍不得他,一直又继续抬着他的尸体又走了很久。
回答:抬着走,没有几天尸体发臭,这个没办法,自然规律,但是他们又不舍得把这个尸体丢掉,于是就拿了一些树枝什么的用火烧,工兵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棺材,这还是在缅甸境内的事情。抬回来到了腾冲以后,地方上有一个士绅,他觉得这样一个军人在为国牺牲,这么个棺材不象话,他把他自己的棺材,楠木棺材,这棺材应该是很值钱的,他把它送给了我父亲,他们就他的骨灰搁在里头,一直抬回国内。
记者:你是怎么得知父亲牺牲的消息的?
回答:他出国没有多久当时报纸上就登出来了,中国军队就是父亲那个师,在同古歼敌五千人。当时我觉得荣誉得不得了,我觉得我父亲实在是了不起,后来又有一次就收复失地,报纸上也登出来了,但是后来就没有消息了,一直没有消息。
一直没有消息当然因为我们也不在部队,没有经过作战也不会想到那么多了。有一天我在那个操场上面,在练双杠,一个同学跑过来告诉我,他说戴复东,你的爸爸是叫戴安澜吗?我说是啊,他说死掉了,我一下子就从双杠上手一松掉下来了。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报纸上登的,他说你去看看,结果我就没找到这张报纸,后来我再问人家,人家也不肯跟我说,当时我心里就很沉重了,那时候我在贵阳清华中学读书,离贵阳市有18公里远。我母亲是住在贵阳市区里,我不敢跟我母亲打任何的招呼,也不敢托人跟她说,我心里想就我自己憋这吧。
记者:那时候你有多大?
回答:我才刚刚13岁多一点。后来有一天我在上课,有个人来找我,说你母亲来了叫我去,我心里想糟了大概我母亲知道这个事情了。那么见了母亲之后,母亲和我抱头大哭,母亲告诉我,奶奶还在贵阳,不敢跟奶奶说,当时心里痛苦得不得了,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但是就知道他已经死了。
那时候那几天晚上上晚自修的时候,学生都在做功课,那时候我就不行了,我跑出来,跑出来我在露天地下我走来走去,我心理就在想,他们多幸福呀,他们有家庭多好呀,我说我这个家庭等于就没有了,我父亲死了以后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办呀。
老二女儿戴藩篱:上海政协委员。
新华社记者在上海专访了戴安澜将军的女儿戴藩篱,她深情回忆了自己的父亲……
1926年军校毕业以后,戴安澜就投身到北伐和抗日战争之中,功勋卓著。
1933年3月,戴安澜任国军17军25师145团团长,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因功获五等云麾勋章;1937年8月,台儿庄大捷后他荣获华胄奖章,并晋升为89师副师长;1938年夏天,他参加了武汉保卫战,立大功一次;1939年11月他又参加了昆仑关大战,获四等“宝鼎勋章”。
这些殊荣并非戴安澜的奋斗目标。在国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十余年间,他时刻想着如何收复失地、挽救国家。“父亲所在那个年代战火纷飞、列强猖獗。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就是他最好的榜样——精忠报国,死而后已!”戴藩篱说。
她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父亲抗战时写的日记和书信。
1937年8月3日:“爱国心的作用,是如何的伟大啊!……收复东北失地,(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六十年的国仇,才可以从此昭雪!夜深了,带着愤怒的情绪,去寻觅必要的休息。”
9月18日:“今日为‘九·一八’六周年,国难重重,悲愤已极!……我辈应不怨天,不尤人,不消极,不悲观,来拯救国家,复兴民族。”
10月10日:“要完成大业,必须人人有做中国男儿抱负,我们战争目的,是为救亡,日本终必败亡,只在我们奋斗耳。”
