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国崛起的秘密:海盗 英国女王的寵兒

  伊丽莎白的统治并没有陷入新教和天主教的冲突之中。伊丽莎白的第一任海军大臣——爱德华·法因斯·克林顿,后来被封为林肯伯爵,他是一位坚定的新教徒,来自西南部;而他的继任者诺丁汉伯爵,埃芬厄姆的查尔斯·霍华德,却信奉天主教。彭布罗克郡伯爵和阿伦德尔伯爵,玛丽和伊丽莎白两朝的枢密院大臣,都公开表示其天主教倾向。罗伯特·达德利和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都具有强烈的清教信仰倾向。后来被封为伯利勋爵的威廉·塞西尔也是一名新教徒,同女王一样,他对宗教也十分宽容。只有那些女王的商业探险家和海盗们几乎全都是新教徒,他们所从事的艰辛贸易总是多少带些社会、宗教或者政治意图。

  围绕在宫廷和女王身边的人们,不仅仅因为拥有相同的理想——都对权力、知识、财富、冒险以及英格兰的荣耀充满渴求,同时也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或者相互之间都是好朋友。马丁·弗罗比舍,曾经在北美高纬度地区探险过的海盗,在伊丽莎白统治的第一年却因抢劫被投入监狱。约翰·迪伊,伊丽莎白的私人占卜家和伟大的数学家,曾经为弗罗比舍和其他众多探险家的探险活动出谋划策。迪伊就是一位“绸布商”或者纺织品商的儿子,他的重商主义的背景对他的政治仕途影响很大。迪伊和伊丽莎白都在同一师门:师从于罗杰·阿斯克姆和约翰·奇克爵士。阿斯克姆、奇克和女王的另一位议员托马斯·史密斯爵士,都毕业于剑桥大学,同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关系密切,而后者则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传播到了北欧地区。奇克是东英吉利商人,安东尼·库克的一位私人密友,其女儿安妮则嫁给了女王的掌玺大臣①尼古拉斯·培根爵士,而库克的长女米尔德里德,几年前就嫁给女王的首席大臣威廉·塞西尔了。库克和塞西尔都同凯瑟琳·帕尔(亨利八世最后一任妻子)所栽培的受人尊敬的人文学者圈子和年轻的爱德华王子的关系极为密切。沃尔特·罗利是伊丽莎白钟爱一生的朋友和家庭教师凯特·阿什利的侄子。他的哥哥——探险家汉弗莱和阿德里安·吉尔伯特曾经推动了开辟通往中国的西北通道和北美殖民地的探险活动,早在罗利获取女王青睐之前就被凯特·阿什利引见给女王了。枢密院大臣弗朗西斯·诺利斯的妻子凯瑟琳·诺利斯夫人,以前被称为伊丽莎白的表姐,但是现在又被认为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因为她是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姨妈玛丽·博林所生。凯瑟琳·诺利斯的哥哥亨利·凯里——亨斯顿男爵,也是亨利八世的儿子,同样是玛丽·博林所生,他现在也成了伊丽莎白王朝坚定的支持者,以及威廉·莎士比亚的资助者。通过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伊丽莎白的世界实际上已经被浓缩到了一起。

       但是,伊丽莎白周围不仅仅是这些关系密切、脾气乖张的亲朋好友,也包括那些将文艺复兴传入英格兰的知识分子,他们将社会发展和思想深度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远远超出了亨利八世时期人们的想象。约翰·迪伊周游欧洲列国,广交朋友,就像那位杰出的天才绘图家杰勒德·墨卡托一样。在返回英格兰的途中,迪伊到处宣讲,如果只有伊丽莎白的探险家们远航探险,那么他们所发现的一切财富和领土都将归英格兰所有。

