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七君子 “七君子”之一王造时蒙冤始末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声名远扬的“七君子”。除邹韬奋于1944年病故、李公朴于1946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外,其余五位“君子”,有四位陆续调往北京。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长、史良为司法部长。唯独学位最高、年纪又轻的王造时闲居上海,只在华东文教委员会挂了个委员头衔,工作单位也没有。

1937年7月,“七君子”出狱时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至1951年8月,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目睹这位昔日好友的窘境,才聘他去任政治教授。后来还是听史良透出口风,说某位领导可能对他当年执笔给斯大林写信一事,大有看法。

起草《致斯大林元帅的信》埋祸根

事情追溯到1941年4月13日,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至极的时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竟与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裕仁天皇,缔结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条约》的核心内容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更为荒谬至极的是,苏日双方在《条约》附件的《宣言》中,公然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获悉《苏日中立条约》的内容之后,作出了强烈反应。4月中旬的一天,设在重庆的“救国会”总部,由王造时、沈钧儒、李公朴、张申府等负责人出席,专门为此召开了一个有各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与会者强烈地抨击苏联丧失原则立场,出卖友好邻邦,与敌国战时言和的错误行径。会上,根据大家的讨论,推举王造时执笔起草一个《致斯大林元帅的信》。满怀义愤的王造时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他会后用了一整天写出初稿,又与张申府共同从文字上作了润色。翌日在史良家里开会,加以讨论修改。这封信定稿后由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胡子婴、张申府、刘清扬、史良共9人签上名字,然后以电文形式公开发出。

随着建国后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两个社会主义邻邦进入“蜜月”时期,这封公开信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苏联没有忘记这件难堪的事。为此,苏联《真理报》发表过若干基调一致的文章,解释说这一条约的签订,是斯大林同志的一大“策略”,其“英明意图”在于让日本侵略者的矛头,自此向南不向北,不使苏联腹背受敌,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希特勒。

又说某种意义上是让中国牺牲局部利益为代价牵制日本,待苏联取胜后再回过头来打,颇有“丢车保帅”的战略构思。根据这一逻辑,王造时起草的那封信便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的证据了。

难忘与周总理的一次谈话

1957年3月,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王造时作为特邀列席代表出席会议。借着这一机会,他上书中央统战部,发出了“是否‘反苏’问题妨碍了我的政治前程”的提问。组织上对此倒也重视,中央统战部的一位主管副部长与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听取王造时陈述当年写给斯大林信件的来龙去脉后,第二天起又找到在京的当事人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人,听取他们对这件事的回顾。

所幸,“四君子”的看法是一致的,共同地认为即使那封信有什么错误的话,也应该由大家来负责,不能全部推到王造时一人的头上。更何况当时写这封公开信的动机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了解到这种情形后,中央统战部认为此事非同小可,须报告上级领导,包括周恩来总理。因为这关系到党对高层爱国民主人士的政策问题。周恩来早已对王造时的“反苏”问题有所闻,但又不详知内情,在认真听了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的汇报后,当下决定找王造时谈一次。

同年3月27日下午,住于全国政协招待所的王造时,由周恩来派秘书接进中南海西花厅,受到周恩来亲切热情的接见。周总理对王造时的情况作了全面了解,然后陪他吃晚饭。吃饭的时候,周总理不时给王造时夹菜,同他讲话,回顾他们在上海、吉安等地的一些往事,令王造时轻松愉快。

吃罢晚饭,周恩来继续与王造时促膝交谈。周恩来讲到:这件事并无错误。让他一人承担了不应有的责任,是极不公平的,希望放下思想包袱,目光放远,继续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并表示待政协会议结束后,由组织上考虑将他调到北京。王造时离开西花厅时,是含着泪水与周恩来握手道别的。

政协会议结束回到上海,王造时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肺腑之言:“……最感幸的是你万机待理之中还邀我作一恳谈,你那种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望,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

一夜间成为大右派

两个多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急风骤雨将王造时打懵了。1957年6月上旬,王造时被打成全国的第一批大右派。直接的原因,是秉性刚正的他激于一腔爱国忧民之情,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了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通篇讲的是号召党内党外人士发扬“魏征精神”,但被说成是大肆放毒,是自比魏征向党猖狂进攻。

数年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成为“头号修正主义国家”。按说,他是由于“反苏”作为直接原因蒙冤遭贬的,命运应该有所转折,但不知为何,王造时依旧被人们遗忘,依旧家境凄凉,妻子病逝,三个子女均患有神经病,备受煎熬。

1966年11月22日,即“七君子”事件发生30周年的这一天,在“文化大革命”的恶风狂澜中,王造时被造反派以“历史反革命——现实大右派”的罪名拘捕了,关进上海第一监狱。造反派头头对不知何故身陷囹圄的王造时呵斥道:“你王造时算什么君子?30年代末就反共反苏,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听到这样的呵斥,王造时的伤口上又被撒了把盐,痛苦地长吟:“苍天无眼。”在监狱中受尽折磨的王造时,于1971年8月2日在狱中含冤而亡。

直至1980年5月,王造时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有关方面为他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