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长春解放 郑洞国与长春解放
1948年10月,长春死气沉沉,天空中的太阳在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字桂庭)眼里早已失去往日光芒。16日上午,两架P51战斗机飞临长春投下一个通信专用的红色布袋,“桂庭吾弟勋鉴:迭送函电,迄未见弟部行动,焦虑无已,中(正)为我全体官兵安危生死及弟等各将领前途成败荣辱计,熟悉至再,突围时机未有如今日之安全者,此诚千载一时,稍纵即逝之良机,切勿延误。
”郑洞国阅后略加沉思,当即电话通知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第60军军长曾泽生、新7军军长李鸿和参谋长龙国钧等人召开紧急会议。
困守孤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中长铁路纵贯南北,长图铁路、长白铁路横亘东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奠都于此,改称“新京”。当历史的车轮行驶到1948年春天,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已经获得解放,国民党军队只能困守长春、沈阳、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彼此互不相连。
郑洞国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一位具有朴素爱国思想的正直军人。大革命失败后,郑洞国在痛苦和彷徨中,与曾在东征、北伐战场上并肩作战过的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十四年烽火抗战,郑洞国不甘人后,先后参加了长城抗战、平汉路北段之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反攻宜昌战役等。
1943年2月,蒋介石任命郑洞国为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旋又升任副总指挥,留下许多配合盟军反攻缅北的传奇故事。
抗战胜利,郑洞国认为“国家残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当务之急应是休养生息,与民更始。在这个时候,大打内战,无异是把国家重新推入灾难的深渊”。但是作为蒋介石的“天子门生”,郑洞国觉得政治上的事情,军人不应该多想,毕竟服从命令最要紧。
卷入东北内战之初,郑洞国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率领国民党精锐部队一直打到长春、永吉,几乎势不可挡。直到1947年5月,东北战场发生根本性转变,解放军越战越勇,连续发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国民党军队勉强招架,还手无力。
东北局势持续恶化,蒋介石和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在撤与守的问题上产生巨大分歧,郑洞国时任副总司令,他预感情况不妙,试图以胃病发作前往北平就医为由,请假离开是非之地。卫立煌不仅没有同意,反而希望郑洞国坚守长春,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
此时的长春已被解放军团团包围,除了城郊大房身机场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告中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军队士气低落,老百姓更是惶恐不安。“不管怎么讲,长春我是不去的!”郑洞国有些动气。卫立煌解释说:“要你到长春,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委员长(蒋介石)也是这么主张的。”
许多年后,郑洞国记忆犹新:“我的一些朋友和身边幕僚都劝我不要接受这项危险的使命。我内心的斗争也很激烈,陷入重围之中的长春无疑是死路一条。但是,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和旧意识的束缚,我还是怀着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前往长春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最痛苦的一段日子”。
四面楚歌,“我再三哀请增加空投”
1948年3月,郑洞国正式宣布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第1兵团主要由新7军和第60军组成,合计约6万人。新7军下辖新38师、暂56师、暂61师,其中新38师最为精锐,虽然几次遭受打击,但基本上保存了驻印军时期的老底子。
第60军属于滇军系统,下辖第182师、暂21师、暂52师,其中要数第182师战斗力较强,抗战那些年打过几场硬战。如果再加上长春警备司令部、吉林保安司令部等单位,长春守军兵力大约10万人左右。
长春军事力量构成复杂,蒋介石勉励郑洞国:“两军官兵和爱与团结之精神,而以高级将领间,更需同舟共济与生命整个不能分的觉悟尤为重要,对于曾泽生军官兵更应加以优先。”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郑洞国颇具儒将风度,性情温和、平易近人。
侍从副官李国祯说:“无论在前方后方,在战时或平时,从未见过先生正言厉色,而总是和善待人。对同辈将领,先生均能推诚相处,屈己待人。在嫡系与非嫡系将领中,始终起调和融洽作用,表现光明磊落。”经过一段时间相处,郑洞国保荐曾泽生升任兵团副司令官,仍兼军长。不过为了粮食补给问题,新7军与第60军的摩擦不断加剧。
解放军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方针,5月19日一举攻占大房身机场,严禁粮食、蔬菜等入城,牢牢卡断了城内守军生活物资来源。新7军驻扎长春时间久一些,或多或少有点储备。第60军从吉林市调来长春,除了向新7军借粮外,只得去挖一些酒坊酱园的陈年酒糟充饥。郑洞国焦急万分,“我再三哀请蒋介石和卫立煌增加空投。奇怪的是,我电报催得愈急,飞机来得愈少。开始每天还有十几架,以后减到每天三四架,而且一逢阴天下雨就停飞”。
蒋介石1948年6月12日致电郑洞国,强调军粮或可保证,“惟民粮无法,断难空运接济,故应劝导民众向各乡区疏散,或用半强迫性亦可”。当年8月,蒋介石再次命令郑洞国疏导长春市民出城。郑洞国遵命执行,“但因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困集在南郊和东郊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欲出不得,欲退不能”。
随着长春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街头经常出现被遗弃的婴童,郑洞国发动地方慈善机构尽量收容,又竭力动员军队眷属抱养。“无奈,被遗弃的孩子愈来愈多,如何收容得过来?”