  对西班牙人来说,迪伊的宣讲十分可恨。在上个世纪,这个世界已经被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了,这已经得到了教皇的批准,同时也在1497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①中明确规定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看来,帝国是在战斗中保护伊比利亚“权力”的基本主体。在英格兰人看来,任何海盗、贸易或者战争行为都是为了对抗强大的天主教势力,从而获取生存所必需的基本需求。这些需求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大部分时期都是英格兰同西班牙、法国冲突的焦点所在。但是,如果就这样认为伊丽莎白是一个帝国扩张主义者那就大错特错了。英格兰的历史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如迪伊、马洛和莎士比亚在思想、科学和文学上来树立。然而,她对新教英格兰的统治——播下了帝国的种子——通过当时无数的商人和绅士探险家的贸易、掠夺和殖民扩张来确保。

  另外两位为扩张主义思想和行动作出巨大贡献的伟大人物是:两位理查德·哈克卢特。理查德·哈克卢特,尤其是小理查德·哈克卢特为后世子孙留下了永久的航海记录,他们遍访所有伊丽莎白时期的船员,记录他们的航行,最后由小理查德·哈克卢特整理成《航海总集》。

 其他在英格兰改革思潮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就是女王的掌玺大臣尼古拉斯·培根,他推进了教育的普及化,并且为剑桥大学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女王的首席大臣威廉·塞西尔爵士,也是剑桥大学的副校长。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伊丽莎白派往低地国家的大使,同时也是“间谍”、军火商和伦敦商人,在1572年他出资建立了皇家交易所以促进国际贸易;他拥有伦敦公司和绸布商公司,并且创建格雷沙姆大学以普及大学教育,尤其重视同商业相关的实用学科的课程。

  许多很有影响力的商人都加入了绸布商公司或者批发商公司(在欧洲大陆从事羊毛等原材料贸易,而不是布匹之类的成品货物),他们都像格雷沙姆一样出身贵族阶层。其他人则通过与贵族出身的妻子结婚,而获取其财产和代表贵族身份的盾形纹章;还有些人通过王室的宠爱而成为贵族。伊丽莎白时期的商人和大地主们,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探险家,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他们学会了一致行动。在最开始时,贸易和掠夺并不是明显的商业或者政治伙伴,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它们很快就结合到了一起。在伊丽莎白继位的前十年里,常常模糊了商人和大地主之间的差别。随着同菲利普二世敌对状态的升级,合法贸易和非法掠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淡化,直到最后几乎很难区分贸易和掠夺了。

  宫廷和伦敦成了财富和权力竞争的中心,而西南部那些虔诚的新教徒早在伊丽莎白继位之前就开始了全球大探险。约翰·卡伯特,一位意大利的移民,在亨利七世时就从布里斯托尔扬帆远航了。约翰·卡伯特的儿子,塞巴斯蒂安宣称发现了纽芬兰岛,使他父亲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小约翰·卡伯特策划了第一家从事探险的股份公司——莫斯科公司,使他的航海活动可以不受王室的控制,该公司第一次远航的经费就是从一部分贵族和高官那里筹集的。普利茅斯的威廉·霍金斯,一位西南部的商人,在16世纪20年代末就同巴西成功地建立了贸易关系;在1531年的第二次远航时,他甚至还随船带回来一位印第安酋长,这显示了印第安人对他是“极为喜爱”的。南安普敦和普利茅斯哺育了一大批伟大的探险家——商人、绅士和海盗,他们的名字都具有浓郁的西南部特色:钱珀瑙恩、霍金斯、法因斯、戈多尔芬、格伦维尔、吉尔伯特、基利格鲁和德雷克。

 然而,从海外获取财富(无论是通过合法还是非法途径)带回英格兰的想法,并不是伊丽莎白的臣民所开创的。从亨利八世起,都铎王朝就沉迷于奢侈品中。各种奢侈品,如华丽的服装、珠宝、食物或者娱乐都是亨利权力中的一部分。在伊丽莎白时期,它们又成了她统治的主要象征。她的宫廷自然也就成为全国的时尚中心,所有谋求王室宠幸的人都模仿她宫廷的方方面面:衣着服饰、饮食口味,以及对印第安和东方的“暴利贸易”,或者奢侈品的渴望。

