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结婚了吗 罗兰:我结婚的时候

朋友小杨要结婚了。在一片道贺声中,小杨一面高兴得合不拢嘴,一面向朋反们诉苦--"怎么办呢?"小杨是公务员,月入不丰,加上这一年多,为追求这位准新娘,早已花光了他的全部积蓄,而现在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算来算去,衣服、首饰、家具、用品,一切均要从简,但即使从简,也仍是必须再想办法筹钱。于是,朋友们义不容辞,这个忙当然是要帮的。

我一面为小杨计算,一面就说起我结婚的时候如何如何。我觉得有些事,就硬是非要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再说,才有昧道。现在我提10多年前,我结婚时候的情形,我不知新朋友听了做何感想,老朋友却一定会觉得亲切,而发出会心的微笑。

那时候,是1948年,台湾光复才两年多。我和他同在台湾广播电台做事。我们都是凭着年轻人出来闯荡的心情,只身来台,可说是"四手空空"。要结婚的时候,同事们先就为我们担起忧来--没有钱,怎么结婚?

于是,他们就提议给我们来个会。每位出几千元老台币,10位即可得几万元。至少可以买点必须的衣物用具。我们两个"小天真"商量了一下,却婉谢了。说,起了会,将来还不是要还?不如不要。那时,我每月薪水是2.6万元老台币(约合现在600元)。

发了当月的薪水,买了一件略微像样的旗袍料,就已去掉了两万元。他的薪水也比我多不了多少,大概是3万元之谱。我们跑遍了台北市,好容易给我买到一双合脚的白虎皮高跟鞋,说也凑巧,也是两万元。这样结算下来,我们二人的全部余资,就只剩下了1.6万元左右。也就是说,既不够再买一件衣料,也不够再买一双鞋了。

我把剩的这点钱,放在钱包里,老同学泽宜跑来张罗,说:"新娘子不买点东西吗?我陪你办嫁妆去!太平町(延平北路)东西便宜。"于是,我们煞有介事地去了。结果,我挑来挑去,只买了一瓶小号的Pond'S面霜,以下就什么也不买了。

泽宜问我:"怎么不一起买好,难道还要再跑一趟?"我说:"没有什么可买的了。"其实,就连老同学,也不知我竟然那么穷。我手中只剩万余无,还得租件礼服,礼服就要一万元租金,剩点零钱压口袋,总比都花了好。

礼服有了,鞋有了,化妆品有了,旗袍有了。当时台大工学院的彭院长是我父亲的好友,也是我在台湾仅有的父执辈。我请彭伯伯做主婚人。彭伯母送了我一件很漂亮的衣料,是紫红、粉红、粉蓝、白等等彩色大花朵的。比我自己买的那件值钱多了。我决定先把这件做好,在婚礼那天穿。

结婚,一向是以新娘子为主角,因此,先忙我的。我的忙好了,这才想到新郎还没有衣服。那时,他本来有两套勉强可以见人的衣服,但是,他把一套新的送了朋友,身上一套太旧,简直不能做礼服穿。无奈,只好向一位朋友黄君商量,由他向他的同事转借一套,试了试,倒还合身,皮鞋也就免买新的了。

朋友黄君是个总务人才。他平常和我们一同玩闹,常表现出他安排事务的才干。这时,便自告奋勇,替我们负责办酒席。有些朋友早已自动先把应送的礼金送来,由黄君统筹办理。黄君果然有气派,他把礼堂订在"凯歌归"("凯歌归"是当时最高级的宴客处所,位于仁爱路东门旁。)我们起先怕钱不够,不大赞成。黄君却很得意地告诉我们,一切他自有打算所收礼金除掉开销之外,可能还有盈余。

现在我们担心的只是家具了。要说,日式房子,家具也不很重要,只是内地人习惯有个桌椅。尤其新婚之后,一定要招待朋友总不能让人家学日本人,席地而坐。所以,我们和黄君商量,由他帮我们买了一个三夹板的圆形小几,但却买不起沙发。无奈,只得向当时电台的业务科王科长家里借来一套,言明数日之后,即行归还。

于日,吉日良辰到了。我此地无家,主婚人彭伯伯是代表父亲。彭府就是我的娘家。彭伯母里外地张罗忙碌,帮我打扮整齐。临上汽车的时候,她忽然发现我手上仍拿的是平常上班用的那个黑色长方形的公事包。说:"这怎么行?"她可没想到我和新郎俩人都那么穷,以为是我忘了买了,回身把她自己的一个新的白色皮包拿来递给我,说:"用这个吧!"

我接过来,倒是觉得自己顺眼多了。

我们坐车子先到台湾摄影社照了照片,新娘花不知他是从哪里买的,红红绿绿的一大堆,实在俗气。临时向照像馆老板借了一束假花,那花是清一色淡黄的马蹄莲,非常别致。后来我把那张彩色的结婚照片寄回家去,家中亲友来信,一致赞美,说台湾的花真好看!

我照完了像,来到"凯歌归",在黄君燃放的鞭炮声中,进了新娘休息室。同学泽宜对着身穿礼服。头戴花纱的我看了一阵,失声叫道:"哎呀!怎么没戴耳环?"

"为什么一定要戴耳环?"我说。

"不行,不行。"她说,"手上也光秃秃的,像什么话?"