巨大压力之下,郑洞国曾于9月中旬致电蒋介石:“自午东(7月2日)因感冒而患心脏衰弱、头晕目眩之症以来,迭经诊治头病,近虽稍痊,而心脏病迄未痊愈,据医嘱再三,若不静心调摄难望全愈。”提出辞去本兼各职,以“剿总”副总司令名义留在长春指导,“藉此就地休养”。蒋介石原则上同意,后因解放军猛攻锦州来不及人事调整。
突围无望,“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曾泽生接到电话不免担心起来:“郑洞国从来不在上午通知开会的,莫不是走漏了消息?”原来第60军早已和中共取得联系,秘密酝酿起事之中。“司令官准备怎么办?”曾泽生开口问道。郑洞国叹着气说:“只能按命令行事,我计划今晚就开始行动,明日四面出击,后天就突围,你的意见如何?”曾泽生心事重重,“好吧,不过部队士气低落,突围的话,我们六十军是没有希望的”。
新7军军长李鸿病重,副军长史说代表出席,表示“只能依兵团司令官的决定去做”。
当日深夜,郑洞国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暂52师副师长欧阳午密报第60军不稳,已向新7军派出警戒。10月17日,曾泽生派人致书郑洞国,“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公乃长春军政首长,望即共襄义举”。此外又找《民国日报》记者杨治兴传话,“桂公,曾军长要我转告您,说他决不向您开第一枪”。郑洞国态度平和:“知道了,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毫无疑问,郑洞国内心是挣扎的,曾泽生信中说的都是事实,但蒋介石对自己有着多年“知遇”之恩,实在难以跨出那一步。据杨治兴回忆,郑洞国曾在一次私人聚会上说过,“北伐时期的国民党是革命的,因此革命能够成功,现在的国民党已成为革命的对象,所以到处失败。
国家经济不振,政府贪污腐败,实属民族和国家之不幸”。突围无望,郑洞国心情沮丧到了顶点,突然曾泽生打来电话,“有人同你讲话”。郑洞国拿起听筒,对方开门见山,“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必再作无畏的牺牲了”。郑洞国仍是转不过弯来,“既然失败了,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然而,杨友梅、李鸿、史说、龙国钧等人都已不想再打,只是碍于郑洞国的反对而不敢明说。杨治兴身份特殊,急于促成和平,根据郑洞国平时对国民党的一些不满言论,故意放风:“桂公也有此意,不过依他的身份怎么好讲呢?”史说、龙国钧“心领神会”,18日早晨瞒着郑洞国派人去找解放军接洽谈判。
此时,第60军已经按照协议撤离长春,市区东半部事实上已为解放军和平接管。蒋介石按照原定计划派来一队轰炸机掩护守军突围,机上指挥官不明真相,“市区东半部正有大批部队向城外开出”,请示是否轰炸。郑洞国婉言拒绝:“那些以前都是自己人,况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遭殃,还是算了吧!”
北国春晓,“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新的转折”
滇军顺利起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局“对长春取威迫政策,堵塞其一切可能的逃路,暂时不攻击他以促其变化。郑洞国系黄埔一期生,人还老实,在目前情况下有可能争取其起义,则对整个黄埔系军队的影响当会很大”。与此同时,周恩来亲自写信给郑洞国,“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
新7军政工处长杨天挺等四人奉命谈判,找到城内解放军临时指挥所,要求集体投诚,不必零星接收,保证不破坏武器、仓库,所有机要文件一律交出。解放军认为杨天挺等人职务偏低,须有几项先决条件:应出具郑洞国亲笔信函;交出全军所有人员、枪械、弹药、仓库的详细统计;首先交出所有重武器。
谈判代表返回军部,史说、龙国钧分析情势,新38师部分官兵死忠得很,全体起义缺乏号召人物,怕出乱子,不如消极放下武器,要突围的也不加阻拦。
接洽和平的消息不胫而走,郑洞国或许微有所闻,18日下午“突击”新7军军部。李鸿躺在床上默不作声,史说只说“眼下官兵饿得腿脚浮肿,行军困难,况且途中还有共军拦截,这些情况您是深知的”。新38师师长陈鸣人见风使舵,“我听副军长命令。”史说回忆当时情形:“郑洞国看看我,我不作声,我知道双方都有话不便出口,想留郑在军部吃晚饭,然后再告诉他已与解放军接洽的情况。”郑洞国误会部下企图挟持,立刻夺门而出。
入夜,新7军为表诚意,先行交出4门105毫米榴弹炮,增加两位副师长参与谈判。双方围绕投诚细节展开具体协商,直至19日晨5时30分完成协议签署。几个小时后,解放军陆续开入市区西半部,最后只剩下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所在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大楼。
史说顾念郑洞国待人谦和,委派龙国钧再作委婉争取,“史副军长正主持会议,但有些重大问题尚待决定,倘若司令官亲自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些”。郑洞国情绪激动:“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何苦这样逼我!”
解放军独立第9师第1团负责包围郑洞国兵团部,根据上级指示,电话联系杨友梅及参谋处长郭修甲,杨、郭答应放下武器,提出“郑洞国不在报纸和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对外宣传时,讲郑洞国伤后被俘”等要求。20日晚上11时,郑洞国给蒋介石拍发了诀别电报,声称司令部与特务团固守央行大楼,“曾部突变,李部覆灭,大局无法挽回”。
21日凌晨,杨友梅下令特务团对空鸣枪,“发出最后一弹”。郑洞国百感交集,精神恍惚,企图自戕,卫队长文健呼喊卫士将郑死死抱住。住在隔壁的吉林省政府秘书处长郑安凡是郑洞国的本家侄子,直挺挺跪在地下连声哀求:“二叔,不能啊,您可千万莫走绝路!”
长春解放,郑洞国在解放军安排下经永吉前往哈尔滨解放区,从此开始了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新的转折。晚年每忆往事,郑洞国总是念念不忘,“我由衷地感激共产党的伟大政策和部属们煞费苦心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