  女王最为赞不绝口的是财宝,它可以替她支付账单,这些财宝可以化为她的财富,用来巩固权力、拉拢宠臣,此外还可以用来保家卫国。通过暴利贸易所积累的财富,成为人民的甘露,因而吸引着王室也加入到这股淘金热中。如果一个幸运的探险家通过妙计发了财,替女王分担了风险,他就会得到王室的青睐。然而,在女王还没有开始亲自或者派遣自己的船队加入到危险而代价高昂的冒险之前,她要求臣民们在出发寻宝时,把个人的命运同她的命运一起都放在王国的利益之中,听从她的指挥。甚至女王那些极为谨慎的大臣们,如威廉·塞西尔爵士、尼古拉斯·培根爵士、威廉·赫伯特爵士和彭布罗克郡伯爵都急切地参与到对财富的探寻中,将他们个人的命运也都悬在了空中。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任何人要想获得王室的宠幸,就必须用自己的财富为女王和国家冒险。

  薪水微薄,常常拖欠或者扣发,国务大臣和文职人员们都需要自己想法去谋生,同时又要为国家服务,而且要代表女王来花费自己的财富。按照现在的规则来看,在他们征税时,常常会发生违背公众利益的行为,比如增加1%的税收来维持他们的花销,不过忠心总是需要的。塞西尔和女王在解决这些难题,压制那些挑动事端者时,常常采用的方式是颁布葡萄酒、铝、锡或者铜矿、盐的特许权,甚至出售王室土地。

      然而,伊丽莎白成功的秘密在于,同这些血腥的朝臣、商人以及权力、财富和战利品的追求者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能力消除绅士和商业探险家们之间的巨大分歧,并且实施个人的意愿来保卫英格兰的安危。同她和英格兰的安危相比,他们的贪婪、“发现新世界”的决心、通往印度的捷径或者对殖民帝国的设想,毫无疑问都不能占据主导位置。这种“融合”,在她统治期间,一直是反复出现的主题。作为女王,她谋划宫廷权力斗争的平衡,同时她在国际政治当中也大搞平衡,拖延和久拖不决的婚姻诱惑、结盟和不结盟,支吾搪塞、开始的默许后来的公然支持海盗和抢劫,都是她的核心策略。

  女王的权力——自身的安危——以及她治国的根本都是基于融合或者妥协。作为一个新教统治者,内有新教和天主教的纷争,外有天主教大国西班牙和法国的威慑,伊丽莎白谨小慎微,似乎不能胜任“所有英格兰人”的女王。在1559年4月通过的《至尊法令》和《统一法令》标志着宗教纠纷的最后解决,伊丽莎白所统治的英格兰教会既不属于天主教也不属于新教。没有人对此表示满意,但是很少有人被得罪。这些法令巧妙地提供缓冲地带,以维护国家的和平。

  除此之外,贯穿伊丽莎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是国家的安全。事实胜于雄辩。她的祖父——亨利七世积聚权力,最终结束了约克王朝同兰开斯特王朝之间持续百年之久的玫瑰战争①。在她3岁前的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目睹求恩巡礼②的群众起义严重威胁着她父亲的统治;其他深刻的记忆就是她母亲被处死以及因此在心灵上所留下的无形阴影。

      这些无形的伤痛一直持续破坏着她年轻而又骚动的生活,一直到成为女王。由于被达德利的父亲——诺森伯兰郡伯爵所逼而远离她的弟弟爱德华六世,伊丽莎白开始了漫长的流放生活,同时也导致后来她对枢密院大臣的不信任。在她的姐姐手中,她挺过了最后的怀疑和囚禁,而这种伤害也是最为深刻的。