“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我们觉得悲痛,父亲却觉得很光荣。”戴藩篱说。戴安澜身陷缅甸,自知回国希望渺茫时,给爱人王荷馨写过一封家书,其中写道:“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戴藩篱女士说,“还因为他是一位正直、廉洁,善于用兵、育兵的难得将才”。父亲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深刻地认识到:“做人做官,而知识不如人,则危险实芸。”他认为,无论战争大小,凡败战,“非器之罪,乃人之罪也,要转败为胜,非有训练之指挥官,以后才有强悍之军队”。
“我真正能够看到父亲的时间很少,他总是非常忙碌。”戴藩篱说,“但有一个画面,将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那是1940年的春天,戴安澜因为在昆仑关战役中受了重伤,回到广西桂林疗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出门散步。”戴藩篱回忆说,“记得那时,山上开满了杜鹃花,母亲摘下一朵别在我的头上,父亲看了笑得很幸福……”
这样的幸福瞬间,在戴安澜将军的一生中屈指可数。他始终以大局为重。在写给儿子戴复东的一封家书中他教育子女:“你总要这样想:你有个英雄父亲,当然是常常离别。如果我是田舍郎,那么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了,但是你愿意要哪一种父亲呢?我想,你一定是愿意要英雄父亲。所以,对于短时间离别,不要太看重了才好。”
戴安澜将军非常重视读书学习和教育。“父亲认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提高工作本领,才能增强国民素质,实现国家复兴。”戴藩篱说,“后人大多只知道父亲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将军,却不知他早年做过私塾先生,对教书育人极为看重。抗战时期,部队所到之处,无不兴师办学。”
正是为了秉承戴安澜遗志,夫人王荷馨1943年投入了全部抚恤金,在广西全州开办私立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老三戴靖东:原南京理工学院教授,现移居美国。
1942年5月26日父亲牺牲的时候我才4岁多一点,人还很小,但是父亲的一些事情还是时刻记在脑中。有些是淡淡的印象,但有些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父亲的兵营看他(平时父亲都是在兵营中,只有周末才回家和大家团聚),我怎么到兵营,是谁把我带去的,我也记不清了,但是我清楚的记得,父亲看见我以后很高兴,那时也正好是吃中午饭的时间,父亲就让我和他一起吃中午饭。
当时的菜只有一个,黄豆蒸咸肉,我很喜欢吃,父亲见我喜欢吃,就夹很多咸肉和黄豆给我,吃完饭后,父亲对我说他还有很多公务要做,没有时间陪我,让我回家去,当时我是真想和父亲多呆一会,但是还是不得不回家去了。
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而且一直到现在我对黄豆蒸咸肉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常常吃,每当我吃着这菜的时候,就想起我和父亲一起吃黄豆蒸咸肉的情景。
还有一件事,当时部队给父亲分配了一辆新汽车,我心里很高兴,就在汽车后座位上手舞足蹈起来,不知怎么搞的,一下子把汽车顶上的车灯玻璃打破了。妈妈当时不在家,不知谁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妈妈就说回来以后要把我好好打一顿,当时我知道闯了大祸,妈妈要打我,心里害怕极了,不知道怎么办,后来不知怎么我就想到了父亲。
我拿起电话打给父亲,接电话的问我找谁,我说找爸爸,他问你爸爸是谁,我接着说我找爸爸,他又再问,这样问了几次,我突然想起来讲:‘我爸爸是师长”,他一听就说我马上让你爸爸听电话。
等我一听到父亲在电话那头问我,我就大哭起来。父亲叫我不要哭,问我为什么哭,我说妈妈要打我,父亲问妈妈为什么要打我,我就把事情告诉他,他一听马上对我说,不要哭,他会和妈妈讲,叫妈妈不要打我。
最后一次是父亲出征缅甸从家里出发前,父亲睡午觉,然后洗漱完毕,准备出发。当时父亲在找他穿的靴子,我当时在房间里,把两只脚放在这双靴子中,在地上拖着走,只见妈妈找到房间来,心里很焦躁的对我说,不要再顽皮了,让爸爸穿好出发。
