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的办报思想 浅析抗战时期张季鸾办报思想
张季鸾是深受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种思想源流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新闻思想中,“言论报国”、“新闻救国”是其从事新闻活动的重要目的,但他对报刊的认识已经进人了西方现代报刊的领域,已非传统的“文人”或“文人论政”概念所能涵盖。
诚如他去世后《大公报》对他的评价“先生一生志趣在新闻事业,以做报为终身事业,故立志不作官……先生之视报业,一非政治阶梯,亦非营利机关,乃为文人论政而设,个人以国士自许。”[4]张季鸾的思想和生平,成为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际遇的一个侧影。■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的政论,论事析理,稳健明达,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他就是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报人———张季鸾。研究张季
鸾的办报思想,对于研究《大公报》,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现今从事传媒工作都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张季鸾办报思想之转变及原因
对一个毕生都以“言论报国”的为志愿的报人来说,日军侵华无疑是对张季鸾民族感情的重大刺激、必然对其办报主张有相当分量的影响,战争导致当时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报纸所担负社会责任也就必然发生改变。
《大公报》的言论独立是建立在经济独立之上。张季鸾自信大公报的唯一好处,就在股本小,性质简单。没有干预言论的股东,也不受社外任何势力的支配。然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津、沪版被迫关闭,并先后辗转全国各地,报纸原本带有的商业性受到严重打击。
这就促使张季鸾深切地体会到在国家不保的情况下任何事业皆难立足。在国内主要矛盾转移的历史大势下他认为,积极为国家作抗战宣是战时报纸义不容辞的责任。报道和言论都应该唤起民众抗日热忱,目的是传达并宣扬中国民族神圣自卫的信念与热诚,使之更贯注而交流。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张季鸾进一步明确了“报刊机构都是严格受政府统治的公共宣传机关”的态度。[1]
早期张季鸾认为报人应是“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由主义职业人。而且张季鸾等人早年为《大公报》订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四不主义”作为该报的指导思想。为《大公报》打上了自由主义报刊的精神烙印,也成为张季鸾积极倡导麾下报人所应遵从的职业规范。
然而,当《大公报》的事业行至抗战爆发后,张季鸾对报人的地位进行重新思索与定位。他在晚期的文章中赞誉到:“在上海等处为国尽忠的中国报人,在道德上是世界第一等!”而这种道德“是中国国民的志气,也是中国报人的精神。”[2]很显然,这一时期张季鸾对报人精神的诠释已偏重于“服从”、“尽忠”等杂糅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概念了。
在张季鸾看来,就是要报纸服从“国家中心”。19世纪3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曾爆发关于民主与独裁政治的论战,与知识界过从甚密的季鸾与《大公报》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张季鸾这一政治主张,一度被视为“小骂大帮忙”的典型,个人认为他是出于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统一国内市场的考虑,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拥戴蒋介石的统治,而且《大公报》与一些国民党党报坚决反共的立场有明显区别,[3]但是这都无可避免地影响到张季鸾从事报业的立场。
张季鸾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民族情感上升至思想最主要的地位。
二、“言论报国”与“四不”方针思想的保留与延续虽然在办报思想上完成了转变,但在张季鸾的骨子里依然保存着一些自办报以来就有着的办报思想伴随着这位报业巨擘的一生。其中的“言论报国”便是如此。
![>程斌抗联 东北抗日联军[抗战时期东北抗日武装]](https://pic.bilezu.com/upload/1/fd/1fd4ec5d764dfbaba24a67f14e00fca1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