  毫无疑问,个人和国家的安全成了伊丽莎白所关注的焦点,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可以不拘一格采用任何方式。正是对自己、臣民以及王国安危的强烈愿望,驱使她鼓励掠夺、促进贸易、变换盟友、听取精英和探险家们的建议以实现帝国梦,从而缔造了大英帝国的雏形。抢劫和掠夺是她实现安全目标的重要方式,然而要把它成功地运用到国家政策中去,还需要她能够成功地“调控”那些商人和绅士们,因为是他们在执行这一政策。

  按理说,我们不应该出现个人的错误,但是应该准备并预测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潜在危险,恐怕我们可能不会再对收复加来犹豫不决了。

  ——1562年9月30日伊丽莎白一世给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信

  到1559年4月,女王统治的第一个危险期已经成功度过:《至尊法令》和《统一法令》解决了宗教纠纷,《卡托-康布雷齐和约》也已签署。尽管伊丽莎白公开坚持要求收回加来,但是条约规定允许法国占领8年,到期归还,或者以50万克朗(约合现价亿美元或者英镑)做抵押。在女王或者塞西尔的头脑中,肯定已经意识到放弃加来已经不可避免,他们都明白条约中规定的抵押金恐怕也只是一纸空文。

      不过,很多人相信加来的失守深深挫伤了伊丽莎白·都铎王朝的民族自尊。加来在100年来一直是批发商们的家园,他们把英格兰的羊毛运到这里,加工纺织,从事贸易。失去加来的同时,也失去了战争、人力、商品、金钱、家园、市场以及信心。更糟糕的是,英格兰本土也暴露在了危险之中,没有了加来,英格兰就无法控制多佛尔海峡(当时称为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以及两岸的大片土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伊丽莎白对收复加来仍然抱有幻想,并且促使她采取措施收复该城镇,但是因此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卡托-康布雷齐和约》只能结束双方的敌对状态,为双方挽回面子,并没有实现任何最终的目标,因为它并没有消除未来的战争威胁。法国新国王弗朗西斯二世,现在也是苏格兰国王,他的新娘——苏格兰女王玛丽,公开挑战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权。她一再宣称,自己作为亨利七世的孙女也有权继承英格兰王位。

  弗朗西斯的父亲——亨利二世在1559年7月因格斗受伤而死,情况对伊丽莎白更加不利。亨利允许他的儿子和玛丽使用象征英格兰王室身份的盾形徽章,公然企图将伊丽莎白纳入更为强大的法国之中。现在,苏格兰的玛丽也成了法国的王后,她那些显赫的叔叔们——吉斯家族,也开始积极策划将玛丽推上英格兰王位的宝座。

 当时,法国和西班牙在很大程度上都把英格兰当做它们军事和经济的后盾,从很多方面都可以找到充足的证据来验证这一观点。然而,它们都没有想到在长期的博弈中,伊丽莎白·都铎成为第一个巧妙地利用这两个巨人之间的斗争坐收渔翁之利,并打破了欧洲的权力平衡,从而给英格兰踏入世界政治舞台以可乘之机。在北方,伊丽莎白·都铎王朝要时刻警惕着法国的非正式领地——苏格兰,因为笃信新教的苏格兰圣公会的贵族们同王太后吉斯家族的玛丽之间随时都可能发生冲突,从而使法国和英格兰都卷入苏格兰战争中。战争是无法预测的,但是肯定会危及贸易。

  在伊丽莎白看来,任何战争除了劳民伤财之外,从根本上只能暴露英格兰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虚弱。英格兰对付一个像法国那样的大陆强国就力不从心了,更不要说再加上一个苏格兰,另外可能还有爱尔兰。对于所有同情天主教的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或者教皇的使者来说,同样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可以看做是它们的后援。面临着潜在的海战以及苏格兰边境的战争危机,就必须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动向,英格兰的侧翼爱尔兰、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军队的现状或者问题是:海军需要钱,而国库空虚,这对伊丽莎白来说,似乎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难题。更为糟糕的是,年轻女王的统治地位还没有得到认可。对她的大臣们来说,缭绕在心头的战争忧虑在女王统治的初期就不可避免地牵制甚至是牺牲国家的自由。