妈妈当时担心焦虑的神情,至今我依然记得,父亲穿戴整齐后,和全家告别转身离开。哪知这一次竟是我们和父亲的永别,想到这里真不好受。
父亲每次周末回家来,我总是吵着要和他睡,他也总是同意,我记得父亲抽的烟是那种用圆铁筒装的烟,他总是把香烟筒放在床头自己的枕头旁边。
我还记得父亲穿军装和西装时,在衬衫和颈子之间,他总放一块窄窄的白布条,妈妈告诉我那是挡颈子上的油,不要把衬衫领子搞脏了。
父亲平时喜欢京戏,休息时常去看。自己也常常穿着戏装扮演古代的英雄人物,除此之外,由于父亲在广东呆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对粤剧也很喜欢,买了不少粤剧的唱片,在家有空就听。
父亲是陆军,但他对各种作战飞机也很感兴趣,我记得家里就有一本画册里面有各种各样战斗飞机的照片。后来在贵阳的时候,我也翻看过。
老四戴澄东:原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港澳台侨委副主任
戴澄东是戴安澜最小的儿子。他说,按照族谱中的排行,应为“恒”字辈,但是父亲看到日寇在中国烧杀抢掠,对日寇恨之入骨,所以弃族谱排行不用,给大儿子取名戴覆东,二儿子取名戴靖东,小儿子取名戴澄东,意思是要男儿们勇敢出征,打败日寇。女儿则叫戴藩篱,意思是修好篱笆,保卫家园。
父亲戴安澜将军牺牲时,戴澄东还不满周岁,他说,父亲也有普通人的情感,虽然一家人很少在一起,但他很关心家庭,很爱自己的孩子。听母亲说,有一年父亲派车去接哥哥和姐姐,哥哥和姐姐在路边采了很多花,把车打扮成花车,父亲见到,开心极了。
戴安澜一直以“黄埔精神”严格要求自己,他本来要成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但是因为身体太瘦弱没有被接纳,于是报名参加了广州革命军,在革命军中,他不仅练就了健康的体魄,因为常常在停放尸体的祠堂站岗,胆量也大了。1925年,他成为黄埔军校三期学生。
戴澄东说,想到父亲,他们那一辈人真的很伟大。黄埔精神,就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最高处,而且为此可以牺牲一切。这种精神是一颗明珠,也是现在的青年人要学习的榜样。父亲牺牲后,母亲教导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教导我们人穷志不穷,现在,我也是这样教育子女。我对自己的孩子说,不能给你们的英雄爷爷丢脸。 戴安澜遗书:致妻子王荷馨
荷馨爱妻如见:
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东瓜即同古城),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
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生活费用,可与志川、子模、尔奎三人洽取,因为他们经手,我亦不知,想他们必能本诸良心,以不负我也。
王荷馨,初名荷心,1907年生。安徽无为人。1927年1月5日与戴安澜将军结为伉俪。 他们一共育有四个子女。
戴安澜在缅北战场牺牲时,小儿子尚在襁褓之中。王荷馨强忍悲痛,不但拉扯自己的孩子,还要照顾公婆以及戴家亲族二三十口人。挑起了支撑大家庭的重担。为了全家人的生存,为了这些儿女的成长,她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时日,承受了太多难以想象的苦难艰辛,为了这个家,她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1949年,国民政府派人来,要母亲带着孩子们跟他们撤离。母亲对他们说:“我的丈夫葬在哪里,我一辈子就带着孩子在哪里,决不离开他。”表明了母亲对父亲的忠贞之情。
王荷馨于1971年3月11日离开了人世。到1974年4月,兄弟姐妹四人带着母亲的骨灰来到芜湖市小赭山父亲墓地,将母亲的骨灰盒放进父亲的墓中,就和父亲的棺木并排放在一起,同时又放了一束母亲生前最喜爱的康乃馨花,从此实现了母亲的最大心愿——永远永远地和父亲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