她边说边跑出去,坐车到她铜山街的家里,把她二姐何太太的金手镯、金戒指、金耳环,叶铃咣啷的带来一堆。挑了几样给我戴上。那真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戴了那么多的金饰!

婚礼进行曲是电台的唱片,经过扩大器播放,那倒是最标准的演奏--我想,大概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灌录的。彭伯伯把我带进礼堂,司仪开始一项一项的赞礼,各项的致词、行礼、盖章、奏乐等等,循序进行,直到礼成,没有人发现我们的婚礼省掉了一个项目,也许有人发现,而没好意思提出纠正--我们没有交换饰物。

省掉这一项目的原因,是我们买不起金饰,没有饰物可以交换。所以,事先就彼此同意,"免了这项吧!"谁说结婚一定要交换饰物?不交换又怎样?于是,我们理直气壮地免了这一条。

喜筵开始,宽敞的大厅,清清爽爽地排开十几桌酒席。那气氛,实在很美,不像两个没有钱的人在结婚。婚礼完毕,朋反们一哄到了我们的新房,少数人占据了借来的沙发椅,多数人还是得坐在"塌塌米"上。我招待大家吃西瓜。大家把西瓜皮都扔在脸盆里,西瓜水还是弄得"塌塌米"上到处都是,后来一直都在招蚂蚁。

我们的床是向公家借的两张单人床,我把它们并在一起,变成双人的。上面的床罩是他在地摊上买的红色丝织的窗帘纱。大概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幅面很宽。我把两幅缝在一起,铺在床上,两边长长的垂下来,不但喜气洋洋,而且十分别致。朋友们人人说好,女同事而且还决定明天也去逛逛地摊,看还有没有类似的帘纱,也可买来应用。

第二天,朋友黄君拨着算盘,来向我们报帐。朋友送的礼金不少,去掉礼堂租金、酒席钱、小帐、杂支等等,还剩下3万多元。我一想,那怎么行?结婚怎么可以赚朋友的钱?人家送礼的钱,我们怎么可以不吃完,而挪做别用?于是,在结婚半个月之内,我三天两头请客,直到把那些剩下的钱统统请光,才算放心。

而那一阵,正赶上台风季节,常常下雨。一下雨,房子就漏。我把中间漏雨的地方摆满了洗脸盆、奶粉罐和水桶。把朋友都赶到不漏雨的角落里,让他们坐在墙角边,吃我做的"灵感菜"。朋友们也完全一副"宾至如归"的样子,忘了我们本来没钱,怎么还直请客?

好了,这时,婚也给了,礼金也花完了;金饰还给了何太太,皮包还给了彭伯母,沙发也还给了王科长。我们新房的客厅里,就只剩厂一个孤零零的三夹板圆茶几。没有沙发,光有茶几,真是难看。我们只得向公家借了4把本制的办公椅子,围在圆几周围。办公椅子太高,茶几太矮,但是并不妨碍朋友们来聊天的兴致。他们那居高临下,身坐办公椅,面对咖啡桌,高谈阔论的风采,我至今犹觉历历在目。

我们没有负债,所收礼金也完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现在想来,那时真有点傻里傻气,糊里糊涂,莽莽撞撞。也就是因为年轻,凡事凭一股冲劲,管它三七二十一,一切传统的风俗礼节,一切瞻前顾后的想法,统统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

我们的结婚喜帖是一位写诗的朋友设计的。他用厚的卡纸做成双折的卡片(当时的卡纸很黑,很粗,如今大概谁也看不上眼)。卡片是正方形,正面印新郎新娘的名字,背面印了一幅象征爱情与祝福的木刻画。里面的词句是我们别出心裁创造的。写的是:

"我俩决定于X月X日X时在台北'凯歌归'结婚,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过了好几年,我们一直很穷。忽然有一天,他在电台晚会中摸彩,得了一个不锈钢的戒指。我看了,说:"你直到现在都没给我一个结婚戒指,不如就把这个给我吧!"于是,他把那枚戒指套在我手指上。以后我就一直戴着它。看见它的人都以为它是白金的,而且都说:"看那古怪的花纹,也不是本地货色;又那么宽,一定很重。"

白金就白金吧!本来在我看,也没有什么两样。或许,它所代表的意义,比白金还多些。

我喜欢告诉人家我结婚的时候如何如何,因为它可以使那些为没钱铺张而难过的朋友们,得到很多安慰。尤其是我和他现在已经不必再用"居高临下"式的桌椅来招待朋友,房子也不再漏雨。当初曾帮过我们,或为我们担心着急过的朋友们也不再为我们担心和着急。

我想,我们所走过来的这一段人生路程,对尚在趑趄不前的青年朋友来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路,就是这么走出来的。人生就是这么一半懵懂,一半认真地闯过来的。我们的指南针很简单,说穿了,也许只是"心之所安"四个字。他是一个很豁达的人,每到有困难的时候,就用他那北平调子的四川话说:"到哪个坡,唱哪个歌。"

这些年来,我们所唱过的歌有糊涂歌,有倔强歌,有不懂事歌,有受罪歌,有开心歌,有吵架拌嘴歌,也有雨过天晴歌。而结婚的时候那支歌是什么歌呢?

无以名之,也许可以叫它做"不知天高地厚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