  尽管战争威胁的代价十分高昂,但是如果英格兰想继续信奉新教,就不得不面临它。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们不仅需要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同时还需要使英格兰远离代价高昂的冲突。 法国对加来的占领,阻碍了英格兰的批发贸易,对英格兰刚刚开始起步的现代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尽管英格兰的批发商已经将他们的贸易暂时转移到了西班牙的低地国家安特卫普,但是他们还要继续寻找其他能够成为贸易重镇的城市。同时,苏格兰和法国的海盗们常常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活动,并且最有实力的商业团体——商业探险家公司,其主要业务都位于安特卫普,它们十分担心同大陆的财富来源割裂开。依照法律,他们只能在国外销售产品,并且只在安特卫普享有经营权。英格兰女王知道这些商人是她获取贷款、巩固王位的最佳人选,同时她也看到,即将来临的战争会耗尽最佳的资金来源。

  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她必须作出抉择。但是,伊丽莎白从不仓促决定。尽管她千方百计地避免这种两难境地,但最后她还是要作出选择。在为军队筹集到贷款之前,女王需要明白她的家底有多少,以及她能够从本国或者外国商人那里获取多少贷款。为此,伊丽莎白需要知道她有什么,欠什么,哪些失踪的能够追捕或者归还回来,以及哪些能够卖掉获取金钱或支持。在她统治初期极为关键的几个月里,枢密院给“财政部的出纳们下令,要求他们将已故女王除正常的王室经费支出外,最后赏赐的财物列出清单,并且呈报上来”。已故女王的珠宝被列成清单,并且标清那些失踪或者在她生前已经被出售的。枢密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审查已故女王的王室土地转让活动。枢密院对于那些“亏欠国库的财务人员”发出了一封“亏欠国库”的信件,通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拖欠财政部债务的人们。并且,女王陛下发布命令,任命委员会对所有的花费进行审查。在12月,审判庭给丹叟先生发了一封信,要求他“签发判决,追回所有拖欠的款项”。

  之后,女王和她的大臣们给各郡长发布旨令,要求对每个郡的“王室特支费的收税员”施加压力,因为“他们拖欠了税款”。这些旨令正式发给了以下各郡的郡长:白金汉郡、约克郡、格洛斯特郡、诺丁汉郡、牛津郡、伯克郡、斯塔福德郡、沃里克郡,同时也发给了下面一些城市的市长:北安普敦、德比、金斯林和南安普敦,暗示上述各郡及城市的收税员,他们征收的1/15或者1/10税收可作为自己的报酬,从而激励他们努力工作以增加税收,这些报酬将在税款上缴财政部15天之内予以返还……

      在12月底之前,枢密院以女王的名义(不是第一次)提醒爱尔兰的财政大臣安东尼·圣·莱杰爵士,王室必须收回他在爱尔兰财政部任职期间没有入账的一大笔资金。佩吉特勋爵收到通知,他的葡萄酒贸易的许可证需要重新审查,并且女王有权分享一份合理的利润,他也需要呈送一份拖欠已故女王税款的负债表。这就相当于一份官方的谴责,肯定会使圣·莱杰和佩吉特感觉极为不快。从北部的贝里克郡到康沃尔郡最南端的地端岬①,都被伊丽莎白和她的枢密院大臣们搜索了一番,不仅是为国家筹集资金,同时也为了摸清她的资产和债务。任何教会或者贵族,任何商人或者自耕农都无一幸免。在接受审计的资产中,最为重要的是女王的海军。

  在1559年3月前,女王的海军官员们第一次将海军的资产和负债登记造册,并形成了《海洋事业报告》。它详细记载了所有战舰的名称、吨位和官兵数目,也评估了女王海军的战备状况,详细介绍了每一艘战舰,包括它们的维修状况、大炮的类型和数量以及粮食储量,同时它也查明要使舰队恢复到适宜的战备状态,需要花费多少。脾气暴躁和天赋极高的海员威廉·温特是女王的军火专家,他擅长制作海战武器,他很有可能也是《海洋事业报告》的主要作者,他也汇报了舰队的所有武器装备和弹药状况以及仓库中库存的弹药储备情况。

