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宝良哪里人 艾宝良:你不知道哪堆灰最后会着火

2018-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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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1959年,11岁的艾宝良考入了中国戏曲学校.对于这改变命运的一遭,他回忆称,得恩于当年在北京里仁街上遇到的一位无名"同志"--他管"同志"问路,"同志"手指一指,"那边",他才到了中国戏曲学院报考,且考上了.他是幸运的.中国戏曲学校和北京市戏曲学校,前者直属于国家教育部,后者则由北京市文教局批准成立.在他的记忆中,它们还分别驻在里仁街的东边和西边.艾宝良哪里人 艾宝良:你不知道哪堆灰最后会着火"他(同志)要是指了另

1959年,11岁的艾宝良考入了中国戏曲学校。对于这改变命运的一遭,他回忆称,得恩于当年在北京里仁街上遇到的一位无名“同志”——他管“同志”问路,“同志”手指一指,“那边”,他才到了中国戏曲学院报考,且考上了。

他是幸运的。中国戏曲学校和北京市戏曲学校,前者直属于国家教育部,后者则由北京市文教局批准成立。在他的记忆中,它们还分别驻在里仁街的东边和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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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志)要是指了另一边,那我的命运就全变了。”艾宝良感慨道,人这一辈子有多怪,叫一个人这么偶然地一指,命运就被决定了。而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命运”,在他之后的人生中又重演了一回。

从江苏回京的文化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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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戏曲学校毕业后,艾宝良先是被分配到了江苏连云港,干了一阵子演员的工作。后来,单位正好提拔有学历的年轻干部,他便混进了公务员队伍。

“把我的最好时光都用在连云港了。”艾宝良数了数,从20岁到45岁,期间也干了10年公务,最后坐到了文化局副局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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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个机会从江苏回到北京,北京接收单位的人说,来可以,但组织关系、人事关系、单位分房等,什么都没有。“你要来就来,不来就算,我们也不缺人。”

艾宝良是北京人,父母都在北京。于是,他一咬牙、一跺脚,选择回北京了。

离开江苏的那天,局里的人连同打字员都到车站送他一程。车子移动的时候,局里的人个个满含热泪,他看着觉得难过,说“太隆重了”。

那些沉重的、迫不得已的生活,看着很有人间烟火味。而提出愿望和实现愿望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离开连云港的艾宝良,把自己误认成了20岁的青年,给出不切实际的空口号,在北京落脚后的艾宝良,才发现自己就是个45岁的大叔,想的都是些出卖自己年龄的问题。

回到北京后,艾宝良到一个做商务策划的协会做起了办公室副主任,传真、打扫,什么都干。他还记得,从上班第一天起,协会里的人都叫他本名,而不是过去在连云港听惯了的“艾局长”,也就没有了过去当文化副局长那会儿自带的尊荣。

上班第一天的晚上,艾宝良住在协会的传达室里,与传达员杨子睡上下铺。当时,传达室周围的蜘蛛网还没扫,他就现打扫了一趟。这就开始了在北京的新生活。

他早上走过东四十条(当时的办公地点)边上的一条大街时,看见一卖水晶的,便走过去看了好一阵子,思忖着:要是能捣腾连云港东海的水晶到北京来卖,那得多赚钱啊。

到了晚上,单位的人都下班回家后,他跟着杨子,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在当时很空旷的三环附近穿梭,不时抬头望一望那些亮着灯的楼房,发誓日后这些楼房里必须有一盏灯是自己家的。

艾宝良当时的工资只有70多块钱。连云港的同事到北京来看他,他为了不让对方感到失望,还装得挺成功的样子,请他们到麦当劳吃了一顿。结果当他们问“来北京感觉怎么样”时,艾宝良说了两句话,一是“现在让我回去我也不回去”,二是“知道这么难我不来”。

这个道理,走在他前面的人早已明白,跟在他后面的人还会重复。

文艺台18层的红红“干妈”

“就跟人在游泳池边上一样,你站在那让你跳,娇着喊‘哎呦呦,凉,不下去’。但被人一推,‘轰’地一声也就下去了,就学会了怎么游。”艾宝良解释道,从92年到现在,在北京摸爬打滚了这么多年,什么都干过。

他曾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过,期间给北大和清华的学生讲了8年的品牌战略。有一次课后,学生跑到讲台边上准备问他问题,他卯足了劲,结果那学生一脸神秘地悄声问:“艾老师,网上讲《鬼吹灯》的那个人是不是您啊?”

原来,艾宝良没放下演播这茬儿,把播小说做成了“业余”。至于他怎么把“业余”又重新做成了“专业”的,还得从他离开连云港那会儿说起。

当时,艾宝良心里想得明白,回到北京后,戏剧这门专业也就难有施展的机会了。但他还是不死心,琢磨着那个万分之一的机会。于是,他给连云港电台录《云台山传奇》的时候,让电台的工作人员给复了一盘磁带,完了就揣着这一盘磁带到了北京。

在北京做商业策划的协会里,有一次,艾宝良跑完腿往椅子上一坐,按开了录音机,喝着茶,一脸惬意地开始听他那盒磁带。“播得不错。”边上的同事张建成说,“我有一干妈,在电台工作,回头给你介绍一下。”张建成就这么随口一说,艾宝良也没放心上。

结果过了一个星期,张建成跟艾宝良说:“艾宝良,红红老师让你去一趟。”艾宝良还糊里糊涂不知道红红老师是谁,张建成就补了一句:“跟你说了,我干妈。”

艾宝良到建国门外的广播电台,见了红红老师。这位红红老师50来岁,头发梳得特别精致、服帖。“你就是艾宝良?”她从楼上下来,娇着嗓子问道,“你看我们在十八层办公,真是十八层地狱。我刚从十八层地狱上下来。”

到了十八层,红红老师给了艾宝良一本书,让他试录一段。他看着书里的《天网》,心里开始绕圈:“在昏暗的路灯下......”应该用哪种播法才能让红红老师觉得欢喜?

京剧的播法,是撒狗血,拼命地放开,到处都是妖魔鬼怪和爪子印痕;另一种则是走优雅范儿,矜持着——在电台干了多年的老师都是精,是骨灰级的老手了,可能会对此不屑。斗争到最后的结果是,艾宝良用了后一种播法。

录的时候,艾宝良偷偷看了红红老师一眼,见她没有什么动作,心里就踏实了些。如果她站起来,来回走,那就悬了;如果她嘴角微微一翘,那就戏大了。“播得还行,就是有点平,能不能起伏再大一点?”艾宝良心里特高兴,因为他最擅长的就是不平了。

录完第二遍后,红红老师对艾宝良说:“回去好好准备,别的活就别再接了。”艾宝良自此开始做起专业的小说演播,且由于当时演播小说很火,他一本一本地录,至今共录了200多本小说。他的名气就一下子上来了。

“这个太可怕了。”艾宝良感慨道,“你不知道哪堆灰最后会着火,所以你哪堆灰都不要给它浇灭。我就不知道我播小说这堆灰会着火,而且烧得这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