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郑培凯 余英时用过的几个笔名

余英时先生在1950年到1952年时用过好几个笔名,较为人所熟知的笔名是“艾群”,但是余英时先生的“少作”,绝不仅仅只有以“艾群”为笔名发表的那些文章和著作。

余英时。资料图片

作者:周言

中国作家一向喜欢使用笔名,其原因如作家笔名研究者朱宝樑先生所归纳的,首先在于第一次投稿没有把握能成功,因此常用笔名,写得不好没人知道,如果获得好评,就渐渐露面;第二种情况是用不同的名字发表不同题材的文章,做诗用一个,写小说用一个;第三种情况是一位作者把两三篇文章发表在同一期杂志上,作者本人或期刊编辑就为这些文章协商不同的名字发表,以示园地公开;第四种情况则是用笔名发表政论、或者批评某人;第五种情况则是用不同的名字假装拥护其以前发表的观点,以壮声势;第六种情况则最为重要,主要是政治问题,另取假名以免影响自己及家人安全。

艾群:亲口承认

余英时先生1950年代在香港时,写作勤奋,加上其和出版界、报界来往颇密,自己也曾经当过出版社和报社的负责人,因此文章、著作源源不断,也因此取了许多笔名。余先生较为人所熟知的笔名是“艾群”,这也是他自己比较中意的一个笔名,也是唯一一个亲口承认过的笔名。

他用这个笔名在1950年代的《自由阵线》、《人生》等比较重要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也用这个笔名出版过著作———但这些著作后来再版时,著作人改回原名。

余英时的学生王汎森先生曾经为编纂《余英时早年文存》,请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培凯先生代为复制余先生在《中国学生周报》上的文章,但是郑一无所获,后来郑致电余先生才知道,余先生在1950年到1952年时用过好几个笔名,“只是时过境迁,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用过一个‘艾群’”。

同时余英时强调“那些文章是‘少作’,现在没甚么看头”。大陆出版《余英时文集》十卷本时,余先生在序言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学习的纪录,久已置于高阁。

”但是《余英时文集》编者沈志佳几次提议将这些少作收入,最终余英时接受了沈志佳的建议,谈到再版这些少作的原因,余英时尤其强调:“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余英时后来谈及这些少作,不改初衷,他说:“年轻时是没什么学力,虽卖文章吃饭,却都写自己相信的话,并不胡写。”

但是余英时先生的“少作”,绝不仅仅只有以“艾群”为笔名发表的那些文章和著作。笔者前段时间赴港,在林道群、黄潘明珠、陈致等几位朋友的帮助下,查阅了《星岛日报》、《自由阵线》、《人生》、《自由中国》、《中国学生周报》等曾经发表过余英时先生文章的几种杂志,根据各种资料的归纳,猜出了余英时先生早年所用的几种笔名,此处加以披露,同时也对余英时先生在1950年代用原名发表的文章作简单的介绍。

首先说几种余英时用原名发表文章的情况,这就要提到余英时与《星岛日报》的关系。《星岛日报》1951年1月1日刊登的《能忍自安》,是目前为止能找到的余英时最早的文章,算是余英时先生的“处女作”。这篇文章的署名是“余英时”,一般来说作者对于自己的处女作使用原名和笔名,都有充分的理由,而余英时在此处使用原名,充分体现了其对处女作的自信。

另外余英时1954年3月在《自由中国》发表的《平等概念的检讨》,使用的也是原名,这篇文章也是余先生早年比较成熟的作品,所以才会用原名发表。而余先生当时在《新亚校刊》上的文章,也是用原名发表。

另外有一种情况是原名和笔名交互使用,这一点可以从余英时与《人生》杂志的关系来看,余英时在《人生》杂志上写稿时,有时使用原名,比如1954年12月发表的《人生的徬徨——从“星星·月亮·太阳”说起》,使用的便是原名。

《星星·月亮·太阳》早年在《自由阵线》连载时,余英时也同时在《自由阵线》连载一些长篇的文章。从余英时为此书写书评来看,余先生很有可能和徐速认识,《星星·月亮·太阳》1953年由高原出版社出版,而余英时当时则是高原出版社首任总编辑。

值得一提的是,《星星·月亮·太阳》后来被改变成电影,由易文导演,尤敏主演,获得第一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余英时也常常用“艾群”的笔名在《人生》杂志上发表文章,还曾经用“艾群”的名字为《人生》杂志三周年题词。

另外余先生在《自由阵线》上的文章,大部分用“艾群”的笔名,大概是因为《自由阵线》是第三势力的文章,因此余先生用笔名来规避政治风险。但是也有特殊情况,比如余先生曾经翻译过罗素的文章在《自由阵线》上连载,译者用的是原名。

石英:“英时”毋误

余英时使用笔名最多的杂志,很有可能是《中国学生周报》。据我推测,余英时在主持《中国学生周报》时,发表文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不署名,一种是署笔名,而笔名也花样翻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和其原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这些用笔名发表的文章,也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为后人认定这些文章的“原主”提供了清晰的线索。

余英时在《中国学生周报》不署名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社评,按其所述,他是该报前三个月的主编,社评文章都是他写的,如果以余先生“三个月”这个限定的时间段查考《中国学生周报》,可以看出他一共写了约14期的社评,从1952年的7月25日到10月24日,首期的“创刊词”出自其手,其后的社评则以“学坛”为专栏名,第十四期的社评名为《如果鲁迅还活着?———也纪念鲁迅逝世十六周年》。

余英时在《中国学生周报》上署笔名发表的文章,则有各种各样的样式,笔名大约有两三个,可能性最大的叫做“石英”,另外“愚公”也有很大的可能性。这两个笔名看似和原名完全不同,实则由来有自,“石英”为“英时”两个字的翻转,改“时”为“石”,有趣的是后来台湾有一家出版社便叫做“时英出版社”;而“愚公”则更好理解,乃是“余公”的谐音。

这期中用“石英”的笔名所发表的文章,和余英时1950年代前期的“少作”有着非常相通的地方,都在肯定自由、民主、人权等一系列普世价值。

我之所以断定“石英”是余英时的笔名,在于其在《中国学生周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肯定自己的独立思想》的文章。一般来说,能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的人,和报纸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另外从发表的篇幅来看,要远远大于余先生所撰写的创刊词,因此可以断定这个“石英”就是余先生本人。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中出现了许多和余先生“少作”高度吻合的词汇,而且出现频率相当之高,比如“思想”、“独立”、“以来”、“指出”等等,而且行文语气也和这一时期余先生的文章有着极高的相似度。

当然“愚公”这一笔名的使用者也不少,但是和《中国学生周报》存在着联系可能性的人却很少。朱宝樑编写的《二十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收录了七个使用过“愚公”笔名的人,其中有四人去世早于1952年,因此可能性被排除,这其中就有1951年去世的青年党党魁曾琦,另外三人为齐良琨、成本璞、严眼周。

齐良琨是齐白石的儿子,1949年之后在大陆,可能性被排除;成本璞主要活动在晚清,因此可能性也被排除;严眼周生平不详,但是可能性也不大,当时《中国学生周报》也没有一个叫做严眼周的人,因此“愚公”几乎可以认定就是余英时。

◎周言,青年学者,著有《王国维与民国政治》等。