  更糟糕的是,苏格兰的海盗们开始大肆掠夺英国的进口物资,骚扰英国的海岸线——在东边是从贝克里郡到诺里奇,在西边是从卡莱尔到利物浦,情况糟糕到甚至连西班牙国王都难以容忍了。爱尔兰的海盗也把爱尔兰海域搞得极其危险,英格兰的走私商和海盗常常与他们同流合污。

 有消息传到宫中,说一支法国军队已经驻扎在了苏格兰。玛丽·斯图亚特和她的丈夫弗朗西斯就住在法国,而法国入侵的威胁也常常悬在心尖。信件雪片般的飞到枢密院,请求女王支援,这些信件来自朴茨茅斯、南安普敦和五港同盟的城市 ①。这个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对抗法国和苏格兰,主要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情况万分危急,但是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顽强的英格兰人——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要独立自主,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帮助下去阻止内战。不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全都团结起来共同抗敌。法国对苏格兰的统治对英格兰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没有一个人希望残暴、野蛮的侵略军颠覆国家,掠走他们所剩无几的财物。

  无论是由于幸运,还是因为塞西尔代表女王和国家谋划了英格兰的好运,在1559年4月,苏格兰圣公会的贵族们已经开始起来反抗寡居的吉斯的玛丽女王所率领的法国军队。在西面,爱尔兰坚定地站在了天主教的一边,这对法国、西班牙甚至罗马教皇来说都是潜在的帮手,可以变成他们在不列颠群岛对抗新教英格兰的立足点。毫无疑问,伊丽莎白早就看出了战争的苗头,需要立即备战了,但是没有现金,没有常备军,劣质的货币仍然在市场流通,舰队又急需修理,因此获胜的希望微乎其微。

  毋庸置疑,前景真的是不容乐观。然而,尽管所有的建议和信件,不论明智或大胆与否,全都使人们更加了解国家的财政现状,只有伊丽莎白的商人们对女王的支持给了她以喘息之机,使她能够运用所学的才能来作出选择,采取行动。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伦敦绸布商公司的一员,女王在安特卫普的代理人,在1558年底和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之一。在16世纪的前半叶,安特卫普的地位在逐渐上升,它是北欧所有奢侈品的中心。到1559年春天时,它已经轻而易举地成为北方的商业首都,是格雷沙姆的活动基地。安特卫普的吸引人之处还在于,它是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在尼德兰的经济支柱,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开拓新世界的起点。随着加来的失守,批发商们已经暂时撤到了安特卫普,并且开始寻找新的城市作为更为长期的贸易基地,用来从事羊毛纺织及织布业务。

      幸运的是,温特是一位极有天赋的海军官员,他的才能远不只在航海和验船方面。苏格兰女王及其法国亲戚吉斯家族,为了消除日益高涨的新教运动而发动战争时,伊丽莎白只好派遣温特前去御敌。1559年12月,可能是这一年中最为糟糕的时间,海军在北海开始了战斗。

  北海12月的大风和冰山并没有阻挡住女王的这些不屈不挠的海上勇士们。他和他的34艘战舰突然降临到法国援兵的面前,不仅仅阻止了他们登陆,并且将他们打退到西班牙的属地尼德兰。虽然法国人已经筋疲力尽,但是很高兴还能幸存,他们爬上岸,却又遭到不明国籍的海盗的骚扰。

      1560年1月,在几周之内,信心百倍的温特大胆地航行到利斯的福斯湾,包围了法夫的法国军队。法国军队立即放下武器投降,温特缴获了两艘法国单层甲板大船,为自己也为他的官兵和英格兰赢得了荣誉。当战报传到女王的王宫时,她几乎不敢相信温特的卓越战绩。女王下令马上采取陆上行动,信使昼夜兼程赶到贝里克郡传达命令。如果温特可以取胜,诺福克公爵肯定也可以成功,那就可以将法国彻底打败,她是这样推理的。温特的胜利使苏格兰圣公会的贵族们欣喜若狂,一再恳求英格兰的军队出面帮助他们,夺回自己的家园,把苏格兰女王玛丽的母亲——吉斯的玛丽赶下台。

  同时,在安特卫普格雷沙姆给塞西尔写信,详细描述了1月份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格雷沙姆和他的代理人理查德·克拉夫(负责为英格兰的舰队和军队提供武器弹药等军备物资)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获得贷款,购买女王所需的价值大约万~万英镑(约合现价538万美元或者291万英镑)的大量战备物资,以及女王陛下的船只怎样从安特卫普起航离开。然而,在贸易即将中断之前,塞西尔发出了一份充满担忧的信件,不过很幸运的是,安特卫普当局和外国商业巨头们同意已经装货的英格兰船只起航离开。格雷沙姆和克拉夫已经装满了大量的铜,足够女王的军火工人制造40门大炮了。

  格雷沙姆在谈判中的胜利以及在海上对法国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温特的努力,他将法国军队包围在海湾,并且使西班牙害怕报复而不敢干预。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现在由温特控制着,英格兰威胁要切断安特卫普以及法国和苏格兰的运输通道。在女王漫长的统治中,这是第一次,她的舰队可以保护她的安全免受外敌入侵,同时又能确保贸易额虽然大大减少,但仍能继续。格雷沙姆尽管负责战争武器的采购,也想尽快重建和平,因为每一个海盗或者探险家都想获取最有价值的奖赏,成千的英格兰人都尝试着重启英格兰主要的出口业务——出口布匹到安特卫普。

  一旦同吉斯家族在海上和陆上的“徽章之战”逐渐平息,并最终宣告结束(主要是因为吉斯的玛丽在1560年6月突然死亡),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二世和他的王后——苏格兰女王玛丽被迫宣布放弃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至少双方签署了白纸黑字的《爱丁堡条约》。然而,英格兰仍然感到了极大的威胁,因为议员和女王都看到了诺福克公爵的反复失败。人们无休止地在争论战争为何失败。当局知道,他们极其幸运,在第一次的尝试中就一举获胜,并且基本没有什么损失。唯一没有受到批评的将领就是威廉·温特。

  似乎英格兰的好运会长久一些。弗朗西斯二世在1560年12月突然暴亡,他的弟弟查理四世继位,由他全能的母亲——凯瑟琳·美第奇摄政。玛丽·斯图亚特现在成了寡居的法国王后,无权无势。尽管她从来没有批准《爱丁堡条约》,但是法国和西班牙现在都想同英格兰讲和。在温特的钳制下,贸易几乎完全中断,现在人们又期盼着英格兰的舰队重新开始贸易。

  和平的曙光已经闪现,英格兰和法国的军队已经撤出苏格兰,威廉·塞西尔再一次展现了他的管理才能。耗费——更为确切地说——女王国库的耗费,对节俭的伊丽莎白来说更是要命。根据他的部分建议,女王下达了详细的管理条例,以监管海军部或者“海军与海事部门”的运行,目的是为了紧缩开支、减少浪费,并且每周都要向海军大臣和副司令通报。海军的财务官也要每月一汇报,并且每一季度都要上缴书面的财务报告,海军的军械官必须每一季度上报其部门的情况。但是真正控制舰队、军火和船员开支的是女王的财政大臣——温切斯特伯爵,在枢密院中他总是站在女王的一边。

  现代的海军管理开始初现雏形。本杰明·岗松爵士在皇家海军中的地位就相当于温切斯特伯爵,他负责管理各项开支。岗松本身又是一个富裕的商人,在其他的方面也很出名。几年以后,他成了女王时期最为宠幸的海盗约翰·霍金斯的岳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